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的才气，比起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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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君说
民国时期，虽然天下动荡，却也因为中西方文化的融汇，造就出无数才子佳人。
而在这其中，有一位女子，气质高贵，内心丰盈，既是徐志摩的密友，亦是林徽因的“劲敌”。
她喜好诗文，更擅长书画，泰戈尔认为她的才华在林徽因之上，徐志摩更视她为中国的“曼殊菲尔”。
她就是“第一位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凌叔华。
但同时，她的感情生活，也备受争议。
她这一生，在清醒与放纵间游离，迷离于世，沉溺于情；也曾在婚姻与爱情中徘徊，一世繁华，半生寂寞。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世纪名媛”的世界，纵观她的生活轨迹，品味她的人生起伏。

　　1900年，庚子之乱尚未开始。

　　北京名门凌家，诞生了一位名叫叔华的小女孩儿。

　　虽是家中庶出，但她却是众多孩子中，最为聪明伶俐的，深受长辈喜爱。

　　她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同榜进士，曾官居一品，家中往来之人，皆是达官贵族，鸿儒硕学。

　　凌叔华6岁时，绘画兴趣渐露，经常用木炭在白墙上做画，虽画笔略显幼稚，可画境却深得其中三味。

　　凌家亦是书画世家，其父见凌叔华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天分，便请来慈禧御用画师缪素荺先生，为其授课。

　　深宅大院，勾心斗角无数，可凌叔华却凭借着自己的聪慧与才华，成了父亲最看重的子女。

　　19岁时，凌叔华入天津第一女子师范读书，三年后，考入燕京大学，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三国语言。

　　同时，她的画艺已达到了“偶一点染，每有物外之趣”的程度。

　　这让父亲欣喜不已，可对于绘画，凌叔华更倾心于文学创作。

　　那时她的文笔稍显青涩，可这丝毫不能阻挡她对文学的向往。

　　她曾给周作人写信，想要拜他为师：“如果你不同意，就是阻止这个世界了解中国女性的所思所想。”

　　周作人被她的气魄与勇敢所打动，收下了这个学生。

　　在周作人的指导下，凌叔华很快便崭露头角，成了“五四运动”后小有名气的女作家，还一度与林徽因、韩素梅、冰心并称为文学界的“四大美女”。

　　相比于他人的成功之路，凌叔华是如此顺遂，这其中有她家世的功劳，但更多的是她的天赋与努力。

　　凌叔华知道，在这个世态炎凉的世界里，自己可以凭借“凌家大小姐”的身份，谋取一些资本；

　　可在学识与能力并举的文学界，自己唯有依靠才华与智慧，气魄与胆识，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

　　为了这个目的，凌叔华从来都是大步向前，不问归期。

　　（凌叔华）

　　蓝颜知己，惺惺相惜

　　1923年，“新月社”成立，社名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

　　几个月之后，“新月”主人泰戈尔便来华访问。

　　这让中国文坛倍感荣幸，徐志摩亲往上海接机，并与林徽因全程接待，而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辜鸿铭等文坛大家也极尽地主之谊。

　　他们选择北京凌家的客厅，作为招待泰戈尔的场所。

　　而凌叔华自然以女主人的身份，主持了这场盛宴，她用自己特有的魅力与气质，征服着在场的所有人。

　　连泰戈尔都称赞：“凌叔华的才气，比起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场聚会，不仅让凌叔华在文学界名气大增，还让她与徐志摩有了一生的牵绊。

　　当时徐志摩因追林徽因被拒，于是便追随泰戈尔访问欧洲。

　　期间，他开始与凌叔华频繁通信，甚至让人怀疑，彼此已为恋人关系。

　　《不容青史尽成灰》的作者刘绍唐就曾说过：“仅有凌叔华是最有资格做徐志摩的妻子、徐家的媳妇。”

　　然而，感情这件事，只有爱与不爱，没有应不应该。

　　徐志摩只是将凌叔华当作“红颜知己”，他在信中写道：

“我给别人写信总不自然，给你写就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因为你懂得。”

　　而凌叔华也曾形容，自己和徐志摩的关系是“手足之情”。

　　他们二人的感情，更多是友人间的惺惺相惜，而不是恋人般的缠缠绵绵。

　　徐志摩一生从未给他人做序，却为凌叔华的第一本小说《花之寺》破例，写了序文。

　　而他离京前，甚至将自己的那只“百宝箱”交给了凌叔华保管。

　　本以为两个人的友谊可以天长地久，可因为“徐陆之恋”，两人逐渐疏远。

　　1925年，凌叔华听闻徐志摩和陆小曼相恋之事。

　　凌叔华开始明白，现在的徐志摩已有了自己的恋人，自己也应该尽早离开。

　　随后，她与北大教授陈西滢相恋，结婚。

　　世人总以为两人断绝联系，是因凌叔华喜欢徐志摩，从而因爱生恨。

　　可实际上，凌叔华知道，避嫌是成年人应有的自觉。

　　真正的朋友就应该如此，需要时，我在你身边陪伴；不需要时，我便默默退出，衷心祝福。

　　（徐志摩）

　　异国爱恋，缘尽则散

　　婚后的凌叔华，其实并不幸福。

　　就连徐志摩都瞧出了端倪 ：“怎么陈源（一般就是指陈西滢）和叔华都闷闷不乐，他们才结婚两月。”

　　这时的凌叔华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扮演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她的世界应该是星辰大海，而不是柴米油盐。

　　而此时，丈夫陈西滢与鲁迅的骂战，也让她十分厌烦。

　　虽然胡适出面叫停，可陈西滢却再也无法立足于北京。

　　凌叔华只能跟随丈夫，前往武汉大学。

　　在武汉期间，凌叔华不但努力创作，主编了《武汉文艺》，还与袁昌英、苏雪林相交莫逆，结为好友，组成了“珞珈山三杰”。

　　正当凌叔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创作中时，却遇到了她生命中的“克星”——朱利安·贝尔。

　　贝尔是世界意识流文学大师、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侄子。

　　这位外国青年，为了体验生活来到了中国。

　　初到武汉的他，根本不懂汉语，是凌叔华给他不断的帮助与关心。

　　渐渐地，贝尔对凌叔华的感情，从感恩变成了爱恋。

　　他曾向姑妈伍尔芙写信，汇报自己的感情历程，还希望将凌叔华介绍给了姑妈认识。

　　而凌叔华却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一边是自己的婚姻，虽然相敬如宾，却心存陌生；一边是荒唐的爱情，虽然有违世俗，却让她体会到了久违的阳光。

　　世俗与理智的交缠，让她痛苦异常。

　　然而，凌叔华毕竟身份特殊，很快两人的关系便闹得满城风雨。

　　陈西滢开始严厉斥责贝尔，称他不是正人君子，逼迫贝尔离开了中国。

　　之后，贝尔死在了马德里保卫战，凌叔华的这段不完整爱情才尘归于土。

　　而凌叔华和陈西滢虽看似重归于好，可凌叔华心底却对这份感情更加厌烦。

　　他们虽然不吵不闹，可婚姻却变得像一潭死水，毫无起伏。

　　凌叔华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了爱情，只剩痛苦。

　　（凌叔华和陈西滢）

　　名动欧洲，心系祖国

　　贝尔虽然身死，却使得凌叔华与他姑妈伍尔夫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1938年4月，弗吉尼亚·伍尔夫为凌叔华写了一封信。

　　她信中写到：“我知道你的痛苦，但我唯一可以给你的指点与忠告，就是工作。你可以把你的心思集中在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上。”

　　伍尔夫建议凌叔华可以用英文写作，若有不对的地方，她可以帮助修改。

　　这样的建议，给了凌叔华无限动力，她将自己的苦痛与郁结，都变成文字，在创作中尽情抒发。

　　当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一经出版，便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古韵热”。

　　英国读书协会将它评为当年度最畅销的作品，《泰晤士报》更是评论它说：“古韵犹存，不绝于耳。”

　　从此，凌叔华名动海外。

　　之后的许多年，凌叔华被世界多所大学聘请，担任大学教授，讲授中国近代文学。

　　在这几十年里，凌叔华虽一直在西方漂泊，可她心中一直牵挂着家乡。

　　她曾说过：“我生在北京，我的心还留在中国。”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她就像一棵孤独的梧桐，虽枝繁叶茂伸向远方，可她的根永远驻扎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她弥留之际，她心中惦念的，依旧是北海的白塔和史家胡同的旧居。

　　过去的情思，她从未断过；昔日的眷恋，她深埋心底。

　　临终时，凌叔华已不能言语，只能在纸上点点画画，留下了人生最后一份墨宝。

　　这些如字似画的线条，正如她的人生，曲折中透着平静，淡然中却让人深思。

　　那些历史长河中的故事，终成为世人谈论的话题；那些意义深远的文字，却被后来人眷顾，传为永恒。

　　凌叔华这辈子，有过辉煌，也有过失落；遇到过真爱，也品尝过真心。

　　她一生追求，无非爱与远方；她一生向往，不过诗与月亮。

　　那些她生命中出现的人，有的陪伴了她半生；有的让她刻骨难忘；有的虽没在一起，却成了永恒。

　　其实，女人这一辈子，最该讨好的就是自己。

　　依着自己的梦想，靠着自己努力，最后活成自己最希望的样子。

　　爱时，轰轰烈烈，退时，波澜不惊。

　　人生虽有波折坎坷，但若能如凌叔华一般，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便可一往直前，万事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