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位女外交家——龚澎，周总理：没有人能替代她

人的美并不仅仅局限于外在美，一个人的谈吐学识、胸襟气质都会成为为他增色的美。

在我们新中国成立前后，时代变迁、日新月异之际，无数英雄儿女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为国效力，绽放出独特的美。

有这样一位美丽的新闻发言人，就连毛主席都曾称赞她“天生丽质”。周恩来也说过：“没有人能替代她。”

她就是龚澎，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外交家、新闻发言人。

出生于日本，却积极抗日

龚澎于1914年出生于日本横滨。

龚澎出生在一个颇为不凡的家庭。她的父亲龚镇洲是著名的革命家，曾与蒋介石为军校中的同班同学，素有“铁血将军”之称。

母亲徐文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英语水平很高；姐姐龚普生也十分优秀，后来成了共和国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也是首任驻爱尔兰大使。

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龚澎也成了一位知书达理、才貌双全的美人。

说到龚澎一个纯血中国人为什么会出生在日本，就不得不说到上一辈的心酸往事。

龚澎的父亲龚镇洲祖籍安徽合肥，家中也并不宽裕。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只要好好抓住机会就有很大的可能出人头地，于是龚镇洲选择了去当兵。

他一路跋山涉水来到保定的陆军学校，日日刻苦学习，最终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辛亥革命。

而在1913年，因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反对者们共同发起了二次革命来讨伐袁世凯，龚镇洲作为反对者之一也加入了讨伐袁世凯的队伍。

但二次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在袁世凯的通缉追捕下，龚镇洲只能拖家带口逃往日本。到了1914年，龚家的第二个女儿龚澎就诞生于日本。

不过1916年，袁世凯就倒台了。没有了袁世凯的威胁，龚镇洲一家人就安心地从日本回到了中国。

这时的龚澎只有两三岁，对幼时的生活也没什么深刻的印象。

对他们一家人来说，日本更像一个临时落脚点，龚澎的感情和血缘还是牢牢寄托在中国土地上的。

而且作为革命者的孩子，龚澎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心中的家国情怀一点都不输男儿。

尚且年幼的她心中已经有革命的思想萌芽，希望将变革的风吹遍中国大地，自己心中也隐隐有了“想要为之做些什么”的初步想法。

1933年，19岁的龚澎以优异的成绩被燕京大学历史系录取。

那个时期为了抗日救国，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燕京大学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学生一定也是在这时代浪潮中最活跃的浪花。

入学两年的龚澎已经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尤其在学生运动中是相当优秀可靠的领头羊。

在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联组织的抗日救国游行中，来自各高校的莘莘学子高举旗帜，共同呼喊出救国的热血之心。

龚澎作为其中一员，是燕京大学的六个大队长之一，也是在1935年，龚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团员。隔年，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翻译、外交与新闻发言

龚澎在校期间就能熟练使用英语交流，在翻译方面的能力也颇强。

龚澎的英语并不单单是在学校学的。由于家中母亲英语很好，龚澎的英语启蒙是比其他同学早的。

不过她也没有因自满而止步不前，在校期间读了许多英文书、看英文电影，还以极强的行动力将一些思想先进的英文原稿翻译成汉语，再在同学中大面积传阅。

毕业后，龚澎决定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延安。依稀知道女儿做了这种决定的龚镇洲没有质疑，更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只告诉龚澎，只要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就不要回头。

有了家庭的支持作为坚强后盾的龚澎与家人依依惜别后，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去往延安的革命之路。

1938年，刚刚加入马列学院的龚澎就展露了自己不俗的英文水平和处事能力，为毛泽东等后来的革命领袖做英文翻译。

因为交际能力和行动力强，又被选中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秘书的工作。

之后又追随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来到了重庆，这个二战中重要的战略地点，不但要做翻译和外交秘书的工作，还成了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

由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共同聚集于重庆，许多国家都往重庆派来了众多外交人员。

《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巴黎晚报》、《莫斯科世界新闻》等许多报社的记者也留在这里，以获得战区的一手消息。

当然也有许多国际反法西斯组织在这里发光发热，而他们的人员也需要获知更多情报。

这时就需要一个精通英语的中方人员来为他们传递需要的信息了。

那个时期的国民党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专制霸道行为，让很多反法西斯人士和西方记者不满。

而相对应的，共产党却意识到了“信息传递”和“话语权”的重要性，采取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

龚澎作为共产党内培养的优秀外交发言人，以一位“中国女记者”的形象，肩负起了向外国友人宣传当前局势、与他们交流的责任。

龚澎并没有像一个单纯的传话筒或翻译机一样麻木地为中外双方互通消息。

龚澎在交流、演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天赋与优势，这种天赋与优势不单单体现在工作能力上，更体现在龚澎所具有的独特人格魅力上。

在学校，龚澎能以优秀的学业水平和高凝聚力成为同学们崇拜信赖的学生运动大队长；在党内，龚澎能以扎实的翻译功底和事务处理能力获得领导人和同事的欣赏。

在重庆一众记者与反法西斯人士中，龚澎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让人如沐春风的交流态度获得外国友人们的喜爱。

除了为外国记者们提供翻译为英语的前线战报，龚澎也会翻译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家发表的文章。

将这些内容印成清爽好看的小册子，交给记者们，极大方便了他们对重要内容的阅读，让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外交人、翻译者如此妥帖认真，有着独特的巧思。

龚澎本人对记者们和外国友人们的态度也可以说是极度温和而包容。

在很多与龚澎有过交流的外国人的回忆中，必定会提到龚澎的热情大方、温和坚韧、对真实的不懈追求、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不移。

面对龚澎，他们完全不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给妻子的信中有提到：“我发现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

有很多年轻的记者在面对这样一位美丽优秀，又有着高尚品格和大气为人的中国女性产生了超越友情的好感。

感情生活

作为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性，龚澎有过很多爱慕者。不过她的一生中除了两段婚姻，并没有多余的罗曼史。

龚澎的第一任丈夫名为刘文华。刘文华是一位理工科的高材生，先是在国内的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学土木工程的内容，后来又奔赴德国柏林大学读水利工程专业。

因怀抱着救国图存之心，加入八路军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刘文华与龚澎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相遇。由于刘文华也是个极有文才和哲思的青年，与龚澎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

两人一步步相熟，然后互相认可，再到相爱，最终与1940年在太行山区的小村庄内互许终生，成为一对新婚小夫妻。

但很快龚澎就受命调去了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央还不知道龚澎刚刚结婚，而了解详情的朱德表示如果龚澎不想去，可以由他去反馈商量。

但思及重庆那边很缺英语方面的人才，小夫妻一番商量，最后还是决定遵从中央的指令。两人约好分开后互相写信，然后各自投身革命事业。

结果，命运弄人，1942年，龚澎还奋斗在翻译工作第一线，刘文华却因患上了急性盲肠炎不治身亡。

祸不单行，龚澎的父亲也于同年病故，给龚澎带来极大的打击。

但刘文华也为妻子留下了“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就永远对得起我”的遗言，更为龚澎的革命信念增添了一份重逾千钧的推动力。

1942年，龚澎尚且没有从失去刘文华的悲痛中走出来，就遇到了她后来的第二任丈夫——乔冠华。

乔冠华获得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后，转而投身国际形势的分析，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政治时事评论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大力称赞。

后来乔冠华因工作受邀来到重庆，成了《新华日报》国际版的负责人，也认识了同为新闻人的龚澎。

两人因为工作原因常常一起行动，又因为相近的思想逐渐成了惺惺相惜的知己。

朋友们发现了两人之间友情以上的端倪，为他们获得真正的幸福，也为帮助龚澎从上一段悲伤的感情中走出来，一起撮合他们两个。

最终乔冠华与龚澎的爱情修成正果，两人结为夫妻，获得了诸多祝福。

毛泽东对龚澎“天生丽质”的赞美，其实是对夫妻二人共同的称赞：“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二人郎才女貌，可以说是完美的一对。

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与龚澎成了著名的中国夫妻外交官。

龚澎发自内心爱着自己的丈夫，在事业上也更愿意去支持丈夫，认为夫妻二人一心同体，对丈夫的维护与关爱就是建设小家庭的重要部分。

两人在外交场上珠联璧合，所向披靡，成就了一段佳话。

直到现在，“乔的大笑”依旧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是当时突显中国外交自信的符号。

龚澎更是作为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发言人，在外交部留下了格外清新迷人的一笔。

1970年，龚澎因脑血管破裂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心碎的家人和爱戴着她的朋友同事们。

龚澎的一生留下了无数美名。所有与她接触过的人都体会过与她交往的舒适愉快，又为她宝贵的品格而折服，或被她的才华吸引，或为她的爱情赞叹。

她为革命奉献一生心血，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这位奇女子是值得后人们敬仰的真正“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