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定夏朝国都？确定夏朝国都遗址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作者：赵辉）约公元前2070~前1600年的夏朝，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是华夏民族、华夏文明形成的源头。夏朝在考古年代划分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大量陶器的生产与使用是这一时期的显著标志。

在中华远古文明研究中，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商文化的文化年代类型，无不显示出以陶器类型特征的区分为标志，显现出陶器在早期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为陶器是早期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的重要依赖因素，是人类创造生产的重要工具，贯穿着人类文明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陶器的类型与积累量在人类生活遗址的考古中，是考量遗址区人类文明发展状况的重要考古指标。

陶器是人类文明发展初期，人们赖以生活的主要器物，是食物储备、饮食器物的唯一用具。用现代人的说法就是，人们生活使用的锅、碗、瓢、盆全部为陶器。而陶器又是脆而易碎的物品，因此，在当时的年代，只要是有人类长期生活的地方，就必然有大量的陶器碎片。陶片的积累量是与人们在此生活时间的长短与人口数量有着密切关系。

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商文化的遗址，分别代表了一段时间内，特定区域的陶器特征，随着人类活动的变迁而销声匿迹。因此，这些文化遗址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都是间断性的，无法形成早期人类文明长期持续发展，进而形成高度华夏文明的物质基础。

一个经常四处迁移的氏族或部落，其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极其有限，即使近代的游牧部落或民族，其文明程度都是相当原始的，难以形成影响广大区域的高度民族文化。因此，华夏文明的形成地区，应当不在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商文化的遗址范围内。

对于夏朝时期代表文化的夏朝国都，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夏朝是个高度文明的朝代。夏朝国都的人口规模与国都存在的时间长度，决定了夏朝国都的遗址其陶器或陶器残片的积累规模，是相当丰厚的。因此，在对夏朝国都的寻找与确定上，如果遗址内的生活陶器残片数量稀少，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厚度，将其定为夏朝国都，或者作为夏朝国都来考量，就是极其不负责任或缺少专业素养。

《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于莫大乎与人为善。”从中我们可以判断出，即使作为开创夏朝历史的大禹，其主要生产工作有一大部分为制作陶器，可见陶器在夏朝时期的重要作用，与陶器使用的普及和消耗巨大，可以说是当时的主要制造业。陶器的大量使用与破损，必然在夏朝国都遗址上积累大量的陶器碎片，因此，大量的陶器碎片是判定夏朝国都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指标，缺少了这一指标，就可以完全排除其为夏朝国都的可能性。

从《孟子?公孙丑上》的记载，我们还可以判断出，大禹生活或者建立国都的地区，还必须具有适合农耕生产必须的富饶土地与方便渔猎的河流、湖泊。二者也是判断夏朝国都的重要指标，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国都地区富饶的土地与交错的河流湖泊，才可能是一个人可以同时进行农业耕种与渔猎的必备自然条件。

在夏朝国都区域性地理特征的判定上，我们可以参照《逸周书·卷五·度邑解》的记载：叔旦恐，泣涕其手。（武）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这段话的本意是说，我武王谋图涂山的九夷地区政权和殷商政权，是依照天命；从洛汭到伊汭地区，都处于水的北面，无险固的地势，与夏朝国都地区极其相似。而不是说从洛汭到伊汭地区是夏朝国都的原址、是夏朝国都曾经的故地，这也是造成现代寻找夏都工作发生原则性错误的根本原因。

其中也透露了一个被历史学界所忽略的重要信息，就是周武王第一目标是图谋九夷地区，第二才是图谋殷商政权。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许就是九夷地区正是夏朝国都的所在地，拥有丰富的资源与高度的文化、文明。而周公东征，其目标也主要是针对淮夷中的九夷与殷商残余势力。周武王与周公的两次军事行动显示，其时，淮夷、殷商、丰镐是三足鼎立的势力。殷商与周势力的实际情况我们都很清楚，而淮夷势力为什么能和殷商、周势力抗衡，却被我们所忽略。笔者判断，这或许就是前朝时期夏朝的中心区域，夏朝势力在军事与文化影响力的延续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夏朝国都是处于河流北岸的广阔平原地区，无险固的地势去防范各部落氏族的进攻，彰显武王建立的周朝政权与各部落氏族和平发展的初衷与决心，向得到各部落氏族共同拥戴的夏朝政权学习效仿。

而《史记·周本纪》：（武）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纵马於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其中的记载也明确显示周武王“营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是在雒邑营周都城，而非在夏朝故地营周都城。周武王时期与夏朝末期也就间隔了殷商550年年，雒邑更靠近丰镐地区，常规情况下周武王及部下对雒邑地区是否为夏都故地，应该是很清楚的。周武王对部下的说服引导，显示雒邑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洛阳地区并不是夏朝的故地。

通过以上分析陈述，笔者认为，对夏朝国都遗址的寻找与确定，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夏朝国都位于河流的北岸，周围地势平坦无险固的军事要塞关卡；二、国都地区拥有富饶的土地，方便从事农业生产，便于积累丰富的物质财富，进而创造先进文明；三、国都附近拥有丰富的水源河流湖泊，便于渔猎，在农耕生产出现问题时，丰富的河流湖泊，也可提供满足人们食品生存的需要；四、以考古学的标准，也是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国都遗址应有丰富、大量的生活陶器残片积累层，显示夏朝国都的繁华与四方来朝、四方来贺的繁荣景象。国都遗址的生活陶器残片应丰富多样，而不能以墓葬中的陶器规模来考量夏朝国都。

根据笔者对夏朝全面、多方位、多线索的研究成果，位于淮夷涂山地区淮河流域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正是夏朝国都遗址的不二选择。其丰富的生活陶器文化，包含了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商文化的文化年代类型，其人类活动至少从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开始，文化延续不断，并在春秋时期诞生了华夏文明的最早文化篇章《诗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正是描写佳人所在四方湖的一方——夏朝国都故地。（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