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冀鲁边·革命③丨刘格平:冀鲁边区播火种

　　编者按：冀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河北省津南地区的部分县，与山东省北部的乐陵市等部分县合并形成的一个战略区。冀鲁边区有深厚的红色底蕴。1939年秋至1940年春，冀鲁边为鲁西、鲁南输送了近20000名干部、战士，为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期间冀鲁边有10万多抗日军民牺牲在这片热土上。

　　近年来，乐陵市扛起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中心县的历史担当，对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建立了冀鲁边革命纪念园和党性教育基地等，为打造‘南有沂蒙山、北有冀鲁边’的红色教育品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进一步弘扬“敢为人先、大爱为国、不屈不挠、团结奉献”的冀鲁边精神，大众网·海报新闻特推出“红色冀鲁边”专栏，分“革命”“抗日”“解放”三个板块，将连续刊登《大众日报》高级记者朱殿封老师的史志性报告文学作品《红旗飘飘》，敬请关注。

1984年，刘格平与当年一起参加马颊河暴动的战友刘全禄(中)、胡林晓(右)

　　“帝国主义列强欺负我们,军阀混战，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地主、资本家压榨农民、工人,劳苦大众苦不堪言。中国要强大,民众要翻身,就得变个天!”

　　刘格平:冀鲁边区播火种

　　朱殿封

　　为什么七七事变爆发仅8天,冀鲁边区便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为什么七七事变短短37天后,共产党员杜步舟、周凯东能够组建起华北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6团,打响了冀鲁边区抗战第一枪?为什么冀鲁边区最先成为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有一位共产党人最早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

　　他,就是刘格平。

　　革命拓荒者 冀鲁边区播火种

　　1922年金秋时节,刘格平从天津回到家乡河北省沧县大堤东(现属孟村回族自治县)村。因家境败落心情很糟糕的堂兄刘子芳、族兄刘景泉和13岁的姑家表弟王俊峰闻讯赶来看他,听他说说城市里的新鲜事儿。

　　身穿学生装、时年18岁的刘格平,拿出带来的《新青年》《丝语》，“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学作品、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些文章、宣传品送给他们:“你们拿去看吧。现在帝国主义列强欺负我们,军阀混战，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地主、资本家压榨农民、工人,劳苦大众苦不堪言。中国要强大,民众要翻身,就得变个天!”

　　“变天?怎么变?”三双眼睛齐刷刷盯着刘格平。

　　“打倒军阀,打倒地主、资本家,让民众当家做主人。”

　　“那,你家不是……”

　　“我家也不例外。”刘格平坚定地说。

　　刘格平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家有土地千亩,宅院成片,村里许多佃户长年租种他家的土地或给他家扛活。几年前,刘格平去南京北洋军阀办的一个军事学校学习,1921年春毕业后又到天津法国人办的工商大学的补习班学习,其间接触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了张隐韬、于方舟、于树德等共产党人。1922年夏天,张隐韬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是受中共顺直省委(河北、天津、北京区域)派遣,来津南地区发展团员、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刘子芳等三人疑惑地问刘格平:“这事有谁领头干呀?”

　　刘格平说:“共产党领头。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压迫剥削,主张人人平等。共产党领导下有个组织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员,你们要是愿意也能加入。”

　　“兄弟,你家这么大家业,你都舍得不要了,我这个破落地主的儿子还怕啥?”刘子芳说。

　　“这个组织的主张好,我愿意加入。”刘景泉说。

　　王俊峰热烈地说:“表哥,我也要当团员,给穷苦人争饭碗。”

　　刘格平说:“那好,咱们行动起来,联系更多的进步青年入团,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不久,刘格平介绍刘子芳、刘景泉、王俊峰,和本村五六个佃农及一部分年龄大些的小学生入了团。1923年2月,团员们在大堤东村秘密开会,建立了津南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刘子芳任团支部书记,刘景泉任组织委员,王俊峰任宣传委员。

　　接着,刘格平、王俊峰等到盐山、沧县、庆云、乐陵一带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团员、团组织。到1925年底,冀鲁边区创建了韩石桥、挂甲林、新县镇、谭庄、纸坊、盐山和沧县中学等十多个团支部、团小组,大堤东团支部扩建为团工委。革命火种落地冀鲁边区。

　　又是一年金风动。1926年7月,于方舟、李季达介绍刘格平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刘格平无比激动,他默默下定决心,一辈子跟定共产党,海枯石烂不变心。9月,他受中共顺直省委派遣,作为党的津南地区特派员到家乡一带发展党员、党组织,冀鲁边区大地上留下他一串串脚印:

　　他穿行于家乡大堤东、直隶沧县二中、省立泊头第九师范、盐山、吴桥、南皮、河间、献县,还有山东的庆云、宁津、乐陵等县的学校和乡村,先后介绍刘子芳、王俊峰、刘景泉、胡恒熙、马振华、武大风、范廷俊、马全振、郝树模、刘玉潮……一批思想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他在大堤东建立津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杨庄子建立庆云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县立马村第三高级小学建立南皮县第一个党支部；在沧县二中建立沧州第一个党支部……

　　他见基层组织已成规模,请示中共天津地委批准,1927年2月,在大堤东刘子芳家中主持建立了中共津南特委,他任特委书记,刘子芳任组织委员,邸玉森任宣传委员,刘清廉任军事委员。

　　这是津南地下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随之,又成立了中共盐山、庆云、沧县县委；河间、献县联合县委；在乐陵、盐山交界建立了杨马连工委；在宁津建立了城东工委等一批党的地方组织。

　　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一粒种子,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大堤东首任党支部书记刘子芳,他家的地下室是津南特委联络站,也是印刷《红旗》报的地方。他为筹备革命活动经费,变卖了家中数十亩土地和一处宅子。

　　王俊峰在盐山县发展植才小学校长王佩琪入党,建立党小组；在乐陵县李介家、史家坟、前、后灶张、王皮家一带活动,发展贾震(贾振声)等人入党。

　　马振华、苏一华发展乐陵县许家小学教师杜步舟等人入党。

　　刘玉潮发展南皮县黑龙村给地主扛活的长工王继堂和另一名农民入党。

　　萧卓之、冯振奎发展关锋(周玉峰)入党。

　　关锋发展马秀生、赵子贤、撒纲举等6人入党；撒纲举又发展郝甫龄、范忠厚、王玉忠入党。

　　……

　　冀鲁边区共产党员、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雪球”越滚越大,革命烽火如火山喷发前积蓄着力量,为日后开展革命斗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1年刘格平出狱时留影

　　借粮试牛刀 再次出手抓武装

　　1927年华北地区春荒,冀鲁边区一带农民吃树皮、树叶、糠秕、野菜度日,地主趁机敲诈勒索,囤积居奇。

　　刘格平与中共河间、献县联合县委书记刘清廉商量:“我们不能看着穷苦百姓活活饿死,我们组织党员发动农民同地主展开‘借’粮斗争。”刘清廉完全赞同。

　　刘格平、刘清廉带领党员骨干在献县杜生镇(现属沧县)周围村子里以表面传教的名义,向村民讲述军阀坏,地主狠,穷人苦；要活命,团结紧,“吃大户”,向地主“借”粮度春荒。刘庄有个小军阀,在旧军队里当旅长,家有上千亩土地,剥削穷人,广有积蓄。刘格平、刘清廉决定从他身上开第一刀,发动各村村民相互串联,约定第三天中午前去“借”粮。

　　是日中午,刘格平、刘清廉领着100多名农民装作过路先行进了刘庄,走到这家地主大门口,转身涌进院子里。地主立时慌了,招呼几十个家丁、雇工、佃户阻挡。“借”粮队伍有人把住大门,有人向雇工、佃户做宣传,有人跟地主说明来意:“我们没有饭吃,来借点粮食,等年成好了再还你。”地主不借。片刻,三四千名农民蜂拥而来。有一个佃户悄悄告诉,地主家的粮仓在东北角的一个院落里。几个农民代表领着大家来到仓房门口,打开了粮仓。众人闯进仓库,有的用口袋装,有的脱下衣裳用袄袖、裤腿装,上千名农民“借”到粮食走了。

　　之后,刘格平带领500多名农民再到杜生镇上几家大地主家“借”粮。走在镇大街上得到消息,县当局给镇上的地主保卫团打电话,让派兵抓为首“借”粮的。刘格平考虑到“借”粮人数少,力量不够,即刻改变计划,让大伙有组织地散去,以后再想办法。他对“借”粮代表们说:“你们在人群中隐蔽起来,他们抓了普通百姓会很快释放的。”

　　保卫团开到街上,抓了三个农民送到县城,也没问出什么。刘格平他们从中活动,三人都被放了。这次“借”粮轰动了平、津,反动当局在天津《益世报》上污蔑是“赤匪作乱”“武装暴动”。

　　“四一二”为开端,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残酷屠杀。血的教训再次教育了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要建立新中国,必须自己组建武装。1928年春天,刘格平与特委决定,分别以庆云和河间县东部沙河桥一带为中心,在这两个地方搞武装暴动。刘格平负责组织庆云武装暴动,李怀才负责组织河间武装暴动。

　　这是刘格平第二次抓农民武装。第一次是1925年秋末至1926年2月,共产党人张隐韬在冀鲁边区组建“津南农民自卫军”,当时刘格平任自卫军参谋长。那次武装起义震动全国,是北方地区由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遭到军阀镇压失败,张隐韬壮烈牺牲,刘格平脱险。

　　这次,刘格平在庆云见到时任中共庆云县委书记陈一新(后叛变)。投机入党的陈一新和一个地方民团联系,收编了县城南部的民团和警察有100多人,之后攻占庆云城,又收编了城里的民团和警察,一些民众也参加队伍,组成300多人的津南革命军。刘格平跟陈一新商量改造这支队伍,把共产党员和骨干分子掺进来。陈一新不同意,说:“共产党还得战斗20年以后,才可能胜利,我等不了。我的队伍不打国民党旗,也不打红旗,先守住城。”刘格平见一时说不通,只得从长计议。

　　就在打下庆云城第二天,张宗昌驻盐山的部队两三千人包围了县城,刘格平等人带领革命军登上城墙迎击敌人。敌人攻了一天没能攻进城,又调来十几门山炮冲着城里打。刘格平分析敌情,提出派特委成员胡恒熙连夜出城,到沧县刘子芳那里组织武装来接应,内外夹攻敌人以解围。陈一新表示同意。

　　当天半夜后,刘格平到一个亲戚家休息。天明时分,刘格平突然发现队伍不见了。原来,陈一新害怕队伍被共产党掌握不听他的招呼,故意将刘格平丢给敌人,偷偷把队伍拉走了。敌人进了城,刘格平赶快在亲戚家剪掉长发,扮作学生来走亲戚,躲过敌人搜捕。

　　事后,津南特委决定,开除陈一新等人党籍,由胡恒熙接任庆云县委书记。

　　在庆云组织武装的计划落空,刘格平叫来在河间的李怀才、沧县的刘子芳商量,再去河间组织武装。刘子芳带着5个人走一路,他和李怀才走一路,先到沧县看看情况再转去河间。不幸,刘格平去沧县二中联系学校的共产党员时,被认识他的两个国民党员学生出卖,敌人从刘格平、李怀才的住处搜出了手枪,两人被抓进国民党政府监狱。

　　两天后敌人审问刘格平和李怀才,刘格平说自己叫刘子敏,是国民党直隶省特派员,手枪是用来自卫的。法庭当天给天津国民党省党部打电报询问,回复说没有特派员刘子敏这个人。法庭以他私自携带手枪、冒充国民党特派员罪判刑3年。刘格平暗自庆幸没有暴露身份,不然,必死无疑。

　　李怀才谎说自己与刘格平是天津广东中学同学,前来找刘格平帮助介绍职业,被当庭释放。

　　后来,国民党当局听说刘子敏就是刘格平,后悔地说:“是他,真便宜他了。”

马颊河

　　组织大罢工 马颊河畔卷怒潮

　　“三区四区动了工,一区二区说不中,代表举了好几个,堤东请来了刘格平。请他不为别的事,庆云县里罢河工。”

　　这段民谣说的是,1934年春天,刘格平领导马颊河大罢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刘格平刑满出狱回到省委。之后党组织派他到山西、陕西搞兵运工作,次年秋回到津南特委。1934年开春,国民党庆云县政府侵吞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划拨的疏浚马颊河河道工程款,又贴出告示谎称:“奉省令,疏浚庆云县境内30里长的马颊河道,所需费用,就地筹款,每亩加捐一元,限期完成,违抗者严惩不贷。”

　　时值春耕大忙；清淤河道弃土占地毁坏麦苗；农民生活处于青黄不接阶段,再出钱出工挖河,民怨沸腾。此时,刘格平赶到庆云。4月15日晚上,特委以县委的名义在西安务村范廷俊家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分析形势。庆云时有400多名共产党员,党的力量比较强,决定在4月18日(农历三月初五)东林庙会最后一天,借民众赶庙会机会,召开全县民众罢河工大会。罢工大会消息以“鸡毛信”形式传出:“定于三月初五日,在北林庙会上召开全县罢河工大会,每家派一人参加,风雨无阻,切要切要。请你再写十张传出去。”落款:抗河工筹备会。

　　消息风传全县。县政府闻知,18日凌晨派军警抓走了中共庆云县委书记胡恒熙和城南区委书记张笃骞。刘格平临时开会决定,首先组织人到城里请愿,把胡、张二人要出来。这时,县保安队和严家务警察分局100多人包围了会场。刘格平立即部署反包围,三五个人对付一个。

　　众人推举一区区委书记胡林晓上台讲话,保安队大队长胡振国和严家务警察分局局长提着手枪跑上台阻止。霎时20多个小伙子跳上台,把胡振国等挤向一边。

　　“这河不能挑!”吵嚷中随着一声喊,头罩羊肚子毛巾、身穿小夹袄、脚蹬一双粗布鞋、身材高大的“农民”刘格平走上台高声说:“父老乡亲们,这次开挖马颊河山东拿了钱,被县里的贪官污吏扣下了。他们又让咱农民出工出钱挑河,说是河北省里的命令,是假的。县政府凭什么让老百姓出钱?县政府不但逼着大家出钱出工,今天早晨还把替大家说话的胡恒熙和张笃骞给抓走了,我们要求立即释放他们!”

　　台下万众响应,呼声如雷。

　　“乡亲们,走啊,找县长傅奎升算账去呀!”

　　从东林到县城20多华里,刘格平安排几十人骑自行车先走,沿路到附近村庄动员民众参加,行进的人群排了三四里长,一路上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到县城西门时聚集了两万多人。城门关闭了,刘格平组织了二三百人的敢死队打头,数十个身强力壮的农民用杠子撬,石头砸,肩膀扛。七八寸厚包着铁皮的城门,里面横插着粗大的圆杠子,还有十几个保安队员扛着。然而只听“扑塌”一声,城门硬是被扛倒了。队伍像潮水一拥而入。

　　刘格平指挥一批人先把住警察局、保安队总部大门,不让他们出来。大队人马来到县衙门前,只见大门紧闭,保安队、警察局在衙门前布防,架起了机枪。刘格平吩咐手持棍棒的一批小伙子逼近警察、保安队队员,使他们动不了。共产党员们站在人群前头,提出立即释放胡恒熙、张笃骞两代表等8项条件,众人高呼:“请县长出来!”“我们要求放人!”“不放,就砸监狱!”警察局长对着众人哀求说:“不能砸呀,我去请示县长。”

　　众怒难犯,傅奎升只得当场释放了胡恒熙和张笃骞,并面对面交涉,迫使傅奎升答应了“取消河工；清算河款,免除苛捐杂税；惩办反动官吏”等8项条件中的7项,签字画押,盖上县政府大印。众人抬着胡恒熙、张笃骞来到西门外广场上开大会,宣布:第一,全县民众团结起来；第二,如有军警到哪个村里抓人即鸣鼓,各村都去救援,取消警报时,即敲锣；第三,明天到板营马颊河聚会,自己带上吃的,大家尽量去。众人高举着由刘格平挥写的“庆祝庆云县罢免河工斗争胜利”横幅标语,游行欢呼“胜利了”!

　　4月19日上午,胡恒熙、张笃骞带领3万多人在马颊河工地游行,宣布:“河不挑了,县长已经签字画押了!”上万名河工欢呼跳跃,停止干活,拆了窝棚,挥锨舞镐,加入游行队伍。

　　当晚,刘格平、邸玉栋、胡恒熙等人开会分析,这次行动已发展成武装暴动,敌人一定会前来镇压,并探知国民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调了两个连骑兵向庆云火急开来。他们据此决定,连夜赶制袖章、旗帜,把分散在各地的几百条枪运来,明天在严家务举行武装暴动,成立农民自卫军,发《告全县人民书》,派邸玉栋通知京浦铁路以东各县做好响应。

　　20日早晨,刘格平、胡恒熙在去严家务路上得知,县里警察、保安队正在集合队伍前来镇压,大家要刘格平别去了。刘格平说:“我不去不行。我们趁敌人还没到赶快行动，把旗帜、袖章发下去即分散，使敌人去了扑空。然后我们连夜行动，收缴保安队员、警察的枪支,把队伍拉到庆云和无棣交界去。”

　　到了严家务庙前广场,他们正在组织会场,200多个保安队、警察包抄过来开枪了。刘格平、胡恒熙指挥参加暴动的人往东面集市上人群里疏散,疏散完了,他们十几个人再跑晚了。刘格平和胡恒熙等人怕伤害了赶集民众,不往人群跑也不能开枪还击,便往村子里跑。敌人追过来,子弹打掉了刘格平一根手指,断了两根,胡晓林左臂被打穿,杨德然头部受伤。刘格平、胡恒熙、胡林晓、杨德然、胡泮河、刘全禄、张云峰等8名党员和8名农民积极分子，另有青县派来联系工作的一位同志被捕，总共17人。轰轰烈烈的马颊河罢工暴动被敌人镇压。

　　两次落虎口 机智威武大丈夫

　　刘格平这是第三次落入虎口。第一次是1924年十一二月间，奉系军阀旅长张宪以他家操练民团、勾结直军、通匪窝匪，他鼓动“赤化”罪名，将他和大哥刘重霄一起抓捕。其父刘云静卖了200多亩地，取出在天津布厂、钱庄的股份，凑了2万块大洋，给了张宪及部下1万几千块，请客送礼花掉几千块，将他哥俩赎出来。第二次在沧县二中被捕。这一次,敌人把他们17人关进死牢,给刘格平砸上一副8斤半重的大镣,铁链子手指头粗。给胡恒熙、胡林晓各戴上一副“木狗子”,胡恒熙外加一副脚镣。刘格平和党员们商定,要很好地团结9个非党员,一同斗争着出来。只承认是赶集去买东西,看热闹被抓的。敌人把他们提审一遍,给每人灌了一桶凉水,没问出什么。

　　国民党庆云县党部给省里发电报,说刘格平等人聚众暴动,要求立即枪毙。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派员来调查情况,刘格平他们对调查的官员控诉县里官员剥削、坑害老百姓的罪行,说是无故被抓。调查官员答应回去如实报告。于学忠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赶出东北,他与国民党矛盾很深。结果,于学忠不同意县党部的意见。几天后,刘格平他们被押往北平(北京)国民党宪兵三团,关进脏臭潮湿的牢房里。

　　宪兵三团是个罪恶累累的刽子手团。刘格平他们一身农民打扮,敌人审问他们,都说是农民,不识字。敌人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无人屈服。敌人一时用刑,一时许官,一时又许给女人,并让妖冶的女特务故意在他们面前卖弄风骚。但是,一无所获。

　　胡恒熙遭受酷刑,刘格平心如刀绞。他和胡恒熙1925年在天津认识,第二年秋,刘格平介绍胡恒熙到武汉政治学校学习。“四一二”后,中共河北省委派胡恒熙到庆云县开展革命工作,胡恒熙又与刘格平相逢,刘格平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刘格平经常站在窗边等待看到胡恒熙的机会。一次,胡恒熙上厕所经过刘格平窗前,趁站岗的宪兵离窗子远,刘格平问:“胡,怎样?”胡恒熙说:“没有什么!你放心,我一个字都不说。”他撩起上衣,刘格平看到他大半个身子,都被火香烧成了红、黄、黑色。刘格平的肺都要气炸了!他心疼又感佩,对同室的同志们说:“马克思主义真伟大!”

　　刘格平手上的伤口化脓了,臭味难闻。一天,牢门打开进来一个人,刘格平抬头一看,是津南团特委书记小贾,他1933年被捕叛变了。小贾跑到刘格平面前说:“你在这里?!”刘格平说:“你怎么来了?!”小贾说:“要我来咬着你的。”刘格平说:“你是个青年人,竟干起这种事来!”小贾说:“我不干,我不干了!我可以装作不认识你。”外面的人把小贾叫出去押到别处。当天下午,杨团副——人们叫他“杨缺德”,提审刘格平,让小贾辨认。小贾当面说:“不是他,他是一点胡子没有。”过了一天,“杨缺德”又提审刘格平,他看到桌上摆着的纸上,有小贾被逼说的语无伦次的供词。敌人还是弄不准到底给刘格平定什么罪。

　　这期间,庆云、盐山县党组织联合一些人,到北平军分会张学良那里状告庆云县保安队乱抓好人。军分会向宪兵三团要这些人,宪兵三团见他们都是些臭农民,问不出什么来,又没有多大油水,待了一个月,把刘格平他们送到军分会。

　　1935年初夏,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往陕西“剿共”,宋哲元调来北平。一年后宋哲元部调走,他们在撤走前急急忙忙判决了。刘格平、胡恒熙按共产党员判决。刘格平被判无期徒刑；胡恒熙判刑10年,因患恶性痢疾,得不到治疗,不幸病死狱中。其余有11人按刑事犯判,最重的胡林晓判了两年半,其他人判一年或两年,另有4人宣判无罪释放。宣判后,刘格平他们被送进北平陆军监狱,正值宋哲元给他母亲做寿,刘格平减刑15年。

　　刘格平和陆军监狱中的共产党员们成立了监狱临时党支部,他们团结政治犯,发动普通刑事犯,与监狱当局展开斗争。临时党支部领导了争取改善生活、反对虐待犯人的绝食斗争,并取得绝食斗争胜利。因此,刘格平和一部分政治犯被转押到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服刑。他又和监狱党组织接上关系,并担任北监党支部书记。

　　草岚子监狱当时还关押着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薄一波等共产党员。1936年,党中央全力营救这批党员干部,决定要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出狱,包括刘格平共62人。这批党员以在所谓“自白书”上签字画押方式出狱。刘格平没有签字。他说:“我宁肯让国民党杀掉,我也不干,死也不干。”

　　这样,刘格平就作为一个普通刑事犯继续服刑,如果后来接管监狱的日本鬼子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必然性命难保。刘格平从1934年4月20日被捕到1944年4月23日释放出狱,整整坐了10年零3天监狱。

　　刘格平出狱后即投入战斗,1944年8月,中共渤海区党委任命他为天津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1949年8月,他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被任命为中央民委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等职。他是中共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1992年去世,享年88岁。

　　原载《大众日报》2018年3月21日第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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