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这个成语想必大家都知道，说的是南朝有一位名叫江淹的少年，家境贫寒，读书刻苦，从小就写得一手好文章，人称江郎，是名噪一时的文学家。后得梁武帝的赏识，入了仕途。
可打这之后，他就没了灵感，诗文平淡无奇，退步不少，有时提笔半天，却无一字，就算是写出，也一无可取。“江郎才尽”就此而来。
那么江淹为何会才尽呢？有传说是一位名叫郭璞的人要走了原来寄存在他那里的一支笔。当然了，这是迷信的说法，不可信。还有一种说法，说梁武帝是文人皇帝，对文人是又爱又忌，江淹为明哲保身，所以才说自己才尽。这种说法也有些牵强了，梁武帝不可能忌恨到看到比他强的文人就要杀的地步，如果是这样，那江淹一开始就会惨遭杀戮，断不会大摇大摆去做官了。
所以这两个观点都不成立。
那江淹究竟为何会才尽呢？我们来看他当官前后的境况就知道了。
少年时的他家境贫寒，对苦难和生活了解得比较透彻，因此胸怀一种锐气，这种锐气使得他的笔纵横开阖，气势恢宏。可他做了官之后，整天忙于官场，仕途得意，生活富足，胸中再无锐气，再也不想动笔。
另外，此时他的生活素材不是政务就是巡游宴饮，就算是要作诗作文，也多时奉承应制，描写的也是穷奢极欲的贵族生活，毫无看点。
所以江淹的才气当真是用尽了吗？没有，只不过是政务缠身时没用，富足的日子里不需要罢了。
生活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官场和情场均得意，胸中再无不平之气，哪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江淹被贬，或坐牢羁押，此时的他一定会对生活有颇多感悟，心中的怨恨定会化作无数的佳作流传于世。
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在受刑之余愤恨地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如果他没受到残酷的刑罚，断不会“如此大胆”地再现历史的真实。
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的词作不过是奢靡的宫廷生活以及空洞的男女之情，毫无看点，可亡国后，他以悲痛哀婉的笔调追忆了往事，那一声悲戚的“春花秋月何时了”的长叹虽历经了千年的岁月，可却依旧流传至今。
人还是那个人，可不同的境遇竟彻底改变了他的文风。
还有那孔子，如果没有当初的四处碰壁，想来也不会创立出中华之基调的儒家学说；屈原，如果不是在遭受到冷落放逐之后，不会写出伟大的《离骚》；曹植，如果不是在兄长的步步加害之下，不会写出惨绝的《七步诗》；骆宾王，如果不是在囚禁之后，不会写出冤屈悲愤的《在狱鸣蝉》；杜甫，如果不是在命运多舛之时，不会写出忧国忧民的三吏三别；苏轼，如果不是在数次被贬官之后，不会成为文坛领袖；柳永，如果不是在屡试不第之后，不会成为婉约派的四大宗之一……
这样一来，也就很好理解为何现在的作家写不出一部可以流传千古的大作了。因为一切都太顺了，他们没有经历过太多的风雨，只会在钢筋混泥土中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这些文字终有一天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这究竟是个人的不幸，还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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