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电影井喷，“酷儿”电影发生了什么？

电影《每分钟120击》海报

编译 | Cora

校 | Stevie

编 | valen

1995年，托德·海因斯拍摄了《安然无恙》(Safe)，朱丽安·摩尔在片中饰演对周遭世界逐渐产生过敏反应的家庭妇女。海因斯当时就表达对“同志电影”分类的沮丧之情，他不是简单地批评分类这件事（今天或许有人会这么说），而是认为分类需要更加精确。

在1993年《电影季刊》(Film Quarterly)的春季刊上海因斯谈到，“人们仅凭借内容判断同志电影：有同志角色，就是同志电影。对我来说，异性恋既是结构也是内容，它是一个和限制并定义了这个社会的父权结构并行的强加结构。如果对于社会来说，同性恋是一种与两性对立或者说反两性的行为，那么这将是怎样一种结构？”

这一批评适用于许多过去十年来出品的电影，它们涉及LGBT内容，但结构上并不酷儿。我们已进入LGBT电影的井喷期，过去十年的作品吸引了主流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直人演员也越来越愿意出演 LGBT角色，既有被奥斯卡认可的大制作（《米尔克》《孩子们都很好》《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也有不尽如人意的（《石墙》《被拒人生》）；既有独立电影（《公主成人礼》《橘色》），也有商业化的中庸之作（《爱你，西蒙》）。

这些电影的目的、来源和品质都不尽相同，却体现了相似的大公精神：它们指出相似点，而非断言不同。它们（为伤口）涂药而非撒盐。它们看起来很安全，通常无聊且多愁善感，顺着为人熟知的情感弧线讲述一个“普世故事”。简而言之，我们正处在一个被同性婚姻运动的政治敏感性所定义的电影时刻。

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海报

个人看法可能不同，同性婚姻合法化要么是近期民权斗争的最大胜利，要么是关乎权利的短视分配。它是进步人士热衷的奋斗目标，但其哲学意义相对保守，其标语——爱就是爱（是爱是爱）笼统但有效，表明同性恋与直人的唯一区别在于语义学。

“越来越多美国人（已经）开始明白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你爱谁？”在最高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全美境内合法10年前，这就已经成为了热议的LGBT议题，时任副总统乔·拜登说过，“我认为至今为止，《威尔和格蕾丝》(Will and Grace)对美国公众的教育胜过任何人、任何事。过去人们恐惧不同，现在他们开始理解。”

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海报

围绕同一性的政治语言——“他们”就像“我们”一样——从投票箱移动到电影中，这是向异性恋观众兜售同志电影的修辞策略。卢卡·瓜达尼诺称《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Call Me By Your Name)为家庭电影；蕾切尔·薇兹称《违命》(Disobedience)这个发生于伦敦正统犹太人社区的女同故事为“大众故事”。

《鸭油》(Duck Butter)，一部讲述发生于两个女人之间、仅存在24小时的浪漫关系，主演兼编剧阿莉雅·肖卡特强调正常化的重要性。“我想传达的讯息是我们在看电影，不只关乎同性恋这一事实，黑人这一事实，变性者这一事实——他们不过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在看那个人的生活。”她这样告诉Vulture的记者，“这关于如何正常化同性恋故事。”

电影《爱你，西蒙》海报

是什么使一部电影中关于酷儿的讨论逐渐被充斥着直人视角的审美和叙事所淡化？最突出的例子是近期热映的同志成长片《爱你，西蒙》，其政治和道德内涵可以被简单概括为：影片主角西蒙不是那种同性恋。西蒙是个性格温和、长相帅气的高中生（由尼克·罗宾森饰演），电影花大把时间说服（异性恋）观众西蒙和他们一样。“大多数时候，我的生活完全正常，”他在说明性的画外音自白中说道。

他住在一幢很大的两层楼里；他的中产阶级父母由L.L. Bean目录册模特詹妮弗·加纳和乔什·杜哈明饰演；他的生日礼物是一辆挂着红丝带的汽车，和商业广告里时髦的假日车无异。“我和你一样，只不过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没人知道我是同性恋。”

电影《爱你，西蒙》剧照

问题在于，他不是哪种同性恋？他肯定不是学校里唯一公开出柜的伊桑那样的同性恋——一个阴柔的黑人男同性恋（由克拉克·穆尔饰演），他几乎承包了整部电影的笑点。有一幕，几个大块头在霸凌伊桑，西蒙评论道：“我希望伊桑不会让他们觉得（欺负他）是一件如此容易的事情。”当伊桑和西蒙最终得以对话时，伊桑成了西蒙可以依靠的肩膀，他并没有发声反抗西蒙所代表的精英主义。

伊桑依旧是个屡屡被欺负的人，他在片中的功能是给予安慰、而非反对那个大家不愿明说的事实，即西蒙之所以（使观众）“产生共鸣”是因为他是个相貌英俊的中产阶级白人。《爱你，西蒙》最大的不公便是，一个同性恋白人男孩不可能和一个异性恋白人男孩一样长大。

电影《爱你，西蒙》剧照

苛评《爱你，西蒙》并非难事，但电影着实通过揉杂中庸重复与戏剧化的转折，引发不少LGBT人群的共鸣。主流影片则更进一步，突出濒死的、圣人般的酷儿角色，他们把自己切开，贡献自身悲剧，给予观众道德启迪和思考，例如《被拒人生》中朱丽安·摩尔饰演身患绝症的罗拉·海斯特，David France在纪录片《玛莎·约翰逊的死与生》中对玛莎·约翰逊的死不安的关注（毫无意外地，在标题里“死”位于“生”之前）。

奥斯卡获奖影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选择通过恐同白人直男罗恩·伍德鲁夫的视角讲述艾滋危机故事，被查出HIV阳性后他逐渐意识到自身错误。直到最后，雷蒙，一位毒瘾缠身的变性女子，死前给予他的慷慨馈赠使他理解了“社群”的概念。她用死向他和可能怀有相似偏见的观众证明（她不是妖怪）。

也存在着同时呼吁宽恕和准许的温顺电影。想想《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温柔——一部卖相极佳实则贫血的电影，电影缺乏安德烈·艾席蒙原著小说中令人血脉偾张的冲击力。两位主角——少年艾利欧和博士生奥利弗的性爱戏——以相对克制的方式呈现。他们初次做爱时，摄像机横移到窗外。这对情侣到罗马度假，立即到酒店开房，似乎过去三周两人从未有过秘密偷欢，但又浅尝辄止，好像担心被认为是淫乱或坏品味。

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剧照

毫不惊讶地，近年来我们已经看过大量传记片：均是规避具有负面效益的性、腐化或忧虑元素、支持赋权的传记电影。同志电影越来越顺从标准化制作流程，传记片是最常被用来合理化历史人物的，例如格斯·范·桑特讲述旧金山政治家哈维·米尔克生平的《米尔克》和关于二战时英国的密码破译者阿兰·图灵的《模仿游戏》。

在2017年比利·简·金的传记片《性别之战》中，金与玛丽莲·巴奈特关系中复杂和令人不安的方面被简化处理，将她塑造为平权英雄。而 2015年的电影《石墙》则走得更偏，甚至篡改了历史，突出虚构人物——名叫丹尼的年轻白人男性——的决定性作用。从中西部移居纽约的他，丢出了1969年石墙暴动的第一块砖头。需要通过丹尼这个替代品，我们才得以与那些有色的历史原型人物相遇，包括玛莎·约翰逊和以希尔维亚·里韦拉，他们在电影中被拼接成了一个叫雷的角色。

电影《性别之战》剧照

如果说今天的LGBT电影被同性婚姻框定，海因斯时代（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酷儿电影则是被艾滋危机定义的。行动主义、艺术、先锋电影和纽约低廉的房租碰撞，迎来了电影评论家卢比里奇称之为新酷儿电影的光辉时刻。

新酷儿电影重拳出击、大摇大摆；尖刻、诙谐、具有颠覆性且坎普，其多元化内核涵盖了美学、类型和历史，由一群电影人和艺术家领衔，包括海因斯、范·桑特、珍妮·利文斯顿(Jennie Livingston)、伊萨克·朱利安(Isaac Julien)、萨迪·班宁(Sadie Benning)、 马龙·里格斯(Marlon Riggs)、谢丽尔·邓耶(Cheryl Dunye)等等。

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在乎是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接受。电影学者Michele Aaron写到，新酷儿电影的定义特征是其“反抗”的态度——无论是格雷格·阿拉基《末路记事》(The Living End)中在逃的、HIV阳性的警察杀手，还是汤姆·卡林《夺魂》(Swoon)中弑孩献祭给自准的同性婚姻的行凶情侣，电影人们通过拥抱边缘找寻到自由。他们大胆、性感、危险、腐化——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十分激进。

新酷儿电影接受、而非逃离“酷儿是反常的、变异的、有罪的”的控告。新酷儿电影响应了同性恋解放阵线响亮的口号：“全世界反常者联合起来！”

电影《每分钟120击》剧照

事实上，使新酷儿电影如此反潮流的是它以愉悦、时而扭曲的方式重新想象历史。约翰·格雷森《爱之风暴》(Zero Patience)中的歌舞是对加拿大空乘人员基坦杜加进行历史修正的尝试，后者曾一度被媒体和科学界诽谤为艾滋危机的“零号病人”。谢丽尔·邓耶的《寻找西瓜女》(The Watermelon Woman)塑造了一个虚构了名为Fae Richards的酷儿，一位黑人女性演员，以此重新想象经典好莱坞。

德里克`贾曼华丽的《爱德华二世》(Edward II)，改编自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娄(Christopher Marlow)创作的历史剧，叙事核心是国王爱德华二世与皮尔斯·加瓦斯顿(Piers Gaveston)之间的感情。伊萨克·朱利安揉杂了档案镜头和虚构故事拍摄了关于兰斯顿·休斯的非叙事电影《寻找兰斯顿》(Looking for Langston)，构建酷儿黑人男性从哈姆区复兴到詹姆斯·鲍德温直至当下的系谱。

这些电影都在寻找历史记录中藏匿的细线，为了给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人们正名。即使今天，他们还在问：谁拥有保留历史记录（的权力）？

电影《爱德华二世》剧照

眼睁睁看着这种颠覆性被侵蚀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或许还预示着最终的消亡。1991年，海因斯凭《毒药》(Poison)获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杰妮·利文斯顿关于哈林区舞会场景的纪录片《巴黎在燃烧》(Paris Is Burning)则摘得纪录片大奖。好莱坞看准了正在兴起的LGBT电影市场（参考《费城故事》和《新郎向后跑》）。1999年，《纽约时报》评价纽约同志电影节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同性精英场合”。曾经的酷儿边缘文化，已经逐渐士绅化，变成更容易地被分类、消费、卖座的（商业）产品。

这并不意味着酷儿敏感度——颠覆性、朋克和反权威——已销声匿迹。酷儿性，就其本质而言，是难以定义的，因此也难以被扑灭。在这几年里也有涌现（形式上酷儿的）酷儿电影，包括《啦啦队长》(But I'm a Cheerleader)和《摇滚芭比》(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电影《摇滚芭比》剧照

最近，你能在罗宾坎皮略讲述90年代巴黎抗艾组织 ACT UP的《每分钟120击》(120 battements par minute)中寻到踪迹，片中充斥着对社群的爱和由争论、抗议和性交之声汇成的交响乐；它也存在于《月光男孩》(Moonlight)的暧昧不清中，引发共鸣的多是那些未明说的事；还有《鸟类学家》(O Ornitólogo)里的野性，泽维尔·多兰电影中的莽撞无礼，前文提及的《鸭油》中体现的幽闭恐惧，以及阿彼察邦和崔子恩电影。

你可能会注意到，许多诸如此类的电影是在好莱坞体制外完成的。如果今年戛纳片单呈现了某种迹象，那便是外国酷儿电影将继续打头阵，包括肯尼亚成长故事《肯尼亚式友谊》(Rafiki)，阿根廷的谋杀花美男电影《死亡天使》(El ángel)和大量法国电影，包括加斯帕·诺的舞蹈/恐怖片《至高狂欢》(Climax)、《野性》(Sauvage)、《刺心》(Un couteau dans le cur)和《喜欢，亲吻，快跑》(Plaire, aimer et courir vite)。

与此同时，在美国，我们有即将面世的《卡梅伦的错误教育》(The Miseducation of Cameron Post)（设想一部毫无幽默感的《啦啦队长》）；喜剧《理想之家》，保罗·路德联手史蒂夫·库根出演一对富裕的同性伴侣，他们突然要面临抚养小孩的局面；拉米·马雷克主演的弗雷迪·默丘利传记片《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已被指责“hetwashing”以及和《爱你，西蒙》相似的《爱怪不怪》(Alex Strangelove)。

电影《月光男孩》剧照

好莱坞自由主义和电影市场交汇，创造成为“第一”与（真正的）创新这两个概念混淆不清的环境，实际上这只能佐证同志电影在商业电影圈发展的可能性。艾滋危机造成的断裂口刺激了艺术与行动主义的发展，而今天，我们陷在这样的范式里：一群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沦为规范秩序中的一部分，其斗争的驱动力距今在权力结构内部、而非外部。

同志婚姻时代导致了深刻的自满与误解，即我们已经取得了最重要的胜利；事实上，这进一步掩盖了当下最真实的危险。在美国，依旧没有坚固可靠的、自上而下（联邦）的反歧视法案；HIV病毒仍以使人害怕地方式蔓延在酷儿黑人和无家可归者社群之中，此外还有针对变性群体持续性的暴力行为。

有一个普遍共识：如果你不是强大的白人，留给你的只剩下死亡。我们需要恢复能捕捉酷儿美国生活的紧急性、其皮肤与烟雾、厚度和脆弱的电影语言。我们需要一种能跳出商业部族制度、美貌和财富观念的思考，能指向新的、想象的未来的酷儿电影。我们需要能够反击的酷儿电影。

（Reference | Vulture）

电影《月光男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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