朱维铮 | 鸦片在中国怎样由药品变成毒品？

摘要：如果没有畅达的输入渠道，如果没有遍布国内的贩毒网络，也就是鸦片难以进口，或能够进口而处处备受打击，则域外鸦片商也不可能在中国贩毒赢利。

鸦片是舶来品。早已作为药品被载人中国的药典，但作为毒品，大规模侵袭中国，大约始于18世纪末。

为了说明鸦片作为毒品大量输人中国的由来，有必要略为回顾中西贸易史。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有一种流行观点是不正确的，那就是以为从1840年清帝国被英国打败，中国才被迫纳人世界经济体系。这种观点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违背历史事实。历史早已昭示， 至迟从明中叶起，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如此发达而持续不断，以致贫银的中国，能够在货币体系上实行银本位制，时间长达五百年。那些白银从何而来？回答只能是来自域外。

中国早有发达的对外贸易。晚唐以后，海上贸易更取代陆上贸易，成为中国与域外商业往来的主要形式。古老的富有浪漫情调的 “丝绸之路”，甚至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征服了几乎半个世界，而使中国、阿拉伯与欧洲在陆路进行的三相交流变得安全的时期，也没有恢复昔日的繁荣。那原因，便在于中世纪后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渐成定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出口商品，丝绸、陶瓷、茶叶等，都主要由东南地区提供。

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也许政治意义远胜于经济意义，但他率领的庞大舰队七次远航，在技术上显示了人类有可能在怎样的规模上克服海洋造成的天然阻隔，则是没有疑义的。事实上，在郑和以后，民间的海上贸易仍在继续，只是规模小，因政府干预而常以非法形式进行，不为官方记载重视，所以长期不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15世纪晚期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商人和冒险家，相继开辟由西班牙至东亚的海上商路。

1627年的一幅世界地图

葡萄牙人首先同明帝国沿海商人做生意，也首先发现用白银交换中国的生丝、绸缎、黄金、陶瓷等商品，运至南亚和欧洲出售最为有利可图。特别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秘鲁、墨西哥等地，攫夺了全世界最大的银矿，大量白银输人欧洲，更便于葡萄牙人利用欧洲银贱金贵、中国银贵金贱的反差从中渔利。以后西班牙人占领了菲律宾，发现将美洲白银直接运到菲律宾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再将中国商品运至美洲出售，较诸将白银运回欧洲再通过葡萄牙人转输到澳门购买中国货物，利润高得多。荷兰人又后来居上，1602年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后，从西班牙人那里赚取大量美洲白银，而同纷纷赶往爪哇的中国商人交换欧洲人所欢迎的中国丝绸、瓷器等。

据全汉昇研究，16世纪80年代葡萄牙人运到远东的白银每年约有三万二千公斤；1571年（明隆庆五年）至1821年（清道光元年）两个半世纪间，西班牙人运到菲律宾的白银总值约四亿西元，其中至少有二分之一流入中国，因而在明末有个西班牙海军军官曾说：“中国皇帝能够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建筑一座宫殿！”在清初，中国商船从荷属东印度运走了那么多白银，以致荷兰殖民政府迫于巴达维亚等地的“银荒”，而一再明令限制中国商船携带白银出口。但由荷兰商人在17世纪输往欧洲及东方各国的中国商品，仅瓷器一项即达一千五百万件以上，那效果就可想而知。

中式鸦片管

不妨略举中国的银产量进行对比。明代银矿开采由政府垄断。而矿监多由宦官充当，在嘉靖、万历间成为虐民的最大弊政之一，然而在“无地不开”的万历中期年平均产量也不过三十余万两。清入关后对于银矿采掘时开时禁，但产量最高的年份为五十五万余两，而到1800年前后，年产不过四十四万两弱。所以从清初顾炎武到鸦片战争前夜去世的黄汝成，都指出自明中叶至清中叶，无论帝国税收还是民间交易，折合白银或通用“洋钱”都来自域外。

以上情形，说明什么呢？

第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欧洲人开辟海上航路，在起初两个多世纪里，获益最大者之一是中国；

第二，贫银的中国能够实行银本位制，作为硬通货的白银主要来自域外，尤其来自拉丁美洲；

第三，从明中叶至清中叶，政府的税收、市场的流通和私人的储银，依赖对外贸易，尤其是东南沿海的民间对外贸易，其程度远过于人们的想象；

第四，至迟从15世纪起，中国作为世界若干种高级消费品的主要供应国，因而作为世界头号商品出超大国的地位，曾保持三个世纪；

第五，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的市场便绑在一起了，二者联系的紧密程度尚待研究，事实则无可否认。

这些事实，早为中国有识之士所感受。晚明到清初，屡屡出现 “银荒”，投入流通领域的白银减少，银贵铜贱，物价上涨，财政支绌，民不聊生。不少学者和官员寻根究底，便发现原因既在于长期内战和政府腐败，破坏了商品生产，导致商品出口锐降，也在于统治者出于短视而厉行“海禁”，破坏了对外贸易，更其是民间贸易，使域外白银无法流人国内。清初顺治、康熙间为了对付台湾郑氏政权，实行“迁海令”，封锁东南海疆二十余年，造成长期银荒，直到解除海禁，白银再度内流，这种现象才逐渐缓解，便是显例。

在“货币即财富”的观念支配西欧舆论的重商主义时代，那些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当然不能忍受这种长期的贸易逆差，一直设法改变，都不成功。在把大量白银送往中国的竞赛中属于后起者的英国人，却最先发现只有一种“商品”，能够代替白银来换取这个东方帝国的最佳物品，茶叶、丝绸、棉布、皮货、瓷器等等，那就是鸦片。

首先向中国输入土耳其、印度鸦片的是葡萄牙人，但数量既少，用途也属于药品。1600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建立后，立即与葡、西、荷等国商人争夺中国市场，但在一个世纪里，除了白银，他们的货物都无法被中国人所接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公司于1773年开始策划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组织武装走私，并在印度建立毒品生产的垄断组织；这个毒计获得了成功。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较三十年前增加了十倍，三十年后又翻了十倍以上，并在继续猛增。

英国在印度的鸦片储存库

于是，该轮到“天朝”倒霉了。当年逾八旬而越发骄横昏聩的乾隆于1793年拒绝英使马戛尔尼建立两国平等贸易关系的要求，傲慢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那时他竟不知十二年前“英夷”满载鸦片的武装走私船，便已出现在广州港外了，送来的正是天朝所没有的“货物”。马克思曾说：英印政府的财政，“实际上不只是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正是依赖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这个分析是符合历史的。由于中国是贫银国，因而明清两朝历届政府，都是对白银采取只进不出政策，限制乃至禁止中国商人用白银向外商购买货物，只许以货易货。这种“外汇”管制政策，所以能长期奏效，正因为中国的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非但能够满足国内市场的基本消费品的需求，而且能够向世界市场提供它国无法与之竞争的高质量低成本的商品。岂知这种政策碰上鸦片走私便一败涂地。

鸦片被中医当作治疗痢疾的特效药，由中国列朝政府准予进口，可以上溯至中唐。近千年间，虽有人发现它的麻醉作用并嗜之成瘾，但绝少记录，因为从晚明起，由美洲经菲律宾传入中国的烟草，早由福建人种植成功并销行全国，“崇祯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清朝人关后，康熙、雍正父子二帝，绝非禁欲主义者，却都憎恶吸烟，那理由也并非出于“吸烟有害健康”，而是出于种烟侵占粮田，有害田赋征收，并使闽粤等省由余粮区变成缺粮区，遇灾荒则生民变。因而他们屡颁禁令，严惩烟草的种植者和吸食者。谁知禁令成为诱因，这两省的城镇的纨绔浮浪子弟，既以吸用高级烟草为摆阔斗富的表征，遭禁后自然要寻求更难得而昂贵的代用品，于是鸦片自然成为首选，并创造了与吸烟类似的中国式鸦片吸食法。这种混合烟草与香料调制的鸦片，即清朝人俗称的“洋烟”或 “大烟”。

正在服食鸦片的清人

于是鸦片便在烟草禁令声中以法律许可的药品身份进人消费市场了。雍正皇帝号称严主，喜欢炫耀自己言出法随。但正是他在位期间，鸦片在南国的滨海城镇已经流毒颇烈，而且就在烟草生产基地的福建，爆出了作为省军政首脑的巡抚庇护毒品贩子而题参禁毒官员的丑闻，那手法正是混淆药品与毒品的区别，控告该知府“妄以鸦片为鸦片烟”，应按照大清律例“故入人罪”的条款治罪云。皇帝览折大怒，并非因为他已弄清鸦片与鸦片烟异名同实，而是因为该巡抚居然违背官官相护的惯例而袒民罪官，于是下令严禁吸用鸦片，违者严惩。时在1729年。这是帝国政府禁毒的首次记录。

应该指出，无论康熙、雍正的初衷是“善”还是“恶”，他们禁烟草不能说错，较诸后世统治者死盯住高额烟税而变相鼓励烟草无节制地扩大生产，还显得高明。雍正始禁鸦片，更属善政。然而事情就是那样奇怪，禁烟草政策的效应是诱发鸦片流毒，禁鸦片法令的效应更是激发毒品泛滥，而后者的一个副效应则是烟草禁令被人忘却。在乾隆时代，吸用烟草又成社会风尚，皇帝赏识的文学侍从大臣纪昀便是著名例证；吸食鸦片也成社会风尚，非但屡禁不止，而且由南至北迅速扩散，甚至侵入了紫禁城内。皇帝曾规定侍卫官吏犯禁者，处罚应较贩毒商人加重一倍，可知“瘾君子”的圈层已到何处。

《音调未定的传统》，朱维铮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出版。

人所周知，所谓吸毒成瘾，说的是吸食者身心对于毒品所产生的依赖反应，其程度已强到自律能力丧失殆尽的地步，为了获得毒品，倾家荡产、冒法犯禁，都在所不顾。这给域外的鸦片商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白银，提供了稳定的财源。然而，如果没有畅达的输入渠道，如果没有遍布国内的贩毒网络，也就是鸦片难以进口，或能够进口而处处备受打击，则域外鸦片商也不可能在中国贩毒赢利。很不幸，18世纪中叶以后帝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恰好提供了形成全世界最大贩毒市场的必备条件。正是这样的环境，给鸦片走私提供了方便，而走私入口的鸦片，由于逃避了帝国征收的关税，在黑市的售价比合法进口的鸦片便宜得多，因而使越来越多的中下层人民也加入吸毒者的行列。走私贸易向来不受“外汇管制”政策的限制。不言而喻，鸦片走私的规模愈大，则由中国非法外流的白银愈多。

（本文摘自《音调未定的传统》，朱维铮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编辑毛乃高，图片来自网络。原标题：鸦片怎样由药品变成毒品）

作者简介

朱维铮（1936-2012），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生前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从教52年。2006年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眼光独到，笔锋犀利，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治学范围涵盖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多个领域，已刊论文及讲演录二百余篇，著作十余种，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重要典籍近百种，《走出中世纪》等翻译成英文出版，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来源：一枚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