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皇室对山参资源的垄断处罚，浅析进贡山参造假现象的必然性

导语：清朝时期宫廷御用的山参造假，主要存在以秧参充当野山参；在野山参中插入铅条、铁屑等以次充好甚至恶劣增加人参重量的行为。

东北地区是清朝统治阶层的“龙兴之地”，同时也是野山参的重要产地。人参作为名贵的中药材和补品，一直被清朝皇室当做“为国家王气所钟”的祥瑞之草，所以这些名贵的人参就被强制列为清朝满族贵族的专属物品。康熙年间，甚至废黜了满洲八旗贵族开采野山参的权力，将野山参的开采权全部收归皇室所有。

但野山参的资源毕竟有限，在满族长达数百年的大肆挖掘下，野山参的数量逐年降低，但为了保证清朝皇室的供应同时为了从中渔利，负责山参开采的采参人、相关部门官员往往就会采取以次充好、变相增加山参重量的办法来应对清朝宫廷的硬性任务。

清朝统治阶层所在的满族发源于东北地区，狩猎和采集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人参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清朝定鼎北京后， 便将人参列为重要贡品。 为了有效地开发东北地区有限的人参资源， 清朝制定了相应的参务管理制度。

自后金政权建立之前，女真族所在地区就通过采掘山参和内地交易，后金政权建立后，人参的开采仍然是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人参的贸易对象不再局限于明朝人，还经常同边界的朝鲜人交易。

正是因为人参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稀缺性、地域性，后金政权甚至专门为了防止明朝边民越境采参而设立“ 禁边捕杀”政策。而后，在努尔哈赤设立“八旗议政”的国策以后，又有了专门针对八旗的规定：“预定八家但得一物，令八家均分之。”如此分配制度下，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山参自然也会被分成八份，开采山参的权力也平均分给了八旗诸王贵族手中。于是便有了“八旗分山采参制，彼此不得越境。”的严格规定。

也就是说，后金政权时期的山参开采乃系后金皇室和八旗贝勒王公贵族的私有财产和重要的经济来源。

公元1644年，八旗军队挥师入关，定都北京并建立了一统中原地区的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中心转移到北京以后，清朝统治阶层按照历史惯例，住进了紫禁城，而山参作为重要的中药材和名贵补品也成为清朝皇室的重要进贡之物。但山参的资源毕竟有限，为了更好地控制甚至垄断山参资源，清朝统治阶层不断调整山参开采的管制政策。山参开采逐渐从满洲八旗公有制度变成了清朝皇室的垄断权力。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谕令：嗣后八旗往乌苏里等处采参，其分山各人之例暂行禁止。

康熙四十八年，康熙皇帝谕令：宁古塔、玛彦窝哩、别派、绥哈河、伊拉英河等处地方所产之 参，专备上用，不准常人采挖 。

由此，东北地区山参开采的权力完全收归清朝皇室所有，成为宫廷的专属权利。

01 清朝参务制定的不科学性，决定了山参造假的出现

清代皇家为了垄断、独享野山参资源，封禁长白山、围上柳条边，设立打牲乌拉衙门、官参局专门负责为皇室采参。从康熙朝开始实行分山制、包采制、参票制，即官方出银子雇佣刨夫进山采参，刨夫得采到相应数量的野山参上缴，以抵扣银两。

打牲乌拉衙门领导下的上三旗包衣专业采参队伍，每年都会在规定的时间由北京出发前往东北地区开采山参。在清朝皇室对山参的疯狂推崇和需求下，这支专业的采参队伍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对山参的过量开采造成了山参数量的急剧下降。这一点，通过这支队伍每年向清朝皇室进贡的山参数量对比足以说明：

很明显，自康熙二十年开始，上三旗包衣组成的专业采参队伍已经不能满足清朝皇室对于山参的巨大需求，清朝皇室不得不另想办法，由此开始了“参引制度”。

自康熙四十八年，清朝政府开始根据“盐引制度”创设“参引制度”，以“参票”的方式对山参的开采进行统一管理。清朝皇室制定出一定数量的“参票”，然后分发至东北地区官参局，官参局再让采参民户按一定价格购买，采掘山参以后，再卖给官参局，以此换得差价，赚取利润。丰厚的利润大大刺激了山参的开采，在官参局的管理下，对清朝皇室进贡的山参数量又开始逐年增加。以具体数据做出说明：

康熙四十八年议定：由户部领予万斤参引。盛京将军所属，发给四千斤参引; 宁古塔将军所属亦如之; 乌拉打牲总管所属，发给二千斤参引。

又定: 盛京酌派满洲兵四千、宁古塔满洲兵四千、乌拉打牲满洲兵二千。十人立一长，四十人为一伙。所得之参，分别多寡美恶，折给银两。著该将军选上参一百斤，次参九百斤，解交内务府，其余折给银两。”

“参引制度”的创设虽然从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清朝皇室对于山参开采的管控和垄断，也实现了山参进贡数量的逐年增加，但挖参的民户为了获得盈利，对山参所在山区进行了灭绝性的开采。再加上旧有参场的严重资源枯竭，参民们已经无参可挖。清朝政府只得重新开辟新的参场以满足对山参的需求。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山参数量进一步下滑。

鉴于此种情况的出现，清朝政府决定“刨采二年，停歇一年”的轮歇开采制度，让山参资源得到了些许缓冲，但乾隆年间因为“盛京歇山以后，虽严行查拏，尚有偷挖之弊，歇山实属无益。”，也就是说政府歇山期间，偷挖山参的情况出现上升趋势，山参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乾隆皇帝决定：“请自次年起，照常行放薓票。”

至嘉庆朝，乌苏里等处大参场的人参资源已严重匮乏，发放参票的数额陡然下降。如嘉庆四年，盛京参票的数额已减至1752张，吉林的参票减至450张。

以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例，对因为山参资源严重匮乏而引起的“参票”数量严重减少情况，予以说明：

由此可见，和清朝皇室对山参的巨大需求相比，清朝政府采取的各种相应管理政策、采掘办法甚至相应的缓冲办法都没能改变山参逐年减少的情况。但清朝皇室对于山参的需求和热爱程度没有改变，甚至还在乾隆年间出现了上涨趋势，所以以“秧参（人工移植并培育的类似野山参的移山参）”或者虚假增重的方式完成政府派发的指标，也就是山参造假行为的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也就是说，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不科学性，直接导致了山参造假情况的出现。

02 清朝皇室对山参的巨大需求，决定了山参造假的必然性

清朝皇室对山参的之用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在所有进贡的山参里面，特等、头等、二等以上的山参才能达到以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皇室成员食用，但二等一下山参也有着皇室成员的使用办法，比如自制膳食、调配物品等。我们以雍正十年五月至十月的半年时间内，雍正皇帝一人使用山参的数量就高达900多斤，这还不算每日必须提前备下以供不时之需的“备用山参”。在清朝皇帝中，雍正皇帝对人参的喜爱还不能算是最狂热的，长寿皇帝乾隆和其子嘉庆皇帝才是最为喜好人参的帝王，由此可以预见乾隆和嘉庆两朝，皇帝对于人参的使用更为突出。

另外，除了皇帝之外，太后及后宫嫔妃、皇室皇子、公主们也大量消耗着进贡山参。所以，但就皇室成员使用这一个方面，对山参的巨大需求就能看出端倪。

众所周知，山参乃系名贵的中药材，在清朝医学技术并不发达的环境下，中医及中药是人们所依赖的唯一治病养病办法。太医院作为清朝皇室的专属医疗机构，对山参这类名贵中药材的使用自然不在话下，更不会吝啬。《清太医院志》记载：仅雍正十二年一年，但就用于入药的山参数量就高达350斤左右。

自从康熙年间，山参的开采权收归清朝皇室独有以后，山参的市场价格疯狂上涨，而且一度出现有价无市，市场短缺的现场。所以，山参一度成为清朝皇帝为了彰显自己“仁慈”的赏赐之物。对于赏赐之人一般为各少数民族上层头人、蒙古王公贵族、外藩和各国来华使者。另外，对于一些年迈体弱的功臣、恩宠官员的赏赐也大多以山参为主要。以清朝皇室的大方，可以想象这类赏赐对于山参的大量输出。

正式因为清朝皇室对于山参的巨大需求，和逐渐枯竭的山参资源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对比。在逐渐降低的山参数量之下，清朝皇室对于山参的需求费按没有减少反而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态势，所以对于东北地区官参局、参民等就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所以，为了完成清朝皇室的硬性要求，造假的情况不可避免。

03 山参资源减少，为了完成清朝皇室硬性摊派的任务，相关部门官员只能以次充好、造假完成指标

清朝皇室对于山参的巨大需求，只能转嫁于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官参局，而对于完不成相应任务要求的政府官员和是官参局官员们，清朝政府不惜重罪惩罚。

我们以乾隆五十九年参务案为例，对清朝中央政府惩罚万不能采参目标的官员惩罚情况做出说明：

乾隆末年， 由于乌苏里等处大参场参源日趋枯竭， 一参难觅， 致使有些刨夫不赚反赔， 清朝最高统治者对此仍熟视无睹。 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保证参务活动的正常进行， 被迫为刨夫借贷， 结果导致官银的大量亏损。

为了弥补官银的亏损，也为了完成清朝皇室下达的上供山参数量要求，吉林将军恒秀决定向民户、 铺户强行摊派“参票”。“参票”数量有定量，但山参数量已经严重减少，参民被迫挖掘的唯一后果就是增加自己对政府欠款的数量，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益处。

那么吉林将军恒秀为何敢于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前任吉林将军麟宁因为完不成采参人物被迫造假试图蒙混过关而被政府严惩的教训。

这就足以说明在清朝皇室的硬性要求和严厉惩罚制度下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严重亏损、入不敷出的参民们不得不用造假的方式应对这种苛刻的惩罚制度。

04 民户采参“不赚反赔”，叠年累加，不得不采取欺瞒造假的办法

山参经过清朝百年的疯狂挖掘，呈现连年急剧下滑的态势，但清朝皇室对于山参的需求上文已经详细阐述，在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在地方官员的强制压迫下，参民以银两换取“参票”的经济活动已经不再盈利，甚至造成了入不敷出的情况。所以，参民们只能向官府借钱换取“参票”，再行挖掘山参以弥补债务。但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导致了参民们的进一步亏损，不赚反赔的叠年累加。

1、挖掘山参的行程逐渐增加，挖掘成本大幅度提高

山参资源的逐年枯竭，迫使清朝政府不得不另外开辟新的参场，而这些参场的位置一般处于深山老林等远离参民居住地区的地方，路途遥远，这无疑会大幅度增加参民采参的成本。

2、东北林区大火严重损害了参民的采参工具，给参民的财产造成了巨大伤害

清朝时期，东北地区的火灾频频出现，尤其是乾隆五十九年，吉林地区连发两场山林大火，严重损害了当地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甚至严重烧毁了参民们采掘山参的工具等。参民必须重新置办采掘工具和大火带来的严重经济损失，让参民们的生活陷入严重的困境，只能继续向政府借贷以保证生存。

3、“参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也进一步导致了参民出现“不赚反赔”的现场

山参的巨大经济价值和“参票制度”的严重弊端导致当地官员有了钻空子、赚差价的机会，这让原本就“入不敷出”的参民采掘山参活动更加的不划算。严重、连续的巨大亏损甚至导致了家破人亡现象的出现。

在种种因素制约下，参民们只能以造假的方式来换取协助利润，以保证生存所需。

山参作为东北地区的自然资源，原本就是人人可以享受的自然馈赠，但因为其自身的稀缺性和巨大的市场价值、药用价值，被清朝皇室蛮横垄断。但在清朝皇室并不科学合理的参务管理制度下，清朝皇室对于山参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上供山参造假的必然新。再加上当地政府官员迫于上级的硬性指标要求和参民们入不敷出的采参活动，进一步导致了山参造假情况的出现。

参考文献：《大清会典》、《清太医院志》、《清朝参务研究》、《乾隆五十九年参务案》、《盛京参务档案史料》、《清实录·高宗实录》、《雍正起居注》、《清实录·圣祖实录》、《清史稿》、《内务府奏案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