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统计疫情信息，竟要填写婚姻状况？专家：典型超范围收集

10月13日，2020小蛮腰科技大会在广州开幕。南方都市报承办的“深谋远虑·后疫情时代的大数据应用与隐私保护”分论坛在当日召开。其中，高峰论坛的主题之一是“后疫情时代，个人信息该如何‘善后’”。来自政府、企业、学界的多位重磅嘉宾在现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与思考。

圆桌讨论。摄影 南都记者冯宙锋。

反思：个人信息收集不规范现象仍时有发生

去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汹涌来袭。在防止疫情蔓延的过程中，大数据成为重要的技术工具。

疫情发生后，广东省公安厅网警总队案件侦查科警员林鸿升很快投入到了抗疫一线。他坦言，大数据应用中长期存在“数据孤岛”问题，而疫情防控恰恰又涉及到公安、工信、医疗等多个领域的数据，不同机构间的数据标准与质量参差不齐，打破数据壁垒的难度不小。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整合了大量数据，而且能够在人口基数那么庞大的情况下做到精准防控，我觉得中国政府和人民还是非常了不起的。”林鸿升举例说，如果有疑似患者从武汉到达广东，那么政府要了解的不仅仅是患者的总体数据，还要找出每一位疑似患者。这种精准防控的背后，其实是多方力量的参与。

“大数据在疫情溯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能坐在这儿安心地开会，其实就是防控成果的体现。”App专项治理工作组专家何延哲说，据工作组梳理，截至今年4月，全国共有180个地区或机构上线了健康码，甚至有的社区也开发了相应程序。

不过，疫情大数据涉及到海量的个人信息，由此带来信息安全方面的新挑战。在疫情暴发初期，患者信息泄露的情况时有发生。今年2月，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坚持最小范围原则，防止公民个人信息被窃取、被泄露。

多位与会嘉宾认为，当前的大数据应用仍然有值得改进之处。

“前段时间有民众向我们举报，说他的小区在收集疫情防控信息的时候，还强制要求大家填写婚姻状况。这其实就是典型的超范围收集信息的案例。”何延哲谈到了App专项治理工作组接到的一个举报案例。

何延哲直言，为了疫情防控的大局考虑，民众其实愿意让渡自己的部分隐私信息，但一些地方超出了必要的信息收集限度。“最小范围原则其实并不复杂，为什么一些地方仍然没有遵守？我认为还是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敬畏心不够。他们可能觉得多收集一点没事，说不定以后会用得上。”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高秦伟也注意到了类似现象。他指出，关于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中其实已有相关规定。但是面对突发的疫情，一些地方没能很好地落实法律规定。“从法的制定到法的落实，其实需要全体公民、政府、企业从各个角度去努力。”他说。

展望：后续应用须保障公众知情权与选择权

随着疫情逐渐平息，疫情期间各地方各部门收集的个人信息与各种数据如何处置，成为全新命题。这些数据应该销毁吗？由谁来监督后续的使用？如何进行“善后”处理？针对这些民众关心的问题，多位嘉宾也发表了看法。

“其实公众现在担心的就是个人信息的善后问题。疫情期间，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也为了每一个人的健康，大家完全愿意配合。但是这些信息之后会被用到什么地方？我认为有必要由政府部门牵头，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办法。”高秦伟说。

在林鸿升看来，疫情期间被收集的身份信息、行程信息等数据，其实一直存在于各个政府部门和企业中，只是在疫情发生后被汇总到了一起。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这些信息应该遵循“谁收集、谁保护”的原则。在做好安全保护的前提下，没有必要“一刀切”式地删除这些数据。“我认为还是应该鼓励各个机构、企业利用好大数据，但是务必要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应有的责任。”

他同时指出，在开发大数据应用时，要特别注意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以我自己为例，如果一项应用既能方便政府也能方便我个人，我还挺支持的。有时候民众对于大数据应用有反感，主要是因为没有给他选择。像我们广东的粤省事应用就很好，我去添加、关联各种数据，都是有可选项的。给民众选择，他们心里会更舒服一些。”

何延哲表示，除了政府部门，一些小型的机构和公共场所（比如社区、大楼、公园等）其实也收集了大量个人信息。对于这些信息的“善后”处理问题，比如有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限期删除，监管方和公众也需要给予重点关注。疫情大数据的善后处理工作，其实就是要在公共利益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寻找新的平衡。“我觉得只要把这个事情做得扎实、透明，民众是能理解的。”

采写：南都记者冯群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