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大陆本土培养的人才中,仅屠呦呦一人获得了理工类的诺奖,其余获得诺奖和菲尔兹奖,沃尔夫奖的华裔,获奖时都不是中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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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左刀
1、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终身教授康毅滨教授曾对中国留学生和普林斯顿的学生做过一个比较,他认为:“普林斯顿的理念是学习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么、热爱什么的过程。”
“但很多国内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往往是被动的心态:希望一进学校,就有人指定给他一个课题或任务,这个课题又一定得出成果。就像解一道数学题,一定会有答案,做完了就能拿高分。然后靠这个科研成果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基础扎实、学习勤奋、上进心强、应试能力强、成绩优秀、但缺乏探索精神;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都比较弱,同时功利心又比较强。”
而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则来自于中国基础教育里有太多类似“竞争激励”机制。中国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的狭隘的竞争意识,清楚地烙在这些留学生的身上,困扰着他们。
基于此,康教授说,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往往有以下的特质:
1、心态上比较急,有些学生在这里急于求成,享受不了科学研究的乐趣,总是把实验看作“计件劳动”,一旦不如意,就容易垂头丧气。
2、还有些学生到这里才发现,这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专业,但是辛辛苦苦读了那么多年书,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很迷茫。
3、并且他们往往在人际关系上会遇到问题,觉得不受欢迎,孤单。
无独有偶,耶鲁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陈志武说:“有两件事再次引发了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一个是,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时,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博士研究生了。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可以,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表现都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第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
关于第一个问题,陈志武与一名颇有天赋的中国留学生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陈:“你的天赋如此出色,我一直认为你最有希望出类拔萃,出一流学术成就。告诉我,你是否真的对学术研究、学术生涯有兴趣、有激情?”
学生:“对学术研究谈不上有兴趣。我可以做,也可以写学术论文,但这不是我的兴趣与激情所在。”
陈:“那你为什么要申请金融博士研究生呢?”
学生:“因为父母要我这样做,而且看到其他同学都这样做。”
2、
2005年,温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康教授和陈志武的文章,和钱学森之问则异曲同工。不过,康教授和陈教授在文章里面,提到了两个中国学生普遍的问题:
1、中国学生急功近利;
2、中国学生学习大多不是基于兴趣。
那么,中国学生的急功近利,学习不是基于兴趣而是为了工作、为了父母而学,从根源上来说到底是为什么呢?
钱学森之问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这句话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更多的则是钱老对于中国缺乏大师的焦虑。
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是,民国的诸多大师们,如果放到现在,很多是考不上985或者211的,尤其是在重理轻文的今天,一些文学大师可能就是在某个三本甚至专科毕业后,一直默默无闻的人。
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黄昆,上中学时的数学成绩非常好,但语文课没有学好,到高三时已接近不及格的边缘。报考清华大学、北洋工学院,都是由于语文成绩太差而未被录取。不过,通过老师的大力举荐,燕京大学的破格录取,黄昆得以有书可读,最终经过一些磨炼,成为了一代大师。
钱伟长,物理5分,化学和数学一共考了20分,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破格被录取进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但之后看到国难当头,决定弃文从物,转学物理系,起初系领导不同意,但通过钱伟长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破格录取,最终入读并成为了一代物理大师。
罗家伦,参加北大入学考试,作文满分,数学零分,被蔡元培校长力排众议破格录取,后成为清华大学校长。
钱钟书,参加清华入学考试,国文和英语分数上乘,数学不及格,被罗家伦校长特准入学,终成一代大师。
臧克家,参加国立青岛大学入学考试,作文拿到98的高分,数学零分,被闻一多院长破格录取。
吴晗,报考北大时国文英语满分,数学零分,被北大拒绝,转考清华,依然国文英语满分,数学零分,最终得到了清华的破格录取。
季羡林,同时参加清华、北大入学考试,国文英语顺利通过,数学4分,被清华、北大同时破格录取。
康白情,中国白话诗的开拓者之一。当年考北大,国文和英文都考了第一,数学却考了零分。开始北大是不肯录取他的,后来是胡适以辞职要挟,北大才无奈地录取了他。
有人会说,现在不是有竞赛生加分吗,比如奥赛选手,拿到金牌直接保送清华北大,不是也能收到这些偏才怪才吗?
但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没有奥数,没有竞赛加分,没有培文杯、博雅杯,那些被破格录取的人,都是对学科有真正兴趣的人,而不是像现在,竞赛是有培训体系的,带着浓浓的功利性。而且,竞赛成绩的好坏,跟你就读的学校息息相关,有没有名师辅导至为重要。
我们以奥数为例,有人统计过第26~59届IMO获奖中学,拿到过3枚及以上奖牌的中学,全国只有18所,5枚及以上奖牌的,全国只有11所。而最新的2019年IMO获奖选手,除了1人之外(也属于名校),其余也都属于前18所的名校中,如下图所示:
拿到过奥数金牌的学校,无一是缺乏名师的不知名学校。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当年温州乐清的乐成寄宿学校(现改名为浙江乐清知临中学)是一所籍籍无名的学校,后来通过大力挖掘全国各地的特级名师,使得学校的奥赛成绩扶摇直上。
这些,充分说明现代的选拔机制,重要的是要有“名师”,而有天赋的学生如果在农村或者不知名学校,就完全失去了通过奥赛被选拔的资格。要知道,奥赛有非常强的套路,没有通过特殊的训练想要拿到金牌难度是非常大的,据说,曾经有人把奥数题给数学大师陈省身做,他几乎没有一题做出来的。
像黄昆当年读的“北京通县潞河中学”这一类的学校,放在今天基本上是无缘奥数奖牌的,也就没有保送的资格。如果放到今天,黄昆虽然理科优异,但做不了竞赛生,瘸腿的语文和英语等文科成绩估计只能读个二本,甚至三本。
文科特长生更加惨不忍睹,清华大学在今年取消了文科保送生,只保留理科,在全国各种论坛上,“文科无用论”充斥耳边,让人唏嘘。钱钟书,季羡林,吴晗这样的大师在当今社会无法诞生,是有原因的。
3、
从根本上说,中国“出不了大师”的原因,在于当前社会的人才选拔机制。
中产阶级的父母们,焦虑的让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只是为了让孩子在考试中能够“全面发展”,或者有加分的可能,高考中,每1分,可能就有几十上百名考生,可能就决定了这个孩子的命运。
衡水中学精确到秒的日常安排,超过军训的严格的“牢笼制”学习方式,只是为了让考生能够在高考中掌握“每一个知识点”,从而在分数上能多考几分,实现985和211甚至清北的梦想。
高考之前,知名中学已经成为了通往高考的最主要的途径,如果考不上知名的中学,就很可能意味着与985,211无缘——普通高中,缺乏名师,就意味着缺乏提分的套路。
而要考上知名的中学,要么参加奥赛获得较好的成绩,要么通过残酷的升学机制,分数上压倒别人。想上知名高中,就要上知名初中,知名初中进入知名高中的录取率,远大于普通初中,而想上知名初中,知名小学的录取率显然要高于普通小学。而要上知名小学或者知名的小学初中一体化的学校,则要学区房。动辄几百上千万的学区房,将社会阶层进行了简单粗暴的切割。
北京市西城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权贵林立,特殊渠道的招生政策也只是为了让这些孩子们享受顶尖的小学和初中教育,通过顶尖老师的培训,进入到顶尖的高中,然后更有机会进入到顶尖大学。
而顶尖的学校,因为有着众多的名师,也有资格去到处“掐尖”,比如人大附中到处掐竞赛生,比如各地顶级高中,到处去掐底下各级初中的高分考生。
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分数。
掐尖,造成了更加病态的唯分数论,也将高中的竞争传递到了初中,初中的竞争传递到了小学,小学的竞争,传递到了幼儿园。
在上海,流传着各种幼升小的传说:精通语数外是必须的、篮球足球游泳轮滑样样精通、游历的国家至少20多个,更有甚者,4,5岁就号称“精通”量子物理。
而在各种数学选拔被取消后,PET英语考试就成为了家长们的救命稻草,北上广等地区,经常会出现PET报名都报不上的火爆场面。这种病态的心理,也是唯分数论的急功近利的表现之一。
对于绝大部分的考生而言,如果做不到“全面发展”的成绩,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从而无缘985和211的门槛。
分数之所以这么重要,在于中国的高考选拔主要通过“平行志愿”来选拔。意思就是,最好的学校先把分数高的学生录取完,一层一层的收割后,后面的学校才有机会录取次高分数的学生。
哪怕对于华东五校这样的顶级学校而言,也必须面对吃清华北大“剩饭”的可悲境遇。
在上海,以前并非如此,高分考生会选择复旦和交大,状元去读复旦的不在少数。
但之后,清华北大出了一个“零志愿”,也就是在其他学校录取之前,清华北大先行收割,完全失去了公正公平的录取原则,这一政策绵延至今。
很多地方的学校或者地方政府,动用财政资金来奖励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的老师和学校,考上1个奖励几万甚至10万以上,这导致了老师完全不管学生是否对专业感兴趣,逼着学生去考清北。
以前能收到状元的复旦、中科大、上交等名校,这些年状元颗粒无收。
清华大学2019年的财政预算,达到了恐怖的300亿,超过了麻省理工大学。
平行志愿下,2+5以下的学校更惨,明明有着王牌的专业,却因为平行志愿导致几乎收不到高分的考生,这是高校教师资源的极大浪费。
今年,上海一位排名50名左右的考生严一粟放弃清北而选择哈工大航天类专业形成了轰动效应,但这样的例子凤毛麟角。
而大部分的高分考生在进入清华北大之后,主要就读的是金融、管理和计算机类的,未来能够拿高薪的专业。而就读生物、化学等冷门专业的学生,则大部分会想着转专业,转系等。
有着顶级教师资源的部分学校院系,可能因为学校整体排名问题,在平行志愿下无法获得顶级的学生来培养,而顶级的学生则集中到清华北大,去读金融和计算机,这是巨大的人才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施一公曾悲哀的说,中国顶尖的大学不应该以就业为导向,他说:“当你以就业、挣钱为价值观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很失败。连我培养的最好的学生都说:“老板,我毕业后想去金融公司。”如果所有的精英往就业方向走的话,我认为这样的国家会出问题。”
学区房——知名小学——知名初中——知名高中——知名大学——找个好工作,这就是当前中国人才选拔机制中最主要的链条。整个链条中,没人关心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家长,老师甚至学生自己,只能关心分数。
而整个社会对一个人是否成功的评判标准,已经从多样化变成了“是不是很赚钱”这样一个几乎唯一的标准。哪怕是清华北大的教授,如果不赚钱,照样会被很多人从内心里看不起。
整个社会环境的物质化,整个教育从上到下的选拔机制,都是非常不利于大师产生的。
4、
不是没有人想去改变,但改变的代价,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得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就是这么一所有着巨大争议的学校。
这所学校积极吸纳了欧美先进的教育理念,在日常教学中,注重学生个性化兴趣的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自我管理能力。教学中,作业不只是做题,更多的是开放性的分析和论证、批判性的阅读和写作。终结性考试也少有选择题,是要真刀真枪地学懂学透的。
这与美国最顶尖的高中的教学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美国教育目的在于培养能力,强调独立与批判思维。所以很多时候老师都不会为学生提前设定好条框,而是让学生自由发挥。为了完成作业,学生要自己泡图书馆查阅大量资料,形成自成逻辑的独特见地。
在这过程中,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可以达到“专家级”,目的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能够彻底理解,甚至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从学生的反馈来看,北大附的学生大部分对学校的教学理念是非常认可的,但在中国应试教育和平行志愿录取的体系下,这种学习方式遭受了质疑。
由于不过分强调死记硬背,没有像衡水这样的学校这样大量的刷题,北大附这些年的高考成绩并不尽如人意。在2019年,北大附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人数,在海淀六小强中位列倒数。
这导致了部分家长的不满,而这些不满情绪在家长中传播,也导致了北大附的录取成绩出现下滑。有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本来有上清北的能力,但经过北大附的培养后,最终只能上北理工,北邮,这完全是被北大附的教育方法给带偏了。
在美国,高考考生一般会考SAT或ACT,其中,SAT一年举办7次,ACT一年6次。这大大降低了偶然因素对考生的影响,更加的公平公正。2016年改革后新SAT总分共1600分,分为阅读、文法和数学三部分,写作改为选考。部分高校要求考SAT2,也就是在生物,化学,数学,文学等学科中选考至少2门功课。
美国的顶尖高校,除了SAT成绩之外,还要和在校学习成绩、老师推荐信、课外活动、面试等等综合考量,甚至有的学校会认为这些比考试分数更重要。
老师希望你是真正在专业上有兴趣才来就读的,而不只是为了毕业后有一个好的文凭,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这样的选拔机制,使得美国顶级大学中,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因为兴趣才选择了相关的课程,而在录取时,美国没有采取所谓的平行志愿,而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学习成绩,自主申请不同学校的offer,最终在获得offer的学校中选择自己最理想的大学就读。
所以,申请美国大学的学生中,对于兴趣和专业会比对学校更加重视。
比如说,喜欢读计算机的,可能不会选择哈佛大学,而去卡耐基梅隆大学或斯坦福大学,喜欢读会计的,可能会去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或者宾夕法尼亚大学,也不一定会去哈佛,高分考生,也有可能会选择西点军校,而不一定去MIT或者耶鲁。
这种机制,使得高分考生分布在了不同的学校,而不同学校的强势专业,也都有机会获得顶级考生的加入,从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而获得这些优质学生的老师们,也有机会将生平所学倾囊相授,甚至使得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多样性的教学机构,专注于兴趣爱好的选拔机制,使得美国顶尖大学中,美国的学生成绩普遍好于大陆的学子,研究生到博士生阶段差距更加明显。说到底,缺乏自我驱动力的研究和学习,是很难取得很高的成就的。
不是因为我国缺乏天才,恰恰相反,东亚各国是全球平均智商最高的地区,中国的天才总基数远高于美国。但我国当前的人才选拔机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出不了大师主要是这种选拔机制的错误,而不是中国缺乏天才。
5、
不过,即便是美国的选拔机制,也不能确保完全公平公正,新近曝光的美国名校招生丑闻就是利用了各种漏洞,造成一些权贵可以通过行贿把子女送进名校。
而美国当前的选拔机制也同样存在高中名校优质师资较多,普通学校优质师资较少,富裕阶层更容易让孩子去上好的高中,从而导致的教育“贫富分化”的格局。
根据近年来的一项统计显示,哈佛大学17%的学生家庭收入超过50万美元,42%的学生家庭收入超过25万美元,而低于4万美元的贫困生只有12%。
这种情况在我国也非常的严重,即便当前政府出台了“贫困专项”的录取政策,2019年,清华大学新生中,农村及贫困地区生源仅占19.3%,超过80%的学生来自于家境相对优渥的家庭,这还是清华大学近些年来农村及贫困地区生源占比最高的一届。
是农村出身的孩子智商普遍低于城市的孩子吗?
显然不是的!
从先天智商概率来讲,农村孩子出现天才的概率,和城市里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名师的教育,不懂得竞赛的套路,如果仅仅靠自己的努力,而没有类似国家贫困专项这样的口子,他们要想读上顶尖的高校,难度要比城市里的学生大的多的多。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通过制度手段和技术手段,提升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进入985和211高校就读,将会是一次挖掘天才的重要过程,这将会给我国带来新一轮的人才红利,但很显然,这也会动了城市人的“蛋糕”——清华北大就这么点招生名额,农村学生招的多了,城市学生自然就会少。
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如前所述,让不同的人才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学校和专业,从而进入到不同的学校,废除“平行志愿”。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如果采取学校发offer的形式,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腐败现象?
毕竟,如果高考成绩不作为唯一的要素,而只是重要要素,还要掺杂其他的因素,那么其中可操作的空间就会非常的大。
比如说,在初中高中,谁当三好学生,谁获得老师的高度评价,部分成绩如何考评等等,都存在巨大的操作空间。而对于高校而言,录取谁也会出现巨大的黑洞,面试成绩是怎么定的?学生在高中的各种成绩,对于不同高中的学生而言,如何评判谁更优秀?等等。
也难怪大众会有这样的忧虑,毕竟,早在2001年,知名学府上海交大就曾经流出一份“照顾名单”,涉及上百人。而在各个高校,甚至公务员考试中,笔试第一,面试被淘汰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如何尽可能的从制度上保证公平和公正,会是一个长期需要探索的难题,这方面,美国的经验也未必完全有效。
但不管如何,选材机制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选材机制的改变,将使得学校能够更好的招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学生,而不仅仅是看高考分数,而高校选材方式的改变,也将向下传导,使得高中教育,甚至初中和小学教育,都从激发和寻找孩子的兴趣,并通过大量的研究和阅读来培养研究和解决办法的能力,鼓励提出创新的方法来着手。从而放弃以往“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恶性循环,放弃以刷题和提分为主的填鸭式教育模式。
如此,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后,我国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将会出现欣欣向荣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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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左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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