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厚仁德的汉文帝，内心其实很狂野？

汉文帝这个人，宽厚、仁德，执政上，轻徭薄赋、刑罚宽松，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文帝朝“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但我根据文帝的几件小事判断，文帝其实挺狂野，而且骨子里没准是个暴脾气。

张释之是文帝朝的法制标杆，但比较讽刺的是，他最早是花钱买的骑郎。骑郎可以理解为皇帝的骑兵侍卫长。

他在骑郎位置上干了许多年，一直得不到升迁，就打算辞官回家。

袁盎知道张释之有才能，就向文帝强烈推荐他。文帝找张释之聊了聊，觉得这人有料，就拜他为谒者仆射。

谒者仆射隶属九卿之一的郎中令。

郎中令类似现在的中央直属参赞机构，像办公厅，或者书记处，是在皇帝身边直接为皇帝服务的。那么谒者仆射大概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管礼仪、传达的副主任。

后来又因为上林虎圈问对事件，迁为公车令。

公车令属卫尉，俸禄只有600石，不比谒者仆射的1000石。

但公车令掌管司马门，还负责夜间的宫中巡视，最重要的，上至王侯、下至吏民，想见皇帝，都得由他通报传达。

这就不但是皇帝近臣，而且是实权人物了。

掌管司马门期间，文帝两个儿子，梁王刘武、太子刘启过司马门不下车，张释之愣是不让进殿，回头还要治二位大不敬的罪。

文帝觉得，这老儿有点意思，就又升官了，迁为中大夫，很快又拜为中郎将。

中郎将相当于光禄勋的副手，秩为比二千石。汉代俸禄主要有万石、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和比二千石。

中二千石，月俸一百八十斛，一年实得两千一百六十石。

真二千石，月俸一百五十斛，一年实得一千八百石。

二千石，月俸一百二十斛，一年实得一千四百四十石。

比二千石，月俸一百斛，一年实得一千二百石。

那么，各位也发现了，一斛在汉朝，其实就是一石，十斗，约合现在的60斤。

这些在《史记》、《汉书》都没有系统介绍，找原始史料得从颜师古的多处注解里找——所以，坦白交代，我是通过百度指向翻书找到颜师古关于这个的注解的，而且比二千石还没找到。

是不是有点枯燥？说好的讲故事呢？

哈，掺杂点科普，大家每天进步一点点嘛！

坐稳了，接下来，文帝要飙车，故事就来了。

先撇下张释之，说说袁盎与文帝。

文帝有一次去霸陵考察，回来的时候，突发奇想，想玩一把生死时速、极限漂移、激情与速度，他打算从霸陵高处沿陡坡驾车飞奔而下。

天子六驾，汉文帝的专车是六匹骏马拉的。骏马可不是人工智能，这么玩，考虑当时的情况，刺激和危险系数不啻于翼装飞行！

袁盎赶紧拦在车前，拉住缰绳：“陛下，不是这么个作死法啊！”

当然，袁盎这种顶级辩才，不会真的这么说，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劝住了文帝，并没费很大功夫。

从这件事看，文帝的内心其实很狂野，但同时，他也很懂克制。

回到张释之。

张释之当了中郎将不久，就被提拔为廷尉，位列九卿，掌管帝国刑罚。

有一次，文帝出行，走到中渭桥（从渭南过渭北，当时有多座桥），突然有个人从桥下跑出来，惊到了马，吓到了文帝。

文帝当即大怒，让手下把这个人抓了，送廷尉。

张释之的判决是：这个人看到圣驾来，来不及避让，赶紧往桥下躲，躲了一会儿，觉得圣驾应该过去了，就出来了，属于不小心，罚金了事。

文帝当然不同意，两人有一番争执，最终是张释之坚持法律胜出。

还有一次，有人偷盗高祖庙里的玉环，张释之判决结果是弃市。

但文帝对这事儿很生气，又不同意，他本意想让张释之判这个人灭族。

结果，当然又是张释之坚持按律令胜出。

这两个事情，一则体现张释之依法治国、执法相对宽平，二则体现文帝能纳雅言、尊重法律、刑罚宽松。

但进一步想，还反映两个问题：

1、文帝也是肉体凡胎，有七情六欲，脾气还有点暴躁。

2、所谓的文帝朝刑罚宽松，是相对秦皇、汉武，及后来的大多数皇权时代，本质上，对劳动人民，统治阶级还是很残酷的。

再进一步想。

1、文帝脾气坏，但最终经过克制自我，回归理性。这就是伟大政治家的必备素质。

2、文帝相对秦皇汉武，虽然在封建帝制的窠臼里，腾挪余地不大，但其民本思想依然可以视作一种进步。

最后还有一件事。

汉文帝三年，匈奴入侵，文帝一番布置，让灌婴带兵监视了之。

刚继位，根基不稳嘛！

而到了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再次寇边，还杀了北地郡的都尉。

汉文帝这一次，集结十余万大军，准备御驾亲征！

大臣们一看，这还得了，全都劝谏，但汉文帝就是不听。

最后还是薄太后坚定劝阻，方始罢休。最后，派张相如、栾布出兵。而匈奴劫掠一番之后退走，张相如们也没打上仗。

基本上，终汉文帝一代，对匈奴的入侵，基于匈奴游击骚扰的姿态，并无大规模接触战。

但文帝三年与十三年，面对匈奴两次入侵，文帝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这个驾崩后谥号为文的皇帝，未必就没有一颗武的心。

只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对大汉帝国，对华夏文明，文帝此时，只能潜龙在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