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特大刑事案件之一：“杀人魔王”张君伏法实录（五）

张君犯罪集团自1993年开始作案，历时6年多，作案近20起，杀死杀伤40余人，抢劫财物、现金等共计600余万元，制造了中国罕见的刑事大案。

对张君犯罪集团心理特点、活动规律进行分析研究，对我国公安机关在新形势下，如何同刑事犯罪、特别是同恶性暴力犯罪作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带着这一目的，我们对张君犯罪集团的主要成员逐一提审，挖掘其犯罪历程和社会背景，结合渝湘鄂系列抢劫杀人案的整个侦破过程，形成此文。

心理是指影响和支配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包括认识、情感、意志、性格、兴趣、需要、动机、理念、信念、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心理状态等。纵观张君犯罪集团，对其成员的犯罪心理特点作如下分析：

（一）张君的心理特点：

1．心态失衡、仇视社会，反叛心理十分明显。

张君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智商高，悟性强，学习、领会事物的能力强，在同龄人中有较大的影响力，自幼便养成了称王称霸的恶习。其17岁时为抢劫20元钱，冬天跳下河，将被逼下河的被害者拖上岸打，还脱掉被害人的棉衣变卖换钱，其冷漠、凶残的个性已见一斑。

张君的居住环境有着一定的特殊性，住在湖区，资源条件差，经济条件也差，但水陆交通较为便利，信息灵通，外面开放社会的各种冲击波不时与相对封闭的湖乡意识相碰撞，成就了一些有识之士，也遗留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隐患。在机遇和生存的夹缝中，好逸恶劳的张君选择了违法暴富这条不归路，绞尽脑汁，将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非法掠夺钱财上。

经济格局调整，利益重新分配，不少人依靠劳动致富，对张君心理思维的冲击更加激烈，形成强烈反差：别人有钱，日子过得好，我也要有钱，我也要过好日子，我不能靠劳动致富，我就去抢。其以损害公众利益满足一己私利的价值导向及核心思维十分牢固。其父因病无力医治，死于家中，在客观上使其畸型的心理天平更加倾斜，对社会仇视的心态愈加激烈，对社会、对人冷漠无情，也成为其在后来作案中杀人如麻、草菅人命、残杀无辜的重要因素。

因此，这么多年来，张君除了抢，再也没有其他谋生之道，劫得的钱财完全用于挥霍，也没考虑过要置一点实业。同时，他经常向集团成员灌输这一思想，实现其在行动上、思想上都能牢牢控制同伙的目的。另外，从已掌握的情况看，张君为其犯罪集团取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革命重建委员会，足见其反社会心理到了何种程度。

2．唯我独尊、出人头地的征服欲十分强烈。

张君本人想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的心理十分强烈。其表现有二：一是独裁。集团成员必须绝对服从于他，一切听命于他的指挥和调遣，不能有任何的反叛行为。他在拉人入伙时，都要入伙者写下了忠于“组织”，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的誓言。

这个“组织”，实际上就是他自己。二是他给二个儿子起名，一个叫张枭，一个叫张雄，体现了他想成为一代枭雄的心理以及他万一成不了“人中之杰”，也希望儿辈们成为“一代枭雄”的狂妄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张君对集团成员的管理十分残酷，谁都不得有半点违抗，否则予以处罚。集团成员中，陈世清、李泽军、赵政洪、严若明、王雨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过张君的体罚。其中严若明被打伤住院、陈世清被迫砍断了左脚小趾。李泽军在长沙作案前踩点因没按张君吩咐，离开指定地点10多米，被张君罚站8小时。

3 ．贪婪、自私心理十分顽固。

张君在组织犯罪集团、实施抢劫活动中处于包打包唱的地位，选择目标、成员分工、逃跑方式及路线均由其一人说了算，并以此事作为自己多占赃款的掩护，体现出十分突出的自私自利心理。他所组织的犯罪集团，完全是他谋利的工具，是他实现个人金钱欲望的手段。如1996年12月25日，张君与严若明抢劫重庆上海一百分店金银首饰柜，抢劫财物价值虽值50余万元，但张君仅分给严若明一万元。

1997年11月27日张君与严若明、李泽军在长沙东塘友谊商城抢劫黄金10公斤，仅分给严若明3万元，分给李泽军也不过6万元。张君与李泽军、赵政洪、陈世清在武汉武广实施抢劫，所抢财物虽值200余万元，但张君分给李泽军的只有3万余元，分给赵政洪的只有6万余元，分给陈世清的更少。到目前，李泽军、赵政洪等人均对张君不满意，认为张君心太狠，他们分到的还不足抢劫所得的零头。李泽军被捕后从报纸上得知张君抢劫案价值达数百万，怨恨地说:“我跟他出生入死、受气挨打，却只分得百分之一不到，真想不通。”

4．贪色、重欲，及时享乐心理十分活跃。

张君离不开女人，这一方面是他作案所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他享乐的需要。从1993年张君出逃安乡到2000年9月被抓获，张君在常德和重庆先后找到了8个情妇，与自己的妻子离婚也是形离实不离。张君每次选中一个作案目标前，多会物色一名情妇，将其处所既作为踩点、计划的窝点，又作为案发后藏匿、销毁作案工具的处所。

同时，从情妇中物色胆大、手毒的女人成为同伙，其重庆的情妇秦直碧、全泓燕就是此类。除了比较固定的情妇外，张君为满足其生理需要，“吃快餐”找的卖淫女不下200人。为找刺激，他还让同伙在宾馆与ji女搞xing交表演，自己在旁观看，甚至令情妇一同观看。另外，张君平常在衣着、吃喝、住行等方面都比较奢侈，挥霍无度。

5．为人处事心理十分复杂，人格的两面性表现典型。

张君对集团成员凶狠，对社会、对无辜群众残暴。但同时，又很爱自己的儿子，孝敬自己的父母，同时也尊敬亲朋中的长辈。其团伙成员认为张君文质彬彬，很讲礼貌，出入宾馆等场所显得很有教养。正因为张君这种复杂的心态，使得他的集团成员很佩服他，至今都不恨他，也使得他们作案得手后十分易于隐藏，不易被人识破。

集团成员赵政洪认为张君教给他很多不能在父母那里得到的东西，比如如何做一个高品味的人，如何孝敬父母等，挨骂挨打时虽然有怨气，但一想起张君的好处就没有气了。集团成员王雨发现张君看自己儿子的眼神特别慈祥，每次张君回家看儿子，都要买整箱的奶粉，离开儿子前不睡觉，眼里还噙着眼泪。集团成员、张君情妇陈乐宣称来世要做张君第一个女人等。这些情况一是说明了张君集团成员的认识水平有限，二是说明张君为人处事的复杂性确实迷惑不少人。同时，张君在发展同伙时其两面性也表现十分突出。在考察、物色成员时，表现十分容忍，好讲话，用尽手段，一达目的，即刻翻脸，再不容人。

6．逆向思维、反侦查心理十分突出。

张君认为“越是最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认真研究了公安机关处置突发事件的工作套路，反复阅读了《刑事侦察教程》，对刑事侦查工作的程序、方法也了如指掌，从侦查工作寻找漏洞。他认为在作案后，根本不需要马上逃离作案地，而是可以在案发现场附近就地隐藏;即使逃离作案地，单个行动，而且不带任何可疑之物，公安机关不会盘查，遭遇盘查只要沉着也不会出问题。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张君每次作案后，均没有马上逃离作案地，而是在事先安排好的躲藏地就地隐藏，其他集团成员逃离作案地也是单个行动，很不容易被公安机关发现。集团成员严若明交待，在重庆、长沙作案后，他都是单独一人马上逃离了作案地，一路上虽有多道关卡，但关卡上的警察只查可疑物品，不查人，因此他顺利地逃回了津市。常德“9·1”大案后，赵政洪于作案3小时后逃回益阳，此时正是公安机关围堵犯罪嫌疑人最紧张的时刻，赵政洪虽然非常害怕，但一路无惊无险。张君考虑钱财与逃亡的问题，与一般的犯罪嫌疑人大相径庭，不在乎能抢得多少，而把能否安全逃窜放在首位，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正是这一反常的思维，张君一伙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逃逸。

在常德“9·1”大劫案之前，集团成员有人提醒张君，说不能在常德作案，但张君不听，而且态度坚决。也正因为张君这种“兔子要吃窝边草”的逆向思维方式，使得公安机关抓住了他的尾巴，给他掘好了坟墓。

（二）就张君犯罪集团其他成员而言，心理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

1．突出的暴富心理。

张君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李泽军、陈世清、赵政洪都是农民，严若明和王雨虽是城市人，但经济条件均不好，这几个人均求财若渴，想发财致富的心理十分强烈，但又苦于致富无门。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张君做“电器生意”的幌子对他们均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使张君轻而易举地拉拢了他们。而这几个人在被张君冠以“X总”、“X经理”的头衔后，虚荣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认为跟着张君一定有大财可发。急于求财的心理，使他们跟着张君道德沦丧，铤而走险，残害无辜生灵，大肆掠夺公私财产，犯下了滔天大罪。

2．强烈的恐惧心理。

张君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文化素质均不高，均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就是对张君的惧怕，对张君表现出绝对服从。这种恐惧和服从心理来自于张君的高压。张君外表看上去文质彬彬，但内心实则凶狠暴戾。张君外表堂堂，谈吐不俗，从而使其团伙成员形成了一种崇敬的心理。待这种心理形成后，张君马上反戈一击，以亮老底、杀家人、逼集团成员“沾血”相威胁和要挟，使集团成员形成了极大的恐惧心理，不得不听命于张君的绝对指挥。

张君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谈起张君就惧怕，每次抢劫得逞后，张君愿意给他们多少钱就拿多少钱，有想法，也不敢说。另外，对张君犯下的滔天罪行，集团成员没有一人敢于揭发和检举。集团成员王雨1998年下半年被拉入伙，在去武汉实施抢劫的过程中，因为有公安机关的关卡围堵而未得逞，后王雨离开了张君犯罪团伙。1999年1月4日武广抢劫案发生后，王雨知道是张君带领陈世清、赵政洪、李泽军所为，他也动过举报的念头，但因为担心公安机关一下子抓不到张君，惧怕张君报复而不敢举报。

3．严重的侥幸心理。

张君犯罪集团在长达6年的作案过程中，屡屡得手，而且未被公安机关抓获，这使他们形成了很强的侥幸心理。常德“9·1”大案后，张君逃到重庆，根本没有想到公安机关这么快就会抓到他。集团成员赵政洪、李泽军两人逃到益阳后，看到警察在围捕，仍不以为然。集团成员陈世清在逃跑36天后趁国庆长假，以为公安机关照常休息，放松对他的抓捕而潜回老家。

集团成员在得知常德“9·1”大案的消息后，侥幸认为不是张君所为。严若明9月2日知道“9·1”案件，见到通缉张君、陈世清的电视、报纸后，预感公安局人来抓自己，惶惶不可终日，既不敢逃跑，也不敢举报，整天呆在家里。特别是在得知王雨被抓的消息后，仍侥幸认为公安机关查不到他的案子，而始终不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集团成员李金生得知“9·1”案件的情况后，想到要举报，同时也担心张君灭口，给妻子留下了“万一我突然失踪了，要公安局找王总(张君)”，想拖过去为止，担心抓不到张君，加上自己手上沾上了无辜者的血，因而不敢举报。王雨、李金生在被公安机关抓获，侥幸心理破灭后，感到末日来临，难以反抗，主动向公安机关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希望得到宽大处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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