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任职的实证分析与启示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19.04.07

摘 要

基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1位现任校长的履历分析发现，校长的群体构成趋于“同质化”倾向，选拔范围主要来自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以学术精英与高端人才为主，校长选任还呈现出“土著”特征，职位的变迁路径比较“唯一化”。我国在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应着重增强校长群体的多元化特征，扩展校长选任的范围与视野，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校长公开选拔机制，注重校长候选人的国际化背景。

关键词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大学校长；个体特征；职位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校长作为高校的核心人物，是学校的最高行政负责人，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主导着大学治理的顺利开展，并将自身的理念付诸于管理实践中。正如英国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hby）所言“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内部由谁控制”。随着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颁布，我国在推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不仅要促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而且要重视校长的选拔与任命，提升大学现有的治理水平。其中有42所大学被确定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对象，随后这些代表一流发展水平的大学迎来了一波高频率的校长替换与流动，2015年有7所，2016年有3所，2017年有14所，2018年迄今为止有8所，还有1所大学的校长没有到任，总共有32所大学重新任命了校长，所占的比例达到76.2%。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校长，究竟谁在担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校长职务？获得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职位的高端领导者具有何种特质？他们成为高等教育管理者与学术研究者共同关注的对象。针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选任特征以及职位变迁的研究，对于改善大学治理状况、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大学校长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校长的选任特点、任职情况、群体特征、职业化等维度进行探究，尤其注重校长选任与群体特点的调查研究。国外研究以美国大学校长为对象居多，科尔、莫顿、哈特利等人探究了美国大学校长的角色和作用，校长承担的角色多元，在校内外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斯托克、科里根、布兰德等人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对不同类型大学的校长“群像”进行描述，校长承担的职责繁多，对相应能力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戴维斯、麦克劳林、韦塞尔等人对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聘任和职位晋升进行研究，校长的遴选有固定的机制、方式和模式，在聘任过程中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影响力比较大的是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从1986年首次调查以来已经连续发布到第八版，也就是《2017版美国大学校长研究》，针对美国大学校长的人员结构、工作职责、学校财政与质量、女性校长等问题进行探究，是全美比较全面、客观的校长研究报告。

国内的研究对中外大学校长都有涉及，主要通过网络资料、个人简历等方式，对校长的群体特征、单一维度进行探究，还有针对国内外校长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在国内大学校长的研究中，张应强、徐玉斌、白保中、李中伟、莫玉婉、刘思亮等人选择“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以及一般本科院校作为样本，重点分析现任校长的个人特征、素质能力、选任特点、任职情况等，描绘了大学校长的群体特点。还有学者选择国外一流大学作为研究对象，李巧针、姜朝晖、张冠勇、耿有权、牛维麟等取样美国的大学校长，探讨大学校长的遴选特征、职业化、变迁路径、素质特点等，揭示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选任特点。还有学者对中外大学校长进行比较研究，尤其以中美大学校长为对象，徐文、蓝劲松、张光进、史万兵、樊华强、刘秀丽、王燕妮等分别就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学术背景、任期长度等维度进行比较研究。

国内外研究者从多方面对大学校长进行了探究，丰富了大学校长的研究内容，获得了很多有意义的发现结果。但随着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的转变，尤其是“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出台，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原有“985工程”大学的基础上新增加了3所，并且现任大学校长几乎经历了一轮重新替换。现有的研究会产生代表性不足以及局限性的问题，不能充分反映我国在新时代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思路与特点，需要及时更新调查数据，探究大学校长选任上体现出的新特征。因此，本研究着重选择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作为样本，对现任校长的任职状况与群体特征进行调查分析，试图探究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选任的共性特点及存在的特殊因素。

二、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任职特点分析

我国的大学校长是由政府来直接行政委任，大学校长属于党政领导干部序列，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有关规定，应当具备相应的学历学位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要求。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对象中，有32所高校的校长享受副部级待遇，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另外10所高校的校长享受正厅级待遇，由主管的行政部门进行任命。在实际的调查中，以截止到2019年2月13日在任的41位校长作为研究对象，只有新疆大学的新任校长还未就职，故不予考虑。为了获得大学校长的任职信息，主要利用CV方法，根据现任校长的个人履历对其进行全面揭示。由于校长选任的程序与信息不够充分透明，不能直接获得校长的原始档案，因此任职数据主要从网络渠道获得，通过各大学官方网站、教育部信息网以及相关网站获得各位校长的个人信息。经过多次搜集、分类整理与对比甄别进行统计分析，确保样本数据的真实可靠。着重关注大学校长的个人特征、教育背景、学术声誉、社会角色等，从而总结影响校长选任的关键特征与因素。

（一）基本特征

大学校长需要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与管理能力，更为长久的资历与阅历积累，在选任中充分体现出任职的年龄要求。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平均年龄为56.6岁，刚调任目前所在大学职位的平均年龄为54.6岁。大部分校长处于50~60岁年龄段，超过60岁的只有9位，占到22.5%。从出生年代来看，“50后”校长有15人，其中有6个是1959年出生，而“60后”校长有26人。由此可见，我国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选拔上呈现出“年轻化”态势，主要是由大学校长任职时间较短，流动性较强所致，造成现任校长的平均年龄较小。

从大学校长的籍贯来看，在本次调查中对校长的籍贯和就职地统计到省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籍贯与就职地一致的有11人，占26.8%，这些高校所处的地域主要位于地方省份，包括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等，呈现出任职属地化的特征。大部分校长的籍贯与就职地不一致，现任校长都是外来籍贯，这些高校主要位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属于异地任职，符合干部交叉任职的基本要求。

大学校长的政治面貌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其价值观念和政治倾向，我国目前在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组织在大学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校长是在大学党委统一领导下全面开展工作。校长选拔标准上需要严格考核政治忠诚度，在实际选任过程中会考虑候选人的中共党员身份，成为其中的重要标准和个人特性。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中，37人为中共党员，占到90.2%；2人为民主党派，2人为无党派人士。在拥有党员身份的校长中有19人还兼任党委副书记一职，同时负责党组织方面的工作职责。

（二）教育背景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最高学位全部都是博士，37人为国内博士毕业，占到90.2%，绝大多数都是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获得学位，其中北京大学4人，清华大学3人，中科院系统3人。4人为国外博士毕业，其中1人为国内和国外双博士毕业，分别在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知名大学获得学位。此外，9位校长有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工作的经历，其中国内5人，国外2人，还有2人在国内外都有博士后经历。加上这些大学校长都具备教授职称和担任博士生导师，可以说在学历背景上，“名校博士毕业+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成为担任校长职务的“标配”，也成为考量候选人的基本标准。大学的管理工作主要面对的是学者队伍和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校长具备同等甚至更高的学历出身，才能获得在同行群体中的身份与地位认可，从而更好地领导学者和教师群体。也充分体现出我国大学“专家治校”的特点，拥有出色的学历背景以及名校毕业的光环，是成为担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先决条件。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学科背景主要按照获得最高学位的学科类型来统计，主要包括工学（48.8%）、理学（31.7%）、经济学（7.3%）、法学（2.4%）、管理学（2.4%）、历史学（2.4%）、农学（2.4%）和医学（2.4%），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现任校长是以理工科背景的学术精英为主。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我国高校存在的“专家治理”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学家治理”或“工程师治理”。此外，19所综合类大学中有7位校长是工学背景，8位校长是理学背景；16所理工类大学中有13位校长是工学背景，3位校长是理学背景；2所师范类大学分别是理学和工学背景；2所农林类大学分别是农学和理学背景；1所民族类大学是经济学背景。（见图1）从总体上看，大学校长的学科背景与高校类型存在一定程度的匹配趋同性，理工类大学偏向于选择理工科背景出身的校长，综合类大学中偏向理工方向的高校也倾向于选择理工科背景出身的校长，具有明显的行业认同与“门槛”效应。

关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是否在本校毕业，校友担任校长的情形常见于研究中。统计分析显示，毕业于本校的大学校长有18位，占到43.9%，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0所大学的校长，从本科到博士阶段都毕业于本校，体现出强有力的校友资源对大学校长职位的影响力。位于层次越高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越倾向于从校友群体里面选任校长，具有明显的“土著”特征。一方面，校友群体会影响到校长的选任，从外在环境上推动校友当选校长，具有外来者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现任校长如果具有校友的身份，凭借所掌握的学术、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络，更有利于在高校开展领导和管理工作。

拥有海外经历也是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是衡量高校国际化的重要指标。主要包括在国外获得学位，研究工作经历（客座教授、博士后、合作研究），访问学者或教授三种类型。经过统计分析，总共有30位校长有海外学习与工作经历，占到73.2%。从国外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有5人，联合培养博士的有2人，从事过研究工作的有12人，担任访问学者的有20人，其中存在着交叉的部分，以到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访问研究的居多。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使得“本土化”校长越来越少，在校长选任上会注重是否拥有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作为校长候选人，是否对世界一流大学比较熟知，能否从国外经历中借鉴成功经验，或多或少受到先进理念的影响，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潮流。

　　（三）学术背景与社会角色

学术头衔与荣誉是衡量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往往代表了在专业领域里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成为校长选任的重要依据。从大学校长的学术头衔来看，具体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及“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等。从统计分析来看，获得两院院士的有25人，占到61%，其中中科院院士11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4人；获得“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有22人，占到53.7%；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有24人，占到58.5%；入选过“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的有17人，占到41.5%；入选国际以及外籍院士、会士的有8人，占到19.5%。此外，大学校长还获得过省部级学术头衔与荣誉，包括教育部以及各省市给予的人才称号或头衔。从获得的时间来看，绝大多数学术头衔与荣誉都是在担任校长职务之前所获得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担任者在整个学术界的水平和声望都是毋庸置疑的，这些学术资历是遴选校长的重要条件，也印证了“学而优则仕”的发展路径。从一定程度上说，位于层次越高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其校长往往是某方面的学术权威和领军人物，并在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做出了重大的成就和贡献。

　　现代大学组织的复杂化对校长提出更多的要求，需要大学校长担任多重社会角色，包括一些社会性职务或者学术性职务。这些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委员、学会会长、理事长等。据统计分析，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中有5人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人任中央纪检委委员，8人任全国人大常委，6人任全国政协委员，8人担任学会会长，20人担任学会理事长一职。还有多位校长兼任全国专业委员会主任和委员、省市人大常委、省市政协副主席和委员、地方学会负责人等职务。随着大学治理的多元化，内外部环境的改变需要大学校长协调与政府、公私组织以及社会团体的关系，因此在校长候选人特征上，需要具备多重角色身份。从而通过校长自身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更好地处理大学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能够进行利益协调和权利分配，具备更加多元的综合素质。

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职位变迁分析

大学校长是从基层岗位逐步晋升而来，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变迁路径，针对校长职位变迁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选任特点。职位变迁是指由社会环境及其结构的变化导致的职位类型、方式、制度等方面的改变。具体包括任职年限、职位变动、校际流动、变迁路径等方面，能够全面反映校长职位晋升的详细过程与发展特点。

　　（一）任职时间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刚调任目前所在大学时的平均年龄为54.6岁，大多数校长都处于50~60岁这个年龄段。大学校长从刚开始参加工作到被提升为现任职位平均需要28.37年，而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担任校长职位平均需要23.7年。可以看出，从初步进入到学术行业，从事基层的工作岗位，一直到出任大学校长职位，所需要的时间跨度很长。越是高层次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需要校长从事一定年限的管理工作，具备丰富的领导与管理经验，升迁到校长职位所用的时间当然也就更长。从校长的平均任期来看，主要考察前任校长的平均任职时间，前任校长的平均任职时间为6.5年，现任校长目前已平均任职2.2年，应该说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平均任职时间较短，一些大学的校长更替较为频繁。

　　（二）职位变动

　　对于校长职位变动的考察主要参考任前职务状况，目前我国大学校长的选拔包括四种形式，主要有平行调动；内部升迁；“空降”，即从政府官员中选拔校长；公开选拔。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以平行调动和内部升迁为主，第一类是从书记/校长平行调动到校长职位，其中有3位之前担任党委书记，占到7.3%；有11位之前担任校长，占到26.8%。第二类是从副书记/副校长内部升迁到校长职位，其中有20位之前担任副校长，占到48.8%；有4位之前担任副书记，占到9.8%。此外，还有3人之前分别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和空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共占到7.3%，也属于职位升迁类型。可以看出，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选拔主要是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校长选任的来源渠道相对单一，主要由副职领导升迁为正职，通过副书记/副校长这一职务是成为校长的重要路径。

　　（三）校际流动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从参加工作开始一直在本校工作的有13人，曾经在本校工作过的有8人，两者一共占到51.2%。其中有8位校长，从本科入学到博士毕业，再到高校任职，一直都处于同一所大学，包括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还有2位校长，从硕士入学到高校任职，也一直都处于同一所大学，包括天津大学和重庆大学。可以看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选拔具有“土著”特征，从本校内部进行选拔或者具有本校工作经历所占的比重较高。尤其是高层次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校长的选任上更希望继承学校的优良传统，需要比较熟悉学校文化，熟知学校的管理风格，能够掌握完善的校外关系网，促进大学的有利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学术研究和学缘结构上的“近亲繁殖”，不利于学术人才流动和学科交叉发展。

从校长任前职务所在学校来看，大多数校长的选任是从其他高校平行调动或升迁过来，而一些大学之间形成了小范围的内部循环。有16所大学的校长来自于本校，占到39.1%。其中有部分大学成为校长选任的主要来源，包括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分别都有3位校长从中产生。还有一些大学形成了校级领导的校际流动圈，主要和高校的优势专业、行业发展特点密切相关，促进了校长选任的内部循环。（见图2）以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武汉大学之间的流动最为明显，无疑这些校长都是理工科背景出身，而且这些大学属于理工科类型或者理工科在大学中占据优势地位，校级领导的相互流动也促进了行业之间的交流与发展。还有中国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也形成了农业类高校之间的校级领导相互流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学形成了一对一的流动和升迁，但是特征不是很明显。

（四）变迁路径

职位升迁是职位晋升的一种表达方式，晋升是指有等级之分的职务、职称等，从低级别向高级别的升迁。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最初都从事学术行业，在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之后都在高校任教，以教师身份开始。通过对职位变迁的分析，大致可以将变迁路径分为三类：第一条是大学教师——院系领导——副书记/副校长——校长；第二条是大学教师——院系领导——行政部门领导——副书记/副校长——校长；第三条是大学教师——院系领导/行政部门领导——副书记/副校长——政府官员——校长。第一条路径是主体类型，有23位校长由院系领导逐渐晋升到校级领导，从普通教师升迁到校长职位的平均时间为25.5年；第二条路径包含有14位校长，由院系领导晋升到行政部门领导，再晋升到校级领导，从普通教师升迁到校长职位的平均时间为27.1年；第三条路径包含有3位校长，在晋升到校级领导后进入到政府部门担任官员，之后再进入大学担任校长职位，从普通教师升迁到校长职位的平均时间为23.3年。（见图3）可见，通过在政府部门担任过领导职务，升迁到校长职位所需要的年限相对较短，更容易被提拔为大学校长，而且校长职位的平均任职年限更长。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选择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作为样本，可以说这些高校代表着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发展水平，针对现任校长的任职特点与职位变迁进行了深入探究，可以发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选任具有一些共同特点。

　　1.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群体构成趋于“同质化”。通过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个体特征的分析，可以形成这一群体的总体“肖像”，具有很多相似的特征。绝大多数校长都是男性，以汉族为主，拥有中共党员身份，任职年龄都在50岁以上，全部拥有博士学位，大多具有理工科背景，职称都是教授，并且担任博士生导师。

　　2.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选拔范围主要来自高校系统。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选任范围比较狭窄，来源渠道相对单一，大多数都来自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现任校长都是从本校或者外校平行调动或者内部升迁而来，大多数校长是从副职提拔为正职，主要由副书记或副校长晋升到校长职位，成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选任的重要途径，由政府官员直接“空降”担任校长的案例几乎没有。

　　3.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选任以学术精英与高端人才为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在任现职之前就已经获得多种学术头衔与荣誉，包括获得过院士头衔或入选过高端人才计划，成为本领域和行业的知名专家与领军人才，体现出“学而优则仕”“专家治理”的特征。同时，大学校长还承担着多重社会角色，包括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成为专业协会的负责人等。

　　4.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选任来源呈现出“土著”特征。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选任存在着倾向于本校毕业、有本校工作经历的趋势，本校毕业的校友担任校长职位的比例超过40%，在本校工作过并担任校长职位的比例超过50%。地位层次越高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校长选任上越具有明显的“土著”特征，体现出校友资源的强大影响。位于地方省份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校长的选任上还呈现出本省人的倾向。

　　5.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职位的变迁路径比较“唯一化”。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职位变迁都是从普通教师开始，逐步晋升到院系领导和行政部门领导，最后升任到校级领导，其职位变迁路径比较“唯一化”。校长职位的校际流动通常会受到高校层次、类型的影响，主要是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以及类型相似的高校之间进行流动，层次较低大学的校长向上的流动比较困难。

　　（二）研究建议

　　总体而言，我国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选任上是由政府来直接行政任命，通过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协调与考量，注重校长的资历标准与综合能力，力求找到候选人与大学之间的契合点。同时，候选人的学科背景、学术声望、校友资源、学缘关系、海外经历等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述研究分析，本研究就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选任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群体的多元化特征，促进校长知识结构背景的多样化。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组成结构相对单一，包括性别结构失衡，只有两位女性校长，学科结构趋同，以理工科背景为主。因此，应积极探索建立比较多元化的校长群体，在女性逐渐发挥更大作用的高等教育领域，知识女性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尤其在协调能力、与人沟通上具有优势，可以适当增加女性校长的选拔力度。此外，应注重校长学科背景的多样化，不同知识结构的校长在大学管理中有着不同的教育理念，可以改变“千校一面”的发展逻辑。在保障熟知教育规律与拥有杰出管理能力的前提下，应适当增加人文社科背景的校长比重，尤其是注重增加具有教育学或高等教育背景的候选人。

　　2. 增加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候选人来源的开放性，扩展校长选任的范围与视野。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选任来源比较单一，主要局限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校长职位的变迁路径也相对唯一，并且呈现出“土著”的特征。主要是由大学校长的任命制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和封闭性，高校系统外的精英很难进入所致。未来的变革应在紧密围绕党的领导前提下，在校长选任上适当扩展从事行业的范围，探索选拔具有政府、企业背景的精英人士，着重考察候选人的财务管理、战略规划以及公共关系等能力，尤其要突破本校范围或校友圈子。在考察候选人背景与变迁路径上，可以改变传统的选拔方式，摆脱只注重学术背景的选拔标准，注重校长遴选的职业化，适当扩大一些优秀人才的升迁路径，甚至可以“破格”选聘卓越的管理人才。

　　3.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选任应逐步公开透明，积极构建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是以行政直接任命为主，除了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之外，其选任的程序与信息不够充分透明。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来看，校长选拔都具有公开选拔与多元主体参与遴选的特点，注重选拔过程与结果的公开透明。实际上我国在推行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改革，2011年开始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海内外公开选拔试点，还有民办院校探索董事会主导的校长选拔机制，对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选任具有重要意义。应注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选任的专业化运作，形成公开透明的选拔机制，扩大校长候选人的选拔范围，从多个领域遴选出合适的校长人选。同时，应建立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让管理者、教师、学生以及校友等参与进来，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自主性，真正实现大学的共同治理。

　　4.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选任应考量国际化背景，尤其注重学习与工作经历。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中有70%左右拥有海外经历，但只有40%真正拥有海外学习与工作经历，其余大多数都是短期的访问交流与研究为主。相比较而言，世界一流大学校长都有在欧美著名大学或学术机构求学和工作的经历，拥有国际学术组织的名誉头衔或成员资格。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大学组织不再像以前一样关起门来办学，一流大学的建设不仅要适应本国的国情发展，而且要顺应国际化的发展潮流。大学校长需要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具有在世界一流大学学习与工作的经历，接受过海外先进教育理念的熏陶，充分了解大学的办学与管理经验。在校长选任中应强调候选人的国际化背景，优先聘任具有海外学习与工作经历的高端人才，将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还有在地理范围上，可以从海外引进与聘任具备丰富管理经验与卓越领导力的候选人，甚至尝试面向全球招聘大学校长，改变只从本土选聘校长的惯例。

作 者

白 华，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北京　100081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马梅花、赵鹏燕在数据收集与整理中做出了主要贡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4期第40-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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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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