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树臣——与新中国共同成长

编者按

　　1949年10月，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那时出生的人便成为了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成了新中国最小的主人，被寄予厚望。本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题报道40后特选取了政法、文教战线7位人物，通过报道展示他们的人生变迁，体现他们凝心聚力建设新中国的精神面貌。他们伴随共和国走过70年风雨路，那时呱呱坠地的新生儿现在已经白发苍苍，而他们参与建设的新中国还有无限光明的前途。

武树臣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1949年10月1日，30万军民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而同时期出生的人，便成为了共和国的同龄人，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武树臣便是其中的一位。

　　这样一个巧合，让武树臣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知青、学法律、担任北大法律系教授、参加法律实务工作、担任北京奥运会的法律事务部部长、重回讲堂，每一次转变都可见新中国发展的痕迹。

　　两次高考，实现大学梦

　　武树臣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开滦煤矿的一个工人家庭，并在河北唐山度过短暂的幼年时光。父亲调任燃料工业部后，一家人也随着父亲到了北京，开始了新生活。

　　初中毕业的时候，武树臣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选择，选择中专学技术还是报考高中上大学。当时，武树臣准备报考与机械有关的中专。但是一位在燃料工业部疗养院疗养的工程师给学习成绩不错的武树臣提出了不同的建议——考高中、考大学。

　　武树臣的父母听取了这个改变他一生的建议，让他到北京工业学院附中读高中。高中期间，武树臣醉心于古典诗词，潜心于平仄之间。那时候，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作家。

　　“文革”期间，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便来自首都北京。1967年秋天，北京的中学生们都面临着一个选择，到什么地方去。云南、东北、山西、陕西……到处都是激情高涨的中学生。这次，武树臣选择了山西省夏县。

　　1968年12月20日，武树臣记得很清楚，那是初冬雪后的一天，1000多名中学生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开赴全国各地。他带着母亲陪嫁的木箱、一只她保存多年的手表和匆忙缝制的被褥，开始了忆苦思甜、下地干活的知青生活。在此期间，他又到过四川省新都县插队锻炼。

　　但是，武树臣的大学梦从未在农村苦闷劳累的生活中被消磨掉。

　　1973年秋天，新都县文教局发出恢复高考的通知，号召知识青年报名参加高考。这是“文革”期间唯一一次高考。武树臣听到消息报名参加，自己考了全县第一名，并被四川大学中文系录取。当他以为即将实现大学梦的时候，通知书下来了——四川省温江地区五七师范学校。

　　当年张铁生的“白卷事件”影响颇大，武树臣因为考前请假一个星期，被人反映到文教局，怕影响不好，所以调换了学校。

　　经过父亲的劝解开导，从未想过当教师的武树臣接受了这个安排，成了中专生，并在1975年毕业后留校教书，慢慢竟也喜欢上了教师这个职业。

　　北大“黄埔一期”的法学生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武树臣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白天教书没有时间复习功课，就减少睡觉的时间。武树臣说：“那段时光，我自信是最晚熄灯睡觉的人，常常在似睡未睡之际，听到鸡鸣。”他的竞争者不仅有学校的青年教师，还有数百万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知识青年。

　　1977年，有570万考生参加了高考，最后被录取的只有27.3万人，录取比例29：1，录取率不足5%，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这次高考，不仅改变了众多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再一次填报志愿，武树臣本想选复旦大学新闻系，但是母亲希望他回到北京，回到家人身边，这才改成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

　　不久，武树臣接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老师的电话，他们建议他读法律。当时武树臣不知道法律为何物，要学什么，将来要做什么工作。法律系的老师答道：“学政治、法律，将来当法官、国家干部，也可以搞研究、搞教学。”

　　1977年，虽然有3所大学的法律系即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和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恢复招收法律本科生，但总人数只有193人。

　　当时，法律还是个神秘的专业，同为北大77级法律系学生的何勤华曾说：“年轻人包括整个社会都不知法律为何物。”

　　谁也不知道，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牛皮信封里装着怎样的未来。

　　1978年3月，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82名新生入校，后来这些人成长为在法学领域和涉法公共事件上都有着相当话语权的学者，被称为法律界“黄埔一期”。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法律专业聚集了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何勤华当过基层党团组织干部，陈兴良高考前是县公安局的文员，姜明安、王绍光、武树臣都是中学教师。同学之间有着不同的经历、职业背景，连年龄也能差出一二十岁来。

　　1968年离开北京时，武树臣还是个20岁的小伙，在当了5年知青、念了两年师范、又做了3年中专教师后，他再次回到北京，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成为了一名法律生。

　　这一年，四散在四川、河南、武汉的家人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纷纷回到北京，武树臣一家人终于又聚在了一起。

　　1982年，77级法学生毕业，全班82人，4人选择留校。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3人出国留学，还有一些同学考上研究生，其他同学也都在“北大法律系毕业生”的加持之下进入了全国各地的公检法司系统。

　　武树臣感叹，“当时，我们深刻体会到，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或者改革开放再晚10年，就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

　　往返讲坛与法坛

　　读书期间，武树臣深受恩师张国华的影响，对中国法律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念本科时就在张教授的指导下编写了6万字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材。

　　1982年2月，武树臣毕业留校。1991年8月，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4月任系副主任;1993年8月被破格评为教授，同年9月他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9月，他被评为北大首批中青年学术骨干;1996年2月获博士学位，6月又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有人将武树臣这类教授称为“红派法学家”，即因学术理论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政治上得到宽容，年纪轻轻就能当上博导的一批法学家。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96年底，武树臣总共发表论文80多篇，约合80余万字;再加上出版的著作，研究成果近200万字。

　　做法律史研究，很容易埋首故纸堆，武树臣在完成教学、研究任务之余，还兼职做过一段时间的律师，做辩护、当代理人、担任法律顾问，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忙得不亦乐乎。

　　正是这段兼职律师生涯，让他在调任人民法院之时，有了开展工作的勇气和信心。1995年，北京市政法系统决定从各大高校的法学院遴选一些学者进入司法队伍。据武树臣回忆，当时法院有380人左右，法律科班毕业生占比40%左右。此后十几年间，审判队伍的高学历人员的比例逐年提高。

　　1997年，武树臣调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担任党组书记、副院长，离开了生活学习工作了近20年的北京大学。但是武树臣并没有完全离开心爱的讲坛，继续在北大招收指导博士研究生，并且每周二下班后坚持回学校上课。

　　兼顾理论和实践，既知国情又知国际，既知历史又晓未来，武树臣认为这是消除法律人偏见与傲慢，填平学术与实务鸿沟的关键，也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会有新的气象。

　　武树臣一直视自己为“社会型”或“实践型”的学者。2005年4月，武树臣再次被选中，担任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部长，主要负责保护奥林匹克知识产权，衔接和协调奥林匹克国际惯例与我国现行法制之间的关系，为奥组委决策提供法律支撑等。

　　等到奥运会的法律事务结束，已经是2009年，60岁的武树臣离开奥组委，到北京市法学会任职，工作比以前轻松了不少，做做学术研究、写写文章，武树臣又干起了老本行。

　　但是真正回归讲堂还是在2011年，武树臣被山东大学聘为人文社科一级教授，给本科生和博士新生上课。兜兜转转，他又回到了校园，踏上了熟悉的讲台。

　　作为法律人的武树臣，始终热情地参与国家法治发展的建设，坚守着一个法律人、一位法学教授的本真。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武树臣的一生则像是新中国的缩影，有过起伏、有过等待，当然更多的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和觉醒。

　　责编：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