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发展经历了两次中断,两次恢复,整体来说,是处于相对衰落状态的,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社会方面。这种状态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建国以后实际上都存在着的。
那么政治化对城市自由发展造成的影响表现是如何的呢?特别是随着民国初年,革命党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军阀倪嗣冲势力长期占据安庆,其倒行逆施的行为对于整个城市破坏巨大。
清末民初在安庆实行的这些具有影响力的近代化措施基本上被破坏殆尽,更不要说近代工商业的持续发展了。这就是政治化所带来的严重的消极影响,这种力量的使用不当,就会成为城市发展的累赘。
这种政治化在安庆政治、军事力量减弱时会直接导致城市发展的衰退。这种衰退与地方势力的兴起关系密切,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淮军势力的兴起促进了其发源地庐州(今合肥)的发展,“清末淮军的兴起,使皖北在军事人才的表现上取得全省领先的地位。军阀官僚亦因之产生,合肥为皖中名城,亦新兴财富阶层的聚集地之一,因此在富力上,渐有可与安庆、徽州抗衡余地……民初以后合肥不但军事人才渐多,而且在文教方面的表现,也逐渐取得全省领先地位。”
安庆的政治、军事优势随着合肥的兴起而不断丧失,省府作用的表现仅在贯彻中央政府的政策上十分有效,实际上的发展力却逐渐的、隐晦的被合肥所控制。同时,李鸿章家族力量的强大,直接促进了芜湖米市的发展。
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新型交通建设尤其是铁路与安庆几乎没有关系,反而因南北互通的需要,蚌埠、合肥成为铁路建设的实际受益者,进一步打击了安庆的发展。随着局势的动荡,安庆时常失去它的这些优势,对于安庆来说,无异于失去发展命脉,一切政策的推动——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建设都会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崩溃。最后,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被本身中的政治化影响。
政治化的表现在安庆新型事业发展方面有着显著的特征。如安庆作为省会,又是军事重地,铁路建设应是政府所重视并且安庆地区迫切需要的,因为安庆地区虽有皖江、长江等水运,但是仅水流主干道可作为通航线路,安庆又处于丘陵地带,陆路交通十分不便,公路建设也进行的十分缓慢。
清末民初的铁路风潮却并没有给安庆的铁路建设带来多少实际的效果,安庆的铁路建设一直到抗战前都没有一条线路成功,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即政治化的影响。原本安庆计划过安正、安颖等铁路,安正铁路为柏文蔚督皖时期筹建,柏氏也相当积极,给予实际的支持——督促皖省议会尽快通过安正铁路公司案,并通过访问日本驻南京领事川津辰一郎来争取日本的贷款。并且也与日方达成了借款合同,但是“二次革命”的突然爆发导致柏文蔚所属一派均遭受到袁世凯派系的打击,安正铁路公司总理管鹏也因此遭通缉,安正铁路的各项工作也被迫停止。由此可见,一旦有政治震荡,安庆地区的发展就会被深刻影响,这种政治化在当地发展中无处不在,深刻影响着安庆城市发展的整体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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