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历史：历数五花八门酷刑，讲述刑罚从残酷走向人道的过程

刑罚的演变历史

皋陶（gāo yáo），公元前2219-公元前2113年，与尧、舜、大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史学界和司法界公认为中国司法鼻祖。皋陶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制定了我国最早的五刑之法和第一部《狱典》。民间还有“皋陶造狱，划地为牢”的传说，成为最初监管犯罪之人的囚禁场所，我国从此有了监狱。皋陶也被尊为“狱神”，被多数监狱立为自己的神灵。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实施法治的国家。

奴隶制五刑

我国最早有正式记载的刑罚在大禹时代。《尚书 舜典》载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意思是说：（舜）在器物上刻画五种常用的刑罚。用流放的办法宽恕犯了五刑的罪人，用鞭打作为官的刑罚，用木条打作为学校的刑罚，用铜作为赎罪的刑罚。因过失犯罪，就赦免他；有所依仗不知悔改，就要施加刑罚。谨慎啊，谨慎啊，刑罚要慎重啊！

后经过夏商周的发展，到了春秋时期基本完善为五种刑罚（与五行相对应），这就是“奴隶制五刑”。“火能变金色，故墨以变其肉；金能克木，故剕以去其骨节；木能克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宫以断其淫；水能灭火，故大辟以绝其生命。”（《逸周书逸文》）

奴隶制五刑的主要刑罚方式是墨、劓、剕、宫、大辟等五种法定刑。

墨刑(黥刑)：

在罪人面上或额头上刺字，再染上墨，作为受刑人的标志。这种墨刑既是刻人肌肤的身体刑，又是使受刑人蒙受耻辱、使之区别于常人的一种耻辱刑，算是五刑中的最轻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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劓[yì]刑：

割去受刑人的鼻子。鼻子是人的重要器官，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因此劓刑较墨刑为重。在早期古代民族，毁掉人体重要器官是最为经常地一种处罚方法，后来演变成一种固定的刑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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剕[fèi]刑 / 刖[yuè]刑：

砍去受刑人手或足的重刑。始于西周，九刑之一。砍足曰剕，砍手曰刖。发现和氏璧的卞和，就被砍去了双脚。齐景公时代，因为被砍去脚人太多，以至于假脚的价格因此而上涨。另外，与砍去手足相类似的还有砍去膝盖骨的膑刑。膑刑，剔去人膝盖骨，起源于夏，后再在西周演变为九刑中膑刑代替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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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刑：

破坏受刑人生殖器官的残酷刑罚。对男性为去势，对女性为幽闭。这种宫刑剥夺了受刑人生育的能力，在中国古代社会被视为是最大的耻辱和不幸，是五刑中除死刑以外最为残酷和最重的刑罚，一般适用于较重的犯罪者。历史上司马迁曾受过宫刑。“幽闭”是槌击妇人胸腹，使子宫脱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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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辟：

死刑的统称，方法多种多样，极端残酷。商末常见的斩、戮等死刑外，还出现了炮烙、醢、脯等酷刑。炮烙，是在铜柱上涂油，下加炭火烤热，令有罪者行走其上，最终坠入炭火中烧死。醢刑，是将受刑人捣成肉酱，又称菹刑。脯刑，是将受刑人杀死并晒成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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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五刑

奴隶制的刑罚以肉刑为主，受罚者会落下终生残疾。西汉文帝时期，发生了“缇萦上书”事件，民间女子缇萦为救犯罪的父亲，托人上书给汉文帝，自愿成为官奴，以求免除父亲的刑罚。汉文帝深受感动，因此下旨释放了其父淳于意。缇萦上书中提到的肉刑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深深触动了文帝。于是文帝下决心要废除这种野蛮的残损肢体的刑罚。公元前167年，汉文帝下诏废除肉刑，开始进行刑制改革。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帝刑制改革。

文帝改革刑罚之后，经过多次实践，直到隋唐时期才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新的五刑，唐律中的五刑制度是隋《开皇律》中确立的，包括笞、杖、徒、流、死五种基本的法定刑罚。即“封建制五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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笞刑：

用法定规格的荆条责打犯人的臀或腿，自十至五十分为五等，每等加十，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等，惩罚轻微或过失的犯罪行为。

杖刑：

用法定规格的“常行杖”击打犯人的臀、腿或背，自五十至一百分为五等，每等加十，稍重于笞刑。

徒刑：

在一定时期内剥夺犯人的人身自由并强迫其戴着钳或枷服劳役，自一年至三年分为五等，每等加半年，是一种兼具羞辱性和奴役性的惩罚劳动。

流刑：

将犯人遣送到指定的边远地区，强制其戴枷服劳役一年，且不准擅自迁回原籍的一种刑罚，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分为三等，每等加五百里，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较重的刑罚。妇女犯流罪的在原地服劳役三年。

死刑：

剥夺犯人生命的刑罚，是五刑中最重的一种，分为斩、绞两等，绞因得以保全遗体而稍轻于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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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记载斩首犯人时的场景：

“一刀只把脖子割断了一半，受刑人的身体仰面倒向了支架的左边，脸朝天，腿和脚在抖动，手无力地抬起......刽子手又朝他的脖子砍了三、四下，才砍下了他的头。”

而古代把斩首定为午时三刻，也无非是迷信正午阳气最盛，可以冲淡一些阴气。

近现代五刑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交流，中国的法律体系也发生了多次变革。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现行刑律》，相比于以前的《大清律例》，删除了凌迟、袅首、戮尸、缘坐等残酷刑罚，改为死、遣、流、徒、罚金五种，这是现代刑罚建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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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1979年，才形成第一部《刑法》，确定了现代五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现代化的刑罚，已经没有肉刑，也不存在对犯人的侮辱性惩罚，总体上表现出以监禁为主的轻刑化趋势。

刑罚演变折射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嬗变

酷刑把人当作纯粹的工具，是对人的物化，刑罚当然要惩罚犯罪人，但是必须把他当作人来惩罚，这种惩罚本身也是对犯罪人的尊重。从奴隶制五刑到封建制五刑，直至近现代五刑，中国法律的发展历程漫长而艰难，折射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嬗变，也让法治背景下的自由价值显得尤为珍贵。

中国古代的法律以刑法为基础，其主要的法律后果就是刑罚。成文刑法自产生以来，一直试图约束刑罚权。但是人治传统决定这一目的不可能真正实现"法有限，而情无穷"的刑罚思想导致酷刑泛滥，法外之刑五花八门。直到20世纪初，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现，才将曾经无限膨胀的刑罚权，束缚在法律的轨道之内。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在新书《刑罚的历史》中讲述了我国的刑罚从古至今由残酷走向人道的过程。从刑罚的演变历史，看懂人类历史的前进规律。回首那些骇人听闻的刑罚制度，珍视来之不易的法治精神。

罗翔老师和《刑罚的历史》

罗翔老师是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的教授，因为幽默风趣的讲课风格在B站成为第二位粉丝破千万的视频UP主（第一位是游戏区UP主@老番茄）。2020年12月14日， 罗翔老师被评为2020年度法治人物。

罗翔

湖南耒阳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刑法学、刑法哲学、经济刑法、性犯罪，著有法律普及读物《刑法学讲义》，随笔集《圆圈正义》等。除学术研究与授课外，罗翔教授长期专注于法律普及与法考教学。

在校任职期间多次获得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欢迎的十大教师称号，2018年入选法大首届研究生心目中的优秀导师。2020年初，因其刑法课视频中所举的案例幽默风趣，意外爆红网络，一时形成“千军万马追罗翔法考”之势。其上课视频截图所制作的表情包在网络上疯传，被称为“一米九的法律男神”。3月9日，受邀请正式入驻bilibili视频网站，6个月粉丝破千万，创造最速千万粉传说。

罗翔老师讲课，把枯燥的法律知识结合实际案例用段子的方式讲出来，让非法律专业的学生也听的津津有味。使其超越了专业性的教育价值，而具备了范围更广的科普价值。在他讲课内容中，时常出现散发着富有人文、哲学、法治等气息的高能金句，让听众在自觉有趣的过程中，发掘更为深刻的价值。罗翔老师满足了人们对有力量的通识教育的想像。用荒诞的案件逗笑人的同时，夹带出对尊重生命、尊重常识和对理想主义的呼唤。《人民日报》评论罗翔的走红：“理性而不失温度，感性而不失高度，这不仅是罗翔老师这样法律传播者的愿望，也是在法治社会中我们应有的态度。”

学生“挤爆”课堂

谈到自己的新书，罗翔老师说：“刑罚的历史，就是中国法律的发展史。”刑罚，它轻则剥夺人之财产、自由，重则危及生命，是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最严厉的惩罚措施。这种可怕的惩罚措施缘何而生？为何存于人类社会？它经历了怎样一种发展阶段？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试图展开刑罚的历史。从刑罚发展历史的演变透视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嬗变。

族诛

选自《刑罚的历史》

因一人犯罪而牵连无辜的他人，这种刑罚制度叫做株连。一般说来，株连又包括族诛与连坐。所谓族诛，是指一人犯罪而夷灭其族，其中包括族灭，夷灭三族，夷灭九族等，它们都属于死罪的一种执行方式。所谓连坐，则是指一人犯罪而株连他人，株连者不限亲人，朋友、同族、邻里和上下级等等都可被株连。受株连的除受死刑处，还可包括肉刑、徒刑、笞杖刑等各种刑罚，因此连坐的含义比族诛更加广泛，但族诛则更残忍。

族诛深受宗法伦理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强调家族伦理观念，于是统治者就试图用断子绝孙的手段来警告人们不得轻易触犯法律。

据《尚书》记载，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曾训令威胁部下，要求他们在战争中听从命令，否则就会“罪人以族”，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这可以看成是族诛在文献上的最早记载。但是，正式实施族诛之法的却是春秋时期。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国第四代国君秦文公在公元前746年（文公20年）将刺杀前一任国君的三名大夫族诛，“法初有三族之罪。”

除秦国外，其它诸侯国也不乏族刑之例。据《左传》记载，当时有不少贵族在政治斗争失败后都被“灭族”，典型例子就是家喻户晓的“赵氏孤儿”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参与发兵剿杀赵家的晋国主政大臣栾书，死后其家人也遭同样厄运。史书上记载，栾氏在栾书去世后亦被排挤，后来晋平公“尽杀栾氏之族党”，栾氏五世为卿，自此覆亡。

电影《赵氏孤儿》

战国时期，族株开始走向制度化，其中尤以秦国商鞅变法为代表。商鞅为法家代表，崇尚“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立场，将株连制度法典化。《前汉书》谓：“秦用商鞅，造参夷之誅”。所謂“参夷”，也就是株三族。不过，让人感谓的是， 商鞅后来亦遭极刑。秦孝公突然去世，即位的秦惠文王下令逮捕他早已看不顺眼的商鞅。商鞅逃至边境，因没有通行证明，被客店拒之门外。店家告诉他，这是“商鞅之法”。商鞅逃往他曾经攻打过的魏国，被魏国拒绝入境。最后，商鞅只能在封地带领家臣抵抗朝廷，结果自然是以卵击石，被处以车裂之刑，全家遭到族灭。可谓作茧自缚，自作自受。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刑法，不仅有株三族，甚至还发展到株七族。与秦始皇母亲通奸并谋反的嫪毐，其七族皆被诛杀。何谓七族？一种解释是：“上至曾祖，下至曾孙。”另一种解释是：“父之姓，姑之子，姐妹之子，女之子，母之族，从子及妻父母，凡七族也。”无论哪种解释，犯罪者的亲属几乎诛杀殆尽，可谓骇人听闻。

及至秦朝，族诛制度已经系统化。根据罪行的严重性，大致可以分为“夷三族”和“族灭”。前者大都是谋反重罪。如曾经翻云覆雨、权倾朝野的丞相李斯，最后就是被赵高诬为谋反，被秦二世夷其三族。而赵高，后来也被秦王子婴灭了三族。这里的“三族”究竟是哪三族，历史上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是父母、兄弟、妻子；有说是父族、母族、妻族；也有说是父、子、孙；还有说是父亲的兄弟、自己的兄弟、儿子的兄弟。无论如何，这种刑罚都是处死犯罪人一定范围内的全部亲属。“族灭”对应的罪行则相对较轻。比如秦始皇在下令焚书坑儒时曾谓“以古非今者族”，此“族”正是指“族灭”，被杀之范围大致就是罪人的妻子和子女。

至于“夷七族”，则是法外用刑的一个典型，皇帝皇权不受约束，生杀予夺，可见一斑。其实，无论是“族灭”、“夷三族”甚至“夷七族”本身都是极具任意性的滥刑。它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和适用标准，“族”、“三族”、“七族”并没有明确定义，只要最高统治者认为罪大恶极，欲斩草除根，他就可以兴之所发，任意扩大范围。

严酷的刑罚、高度军事化的统治使得秦朝自食恶果，二世即灭，第一个皇权仅仅15年就土崩瓦解，帝国落入亭长出身的刘邦手中。

秦亡以后，西汉统治者曾采取一系列减轻刑罚的措施，但仍然保留族诛之刑。据《汉书•刑法志》所讲：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法网宽松，但仍保留夷三族之法。被判处“夷三族”之人，首先要“具五刑”，也即要混合使用肉刑、耻辱刑、死刑等多种刑罚。具体而言，罪人额上先被刻字染墨，割掉鼻子，斩掉左右脚趾，斩首悬头示众，并将尸身捣成肉酱 。如果罪人胆敢诅咒辱骂，那么行刑之前还要被割舌。

刘邦死后不久，坚持宽松政治的吕后曾一度废除“夷三族”之刑。汉文帝刘恒即位之初，也曾宣布废除此刑。但后来，由于新垣平欺骗文帝，文帝大为光火，于是恢复此刑。新垣平何许人也？他乃一术士，因为刘恒好鬼神之事，于是投其所好，自称善于“望气”。一次他对刘恒说，长安东北有神，结成五彩之气，好像人戴的帽子。于是，刘恒就下令在渭阳修建五帝庙。建成后，刘恒到五帝庙祭祀五帝，对新垣平倍加宠幸，封为上大夫，赏赐黄金一千斤。后来有人检举新垣平所说都是在欺骗皇帝，被查证属实，文帝一怒之下，遂决定将新垣平 “夷三族”。这样“夷三族”又得以恢复。后世有人因为新垣平一事，认为乃文帝盛德之玷。

“夷三族”之刑到曹魏时期有一些变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已嫁妇女不再缘坐父母之刑。魏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毌丘俭起兵反叛辅政大臣司马师，兵败被杀。当时法律规定，谋反要被“夷三族”，毌丘俭的儿媳荀氏也在诛杀之内，但荀氏家族与司马家族有联姻关系。为了救出荀氏，司马师遂要求魏帝下诏，允许荀氏与夫离婚。但是荀氏之女毌丘芝虽然已嫁人，但作为毌丘俭的孙女仍然要被处死，只是因为毌丘芝已经怀孕，被关押在监，等待分娩之后被处死。其母荀氏多方营救，最后向担任司隶校尉的何曾求情。于是何曾授意下属主簿程咸上书朝廷，称：妇女在父母有罪和丈夫有罪时都要缘坐处死，这不太公平，所谓“男不得罪于它族，女独婴戮于二门”，“一人之身，内外受辟”。为此建议朝廷修改法律，未婚女子只缘坐父母之罪，出嫁后只缘坐夫家之罪，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修改法令，规定株连不及于出嫁之女。

西晋时，此刑又有所改变。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解结被人诬告，当夷三族，其女恰好次日出嫁。夫家欲援引“嫁女不坐”的法律救她一命，让她提前一天过门。但解女因家事伤心欲绝，说“家既若此，我何活为！”决定与家人同赴刑场，这引起舆论一片同情。于是朝廷又一次修改法令，规定女子无论嫁否，株连一律不再处死，只是没为奴婢。

东晋初年，“夷三族”曾被废止。其实在此前，对于士族高门来说，也大多未实行三族之法。更为典型的例子是明帝时大将军王敦谋反，事平后，其家族琅琊王氏成员也并未牵连。在笔者看来，究其实质，主要是因为东晋特殊的政治结构。

以王敦谋反为例，当时司马氏皇权不稳，必须依仗门阀士族的支持，而王氏家族在当时实力最强，时人皆称“王与马共天下”。所以晋元帝司马睿对于王敦谋反只能忍气吞声，王敦初次引叛军入都城建康，司马睿甚至有退位让贤之意。待到司马睿驾崩，其子晋明帝即位，王敦再次起兵谋反，虽然王敦兵败病死，但王敦家族成员仍安然无恙。这是因为当时录尚书事王导（王敦同宗）仍然稳控朝中大权，皇帝也奈何不得，所以只能听之任之、网开一面了。事实上，王敦谋反，王导甚至参与其中。王敦初叛入京，杀朝臣周顗、戴渊都曾咨询于王导。王导后来曾说“吾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后来王敦再叛，王导也曾密告军情。

因此，东晋初年，“夷三族”刑罚之所以一度取消，并非统治者的宽大仁慈，而更多是因政治力量相互制衡的结果。当明帝站稳脚跟，借助实力强大的庾亮和郗鉴牵制琅琊王氏，遂于太宁三年（公元325年）又“复三族刑”。当然，此时该刑仍不及妇人，这也算是对前朝律法的一种尊重，间接上缓解了族诛之刑的残忍性。

此后，族诛逐渐走向规范化，仅限于谋反、大逆等危害皇权的罪名，女性株连只被罚没为奴的司法惯例也被后朝法典所吸收。南朝梁天监二年制定新律令就明确规定：“谋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姐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北魏亦规定：“大逆不道腰斩，株其门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没县官。”根据法律规定，仅父子从坐弃市，女子仅被没为奴婢。

隋朝定《开皇律》时，也只规定“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显然，在法典的正式规定中，“夷三族”的范围已明显缩小，当罪人谋逆，仅父亲、儿子、兄弟被诛杀。但是，封建帝王“口含天宪，朕即法律”，并不受法律的约束。隋炀帝杨广就发明了“株连九族”之刑——《隋书•刑法志》称：“及杨玄感反，帝株之，罪及九族。”《唐六典》对此亦有记载：炀帝“末年严刻，生杀任情，不复依例。杨玄感反，株九族，复行裂首，磔而射之。”“生杀任情，不复依例”！寥寥八字，杨广的残酷以及皇权的广无边界，被勾画得淋漓尽致。九族者，一说认为上至高祖，下至玄孙。而按王应麟《小学绀珠》的说法，则指“九族者，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姐妹之子、女之子、己之同族也。”总之，一切亲属尽在诛杀之列。至杨广始，“株连九族”正式进入汉语词汇。

唐朝统治者吸收隋亡教训，极大的限制了族诛的范围。《唐律》规定，仅“谋反”“大逆”两罪适用族诛。其诛杀范围为父子年十六以上处以绞刑，其他亲属均免死刑。罪人谋逆，兄弟也不再被诛。

唐太宗时，房强因弟弟房任谋反而将被处死，死刑判决建议到了太宗手上，他觉得情有不安，命令官员详议此事，“反逆有二：兴师动众一业，恶言犯法二也。轻重固异，而均谓之反，连坐皆死，岂定法耶？”房玄龄等议曰：“礼，孙为父尸，故祖有荫孙令，是祖孙重而兄弟轻。”于是法律出现变化，“……令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也就是说，谋逆罪人仅父子受死，祖孙兄弟不再从坐被诛，只被罚没为奴或者流放边疆。

贞观十七年，刑部以这种规定太轻，要求恢复夷族之法。当时的给事中崔仁师驳斥说：“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之酷法变隆周中兴？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唐太宗采纳了他的观点。

但是，在实际层面上，法律的规定却被屡屡突破，武则天时期著名的酷吏来俊臣被诛杀时，“国人无少长皆怨之，竟剐其肉，期须尽矣”，尸骨被践踏如泥。则天皇帝又下诏曰：“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 赤族之诛，就是满门抄斩，一个不留。古时多数代同堂，兄弟同居，赤族之诛显然不止来俊臣父子受死。又据《新唐书•酷吏传》记载“杨慎矜兄弟皆赐死，株连数十族。”杨慎矜、杨慎余、杨慎名兄弟皆为隋帝杨广的嫡系玄孙，也不知道这种族诛是否与杨广有关。

宋朝刑律对族诛的规定，与唐朝基本相同。时至明、清，族刑株连的范围又呈扩大之势，以明朝为甚。明太祖朱元璋毫不掩饰自己对重刑主义的偏好，他所授意制定的《大明律》加重对“谋反”“大逆”等罪的惩罚，罪人不仅本人凌迟处死，其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十六以上一律处斩。这种规定，较之前朝，严苛太甚。

胡惟庸

在朱元璋时期，族诛的最大对象就是有功之臣。株连最广的要数 “胡（惟庸）狱”和“蓝（玉）狱”，几将开国功臣一网打尽。胡惟庸为明初丞相，深得朱元璋的宠信，因而恃宠而骄，专权跋扈，朝中有人命生死及官员升降等大事，往往不奏径行。对于不利于自己的奏折，则匿而不奏。很多钻营之徒莫不争相投其门下，奉献金帛财物，不可胜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状诛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数人。

十年之后，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以胡党为题大开杀戒。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被赐死，时年已七十六岁，家属七十余人被杀。同时被杀者，又有陆仲亨等列侯多人。总计先后株连蔓延被杀者共三万余人。

此后，朱元璋又兴蓝玉党大狱。蓝玉为朱元璋爱将，骁勇善战，立下无数战功，被封为凉国公。但后来骄奢淫逸，横行无道。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被告谋反，连坐被族诛达一万五千多人。

但这还不是最残酷的刑罚。及至方孝孺案，明成祖朱棣竟有“株十族”的“发明”。当时朱棣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孺之名起草自己的继位诏书。但方孝孺拒不合作，在诏纸上大书“燕贼篡位”数字。朱棣威胁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孺大喝：“便十族，奈我何！”盛怒之下，朱棣下令将方孝孺的九族亲眷外加门生、朋友，凑成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依次残杀于方孝孺面前。最后，方孝孺被凌迟，时年四十六岁。对于方孝孺案，《明史》谓：“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这意思是说，杀人就像拉瓜藤，瓜互相牵连，故称瓜蔓抄。

清律在族刑上完全照搬明律，在具体执行上甚至更为宽滥。其中尤以大兴文字狱，滥用族刑，为史家所诟病。按清律，凡谋反者和共谋，主犯凌迟处死，三代内父、子、兄弟、及同居之叔伯兄弟及子中 16 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不满 16 岁的男童阉割后罚为奴，母、妻、妾、姐、妹、不论长幼全部罚为奴。

而文字狱的犯人无一不是谋反罪。号称盛世的康、雍、乾三朝兴文字大狱竟达七、八十起之多，挖空心思、捕风捉影，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让人匪夷所思。曾任大学士，执掌翰林院的梁诗正甚至总结出了这样的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知识分子只能脱离现实、皓首穷经。龚自珍叙及此事，称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全为稻粱谋。”意思是说一谈到文章方面的事，我就赶紧走人，别惹祸上身，写书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