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一生清华、一世清白的校长叫做梅贻琦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也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梅贻琦出生于清末家道中落的诗书世家。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

　　1904年进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颇得张伯苓赏识，1908年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

　　第二年，以第六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为第一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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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贻琦（中坐者）在美国

　　1914年，梅贻琦毕业回国，1929年应邀回母校执教。他到清华教书时，学校并不景气，报名人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他先后担任教务长等多种职务。

　　1931年，梅贻琦正式出任清华校长，可谓就任于危难之际。

　　那时国内形势风雨飘摇，学潮动荡，清华师生赶校长、撵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但梅校长却深得学生爱戴。

　　无论什么时候，清华学生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风趣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吧！”

　　此后不到十年时间，清华大学便声名鹊起。

　　梅贻琦（左二）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接纳了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

　　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瞧不起体育．曾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

　　不久清华获得“体育大校”的美誉。

　　梅贻琦治校期间，校务采用分层负责制，讲民主，又法度严明。

　　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

　　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

　　同时，礼遇教师也是清华得以兴旺的重要因素。

　　梅贻琦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最有影响的事例是对华罗庚的“三破格”：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梅贻琦破格录入清华大学；又破格从一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并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

　　左起：查良钊、胡适、梅贻琦、黄钰生

　　梅贻琦为人重实干，平时不苟言笑，开会很少说话，人称“寡言君子”，有学生作一打油诗调侃其谦逊含蓄：

　　大概或许也许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

　　恐怕仿佛不见得。

　　一时被传为笑谈。

　　实际上，如果非要他报告或讨论，其言语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纠纷。

　　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虽话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便隽永深长耐人回味。

　　陈寅恪曾大发感慨：“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有两句话经常为人引用。

　　一句是“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另一句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正是这“鱼水”之喻与“大楼大师”之比所包含的理念，成就了清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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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贻琦在抗战中

　　1937年，国难当头，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命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大时，寡言的梅贻琦讲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掌告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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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建校初期，三人（另有南开的张伯苓和北大的蒋梦麟）共同主持校务，此后八年的西南联大主要校务工作由梅贻琦执掌。在此期间，他凡事讲究民主，处理问题公正，并和众多教授一样贫寒。

　　一次，家中来客，夫人韩咏华只得上街摆地摊，出卖子女幼时所穿衣服，得款10元用以待客。

　　民间还盛传这样一件趣事：西南联大办了一个教学质量高的附中，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所学校去读书，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梅贻琦的小女儿都报考了这所学校。龙云的女儿没考上。曾给予联大许多支持的龙云，认为梅贻琦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前去疏通。

　　但秘书长不动，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也未被录取。”龙云顿时气消。

　　在战乱频频、校务繁重、生活艰苦的环境下，梅贻琦呕心沥血，管理井井有条，创造出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其高风亮节广受赞誉，被称为西南联大的“船长”。

　　1946年9月，梅贻琦辞别春城，回到北京，继续任清华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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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入驻北平。

　　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

　　周恩来和吴晗都曾表示希望他留下来，但梅贻琦还是选择了“走”，他对同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

　　后来，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他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最终婉言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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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梅贻琦

　　1955年，梅贻琦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两个星期后，人们打开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面不是什么金银珠宝，而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国内有校友集资栽种的花木，叫“梅林”。

　　梅贻琦纪念奖章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视为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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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贻琦生前最后之影像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他与清华的不解之缘。

　　由生到死，梅贻琦一生只干好这一件事：

　　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提升了清华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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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 《做人与处世》2011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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