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 | 《卫藏图识》，挖掘西藏地方志的价值

在清代西藏地方志中，马揭、盛绳祖合纂的《卫藏图识》是一部特点突出且影响较大的方志著作，可称为乾隆后期西藏地方志的代表作，《中国地方志综录》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皆有著录。近几十年来，在清代西藏地方志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时，对《卫藏图识》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而且出现一些重要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已有的研究对此志的关注多集中在其最后一卷语言专卷的编纂上，此志的体例特点鲜有论者谈及，其资料来源及价值也未作较全面的分析与评价。

原文 ：《挖掘《卫藏图识》的价值》

作者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 赵心愚

图片 |网络

一部清代西藏地方志

清代西藏地方志是中国清代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卫藏图识》作为一部西藏方志著作，编纂时亦遵循相应的规定与法则。《卫藏图识》成书刊印于乾隆末年，比较之后即可看出，其体例也是方志体例，但与之前成书刊印的各种早期清代西藏地方志又显然不同，具有自己的特点。

《卫藏图识》全书共五卷，前两卷为《图考》上、下卷，后三卷为《识略》上、下两卷及《藏语》一卷。观其各卷具体所记，《图考》上卷的主要内容为成都至前藏（拉萨）沿途多幅“道里图”及多段路程之“程站”；《图考》下卷除记前藏（拉萨）至后藏及后藏至聂拉木的“道里图”与“程站”外，还有“拉萨佛境图”及相关图后文字，并有“诸路程站附”与“番民种类图”多幅及相关图后文字。《识略》上、下两卷分别载“西藏源流考”“卫藏全图”与图后相关文字，以及记西藏自然与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封爵”“朝贡”“纪年”“岁时”“兵制”“刑法”与“山川”“寺庙”“物产”“摭记”等二十三目。最后一卷为《藏语》，将所收集的近五百个藏语词汇按义分类为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等十九门，各门类中每一词先列出汉字词，然后标注对应的藏语词。从各卷所记内容看，《图考》与《识略》共四卷为此志的主体。

《卫藏图识》的资料价值

有学者在讨论地方志的特征与作用时认为，“资料性”是地方志五大特征之一，并认为“资料”作用是地方志具备的两方面基本作用之一。《卫藏图识》作为一部清代西藏方志著作，刊行之后能长时期有影响，原因之一就是编纂时注意广泛收集资料，书中载有大量值得注意的有价值的资料。除了周蔼联《西藏纪游》及官修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注意摘录其资料外，道光年间姚莹所著的《康輶纪行》摘录的《卫藏图识》资料也很多，其书十六卷，多卷皆有摘引；光绪年间黄沛翘所纂《西藏图考》引其资料亦不少，其《西藏源流考》篇就摘录不少《卫藏图识》中《西藏源流考》的资料。

民国时期，对《卫藏图识》的看法却有了变化。有学者认为，《卫藏图识》是“采《西域纪事》、《西藏志》等书，删繁就简而成者，而刊行较早，流传亦多，故反为士人所习知”。这虽然是个人的学术见解，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以几种西藏地方志资料为基础“删繁就简而成”，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为士人所习知”是因其流传多而已。这种看法与鲁华祝《卫藏图识·序》中相关看法相似，提出之后当产生一定影响。近几十年来大陆所编的中国地方志辞典中，有的就未将《卫藏图识》作“著名方志”介绍；有研究者“择其要者”讨论西藏地方文献时，也未提及《卫藏图识》，相比之下影响较小的西藏方志却被列入。

对《卫藏图识》的资料价值要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首先需要注意其资料来源。《卫藏图识·例言》最后一条称：是书“首宗《大清会典》，次及群书，复博征闻见，第恐采择未精，尚竢大雅君子幸而教之”。此条中“次及群书，复博征闻见”语说明，马、盛二人编纂此书在重点参考雍正《四川通志·西域》《西藏志》及《西域纪事》时，还参考一些书，并且注意“博征闻见”，即编纂时收集见闻资料。《卫藏图识·图考》上卷最后有一按语，提及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与《鱼通纪略》《西涉便览》等书，又言“兹择其适中者从之，又详咨谙练其途者”。这一按语也说明，《卫藏图识》参考并摘录资料的并不只是鲁华祝《卫藏图识·序》中提及的几部书，编纂时还注意开展调查。

对此书资料价值要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还需要对其所记作具体的比较与分析。《卫藏图识》三、四卷为《识略》上、下卷，主要为记西藏自然与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封爵”“朝贡”“纪年”与“山川”“寺庙”“物产”“摭记”等二十三目以及各目之前的“西藏源流考”“卫藏全图”与图后相关文字。有的学者认为，《卫藏图识》是“采《西域纪事》《西藏志》等书，删繁就简而成”，当主要与《识略》二十三目所记有关。的确，将二十三目之名称及内容与《西藏志》略作比较，相同相似者不少。但若因此认为二十三目资料皆取自《西藏志》等书，编纂时只是删繁就简、略作改写而已，无值得注意的资料价值，那就有问题。在具体的比较与分析后可发现，《识略》二十三目内容与《图考》内容一样，但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有价值的资料。如，《识略》上卷有“市肆”目，将其所记与《西藏志·市肆》内容比较、分析，可看出前者虽是以后者为基础，但有三点不同：一是在记西藏贸易“男女皆为”之后，前者特别又记“其贸易经营，妇女尤多”；二是前者所记西藏贸易货物种类更多，而且将贩自内地与外番的货物分别记；三是前者所记中有“市中设碟巴一人，平价值，禁争讼。即外番至藏贸易者，亦必有头人同来讥禁”。这一记载，涉及西藏贸易及市场的管理。《识略》“市肆”目内容中的这三点，反映乾隆末年西藏社会及贸易、市场的有关情况，其资料有的可能来自其他文献，但有的应来自编纂者的调查。对于清代西藏贸易史及西藏与各地交往交流的研究而言，这些资料显然有着值得注意的价值。

对《卫藏图识》给予更多关注与研究

清代修志之风大盛，曾出现过两次全国性的修志热潮。有学者指出：“清代方志编纂，与朝廷重视、官府督导以及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以往各代志书修辑多为一次热潮，而清代却有康、雍、乾与同、光、宣两次”。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就内地而言，的确如这位学者所言，清代修志的普遍开展及修志制度的建立与皇帝的倡导、官府及各级官员的重视与主持修纂、社会稳定与经济文化发展有关，但西藏地方志的出现及发展原因有所不同。《卫藏图识》这部私纂西藏方志的编纂反映出，维护国家统一、关心藏事及西藏与内地交流者的热心修纂，是清代西藏地方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卫藏图识》这部代表作的出现，反映出在统一国家得到巩固、西藏与内地往来增多、全国地方志发展处于高潮的历史大背景下，至乾隆后期西藏地方志仍在继续发展。

尽管体例有特点，资料也有价值，但在截至目前的清代西藏方志研究中，学界对成书刊印于乾隆末年的《卫藏图识》的关注仍不够。从有关乾隆时期西藏方志发展的讨论来看，多以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及资料为依据，包括《卫藏图识》在内的乾隆后期的西藏地方志却鲜有提及。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是对其体例特点没有足够认识，二是以为此志只是早期西藏地方志资料“删繁就简而成”而又未作全面分析。由于对包括《卫藏图识》在内的乾隆后期的西藏地方志及志中相关资料重视不够，这一时期西藏与内地交流及西藏方志发展等研究存在的资料不足状况就难以改变。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对《卫藏图识》给予更多的关注与研究，并挖掘和利用其资料。

[全文将在《上海地方志》（季刊）2019年第4期刊发]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82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