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三位县委书记的一天，真相出乎很多人意料... |瞭望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通过贴身跟访的方式，与十余位县委书记同吃同车同下乡，实录了其中三位县委书记的下乡情景。他们对贫困群众的情怀、对扶贫工作的担当，成为贫困县县委书记这一群体的缩影。

文 | 王军伟 甘泉 张钦 潘德鑫 吴小康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刊登在刊于《瞭望》2017年第35期。

一

1

“球鞋书记”到葫芦咀村

当《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今年3月见到一身黑夹克黑西裤的河南三门峡市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时，最显眼的莫过于他脚上一双灰白球鞋了，鞋帮子还沾着土，风尘仆仆地刚从乡下调研回来。

“咱这个山区县有4300多个山头、2700多条河流涧溪，群众居住分散。”他一边拍打身上的尘土一边笑道：“用当地话说是‘一路十八岔，岔岔有人家，多则三五户，少则一两家’。所以啊，我办公室还放着好几双球鞋哩！”

豫西山区卢氏县贫困发生率18.9%，是中部六省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县。2016年2月王清华到卢氏县做县委书记时，他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摘帽前要跑遍全县354个村。

葫芦咀，是他要去的第114个村，那里的路不通一直是他的牵挂。

一个小时车程到了村口，村干部和乡干部在村口等着，“书记，前面小路车进不去了，还得走近一个小时山路，咱就在这跟您汇报……”王清华摆了摆手，径直往村里走，招呼大伙儿道：“咱边往里走边说吧。”

制约葫芦咀村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是路，没有路就没有发展，没有希望。乡里和村里的干部一路走一路跟书记介绍：这个村104户308口人，有30多个光棍娶不上媳妇；四个村小组被山隔开了，红白喜事互不往来，党员会开不起来，下雪天孩子翻山上学，有的不小心还摔断过胳膊……

“发展产业呢？”王清华问道。村干部介绍：村里老百姓家家户户种了山茱萸，户均三四十棵，都是处于盛果期的20年以上成年树。山茱萸肉在外面卖12/13元每斤，但因为交通不便，来村里收购的一斤只有8/9元。另外村里以前种香菇食用菌，因为运输难利润薄，香菇也快种不成了。

王清华快速地算起账：一棵山茱萸一年结10斤，按35棵乘以10斤，交通便利的情况下是5000元，交通不便利是3000元。如果有路，光这一项就增加2000元。

路过两户贫困户，王清华走进去了解情况。座谈半小时，看到家徒四壁的情景，群众生活的辛酸，离开时王清华开始有些沉默。

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上山的骡子道，只容得下一个人走。县委书记在前面一言不发，乡里的干部满头大汗地在后面跟着，一直到骡子道的尽头才停下来。

路的尽头是山，山挡住村民发展。王清华看着一起爬山路的乡村干部良久开口道：“走一遍群众每天走的路，我不知道你们得出什么样的感受？”看到在场的乡村干部没人接话，他接着说，“这路不能不修，必须得修。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议题——这路怎么修！”

一行人折回到村部，王清华与县乡干部、村两委干部，还有驻村第一书记开了个现场办公会。喝着村民送过来的大碗白开水，县委书记让大家伙表态发言。修路方案很快定下来：县环保局帮扶捐资一部分，乡里向扶贫办相关项目申请一部分，村里党员群众出工出力，立下军令状，最短的时间把路修好。

比起进村时风风火火，王清华现在的脸色不好看。他说：“路不通这么多年了，一直存在这个情况，乡里就没有责任？我几次来这个乡，也没有人跟我讲这个事。乡村两级有责任不担当，也是等靠要思想。”

最后，王清华对党员群众代表说：“对留下的历史‘欠账’，我代表县委表达真诚歉意。”“我还会再来葫芦咀，到时候就走新修的这条路！”而这时村支部书记的眼泪已经在眼框里打转。

暮色四合，戴月而归，王清华返程的路上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分享逐村调研的收获。他谈到，一开始是为了向基层学习和了解情况，现在去每个村则是直奔制约这个村发展的最主要矛盾。这样一来跑遍300多个村，就意味着能把300多个村主要制约因素中的大部分解决掉。“脱贫攻坚是一场大战役，每一个村都是一场小战役。只有积小胜才能有大胜。”

就在记者采访后不久，从当地一名干部的微信朋友圈里，记者看到挖掘机开始在葫芦咀作业了。而最新的情况是路提前修通，王清华已履诺重上葫芦咀，和群众一起走了那段承载着脱贫致富梦想的新路。

2

三次爬山进村劝搬迁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位于滇黔桂石漠化片区，号称“石山王国”，贫困人口散落在千山万弄之中，人均耕地不足0.7亩，许多地方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是广西贫困程度最深的县之一。

拉温村吞屯屯位于石山深处的一个山弄里，从最近那条狭长公路翻山越岭到屯里需要40多分钟。就是这样一个偏僻的穷山村，县委书记陈继勇已经去了两次。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跟随陈继勇第三次到吞屯屯。弯着腰，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陈继勇和记者边走边聊：“我第一次到这个屯是精准识别，第二次是调研易地搬迁，这里不仅不通路，村民吃水也困难，我们在几公里外修建了移民新村，可是村民死活不愿意搬迁，我这次过来就是继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道阻且长，进到屯里时陈继勇背上的衬衣已经被汗水浸透。握着前来迎接的村干部的手，陈继勇说，“先去看看黄玉莹姐弟吧”。黄玉莹今年11岁，弟弟5岁，几年前父亲因病去世，姐弟俩和母亲相依为命。

黄玉莹的“家”其实就是一个破旧木房子，家徒四壁，没有任何值钱的家具。因为见过面，姐弟俩面对陈继勇并不十分胆怯，但很少走出大山的他们仍然低着头摆弄着衣角。陈继勇告诉黄玉莹一定要坚持读书，还要劝妈妈搬迁到外边去，“搬出去了，你读书就不像现在这样每天早晚都要爬山了。”

从黄玉莹家走出来，只见在户外一个开阔的地方，村干部已经召集十几户村民围坐一起。刚一坐下，陈继勇就开门见山：“你们考虑得怎么样了？有啥担忧尽管说，我能解决的一定解决。”

“我们基本同意搬迁了，就是担忧搬出去了，没有收入来源。”村民黄仁伟说。

陈继勇解释：“你们的担忧我们考虑到了，县里引进的电子厂就在移民新区边上建厂房，在里面打工每月能挣到2000多元。想种地也可以，附近有一个柑橘种植合作社，以劳动力入股就行。像黄仁康这样的可以干干保洁岗位。”

听到这里，黄仁康坐在旁边呵呵地笑。58岁的他是个老光棍，住的木房子几十年了，几乎是四面透风。可是陈继勇第一次到他家劝他搬迁时，他直接顶了回去：“搬出去，我吃什么？就是死了也不搬。”

“待下去永远没有出路，搬出大山天地宽。过几天你们组织几个代表，我安排乡干部带你们去移民新村看看，现在那里一天一个样。”陈继勇说。

下午五点多，记者和陈继勇原路返回，他向记者感慨：“我一个县委书记做群众工作尚且如此，一般干部可想而知，所以有的干部说‘群众脱贫，干部脱皮’，但是我告诉他们脱皮也得干，这是咱都安脱贫的重大机遇。”

坐到车上已是下午六点半，记者原本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陈继勇，可是转头一看，他已经睡着了。司机小声地说：“吃过晚饭后，书记还有一个全县脱贫攻坚分析会。”

3

既做“媒人”又做“儿子”

中国脱贫看甘肃，甘肃脱贫看东乡。东乡族自治县是东乡族的主要聚居地。特殊的自然、人文、社会环境决定了东乡县脱贫任务的艰巨性。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跟随东乡县委书记马生荣下乡调研。早上7点半，在县委食堂吃早饭时，马生荣在餐桌上就与几位干部商讨了住建和金融扶贫等工作。

出发时，县委常委马艳隽也上了车。她利用马生荣下乡这段路上的时间，见缝插针汇报控制辍学工作。“娃娃不好好念书，穷根就扎到脑瓜子里了。不仅要抓反面典型，好的典型也要多做宣传！”马生荣说。

记者聊天中得知，2014年9月，马生荣从临夏州委组织部调到东乡做县委书记。上任第一件事，就注意到不少适龄儿童辍学或请假到外地摘枸杞挣钱的现象。他安排县里组织8个工作组开着大巴车，到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从枸杞地里接回426个孩子。

▲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高山乡布楞沟村小学的学生在体育课上打篮球（陈斌 摄）

过了一个多小时，车子来到关卜乡梅滩村。这里是马生荣的扶贫联系村，2014年至今他往这个村跑了30多趟。这次下乡没跟乡里打招呼，马生荣直奔村民马则乃白家。67岁的马则乃白守寡30多年，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儿子却参与贩毒获刑8年，出狱后又离了婚。

看完马则乃白家危旧房改造的新房，马生荣又去看羊圈。羊是马生荣自掏腰包买的。聊天中，马生荣得知，老人很担心儿子的出路。“我本来想劝你儿子复婚，可打听到你儿媳又结婚了，以后我再给你儿子撮合婚事。等他成了家，在家安心养羊，就没心思乱跑了。”马生荣说。

看到马生荣，不少村民主动与他打招呼。随后马生荣来到五保户王外力家里，78岁的王外力患有肺气肿、糖尿病，常年瘫痪在床，靠老伴照顾。两年前，马生荣第一次到王外力家走访。

由于老人不愿去敬老院，政府帮他改建了房屋，村里还定期送来米、面、油和煤炭。但最近王外力老伴视力下降得厉害，接近失明，只能摸黑烧开水、做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生荣立刻打电话通知乡干部。他说：“老人没儿子，我们干部就要尽起‘儿子’的职责。”

临时组织的现场办公会上，马生荣要求乡里对五保户进行一次大排查，安排村干部轮流照顾困难老人。针对王外力的情况，他要求村干部动员王外力在外打工的孙子回来照顾老人，政府利用精准扶贫贷款，支持他养母羊。

下午1点多，马生荣在村里简单吃过饭后，又走访了另外两个村，直到傍晚才回县城。司机马进忠说，有时马书记自己开车做暗访，由于常年往乡下跑，去年一年车子跑了近7万公里。

二

1

“留任也是再出发”

“留任也是再出发。六十多年都没有脱贫的都安县能在我的任上摘帽，是项大事业。”担任县长、县委书记10年有余的陈继勇，从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任上提拔为河池市副市长，不久又回到都安县兼任县委书记。最近1年多来，他比以前更忙，车里随时备有下乡爬山用的运动鞋、雨伞等物品。

2016年是市、县党委换届年，部分地区市（州）领导班子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新面孔，不少新提拔的副厅级干部跟陈继勇一样，除新职务外，还兼任县委书记。2017年初，四川有17名贫困县县委书记“提拔不离岗”，成为副厅级县委书记。

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县县级领导班子要保持稳定，对表现优秀、符合条件的可以就地提级。”去年4月，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办又下发《关于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通知》，明确贫困县党政正职在完成脱贫任务前原则上不得调离。脱贫摘帽后，仍要稳定一段时间。

广大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们服从大局，积极响应，带头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的贫困县县委书记、县长中，有的已担任现职近十年，有的省近一半的贫困县县委书记、县长任现职超过5年。受访者都表示，大局最重要，关键看需要。

担任河南省太康县委书记9年的王国玺觉得，能够一张蓝图绘到底，是人生一大幸事。他告诉记者，主要领导更换频率太快、任期太短不利于地方的持续健康发展。“脱贫攻坚是艰巨、长期、复杂的工作，没有长期打算、长远安排，很难真正脱贫”，在王国玺任县委书记的9年时间里，太康县从一个农业县转型为工业县，GDP总量从全市倒数跃升到第二位。

广西百色市西林县委书记冉光富认为，在县委书记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只要敢担当，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但如果任期太短就容易扭曲政绩观，造成急功近利。

“经济学上有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干部作风和状态也存在‘层层递减’效应，县委书记这根‘主心骨’没有定力，下面的干部必定‘漂浮’。”贵州省安顺市委常委、西秀区委书记郭伟谊说。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受访的县委书记普遍认为，脱贫攻坚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蓝图已绘就，人力、物力、财力已大批投入，关键就是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地执行落实。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能够有效保持脱贫攻坚政策举措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引导干部脚踏实地持续用力，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好的工作蓝图变为现实。

2

稳“坐”一线谋脱贫

打开导航，不打招呼，甘肃省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马生荣经常悄悄下乡暗访。“他穿着运动服，看起来不像干部，一进村就打听谁家最穷，谁家的屋子是危房。”五家乡下庄村老汉马哈木说。

马生荣初访马哈木家，看到的是两间破旧的土坯房和凌乱的小院，立即督促有关部门和各乡镇加速危房改造。如今，马哈木老人已搬进宽敞、明亮、结实的新房。东乡县的农村危房有望在年底消除。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对50个贫困县县委书记进行的无记名调查问卷显示，有63%的受访者认为，“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政策，有利于在基层落实“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引导贫困地区党委、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脱贫上。

“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大事。”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梁嘉庚看来，带领全国63%的水族人民脱贫就是“天大的事”。三都县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截至2016年底，三都县还有6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15%，脱贫攻坚是“大事”也是“难事”。

“临阵换将历来是兵家大忌，‘不脱贫不脱钩’是非常好的激励政策。”梁嘉庚认为，不一门心思干下去，带领一个县脱贫就是空话。“如果做县委书记屁股太‘尖’了，坐不住，其他干部如何坐得住？”梁嘉庚说。

当然，“保持稳定”并不等于“做好做坏一个样”，踟蹰不前“守摊子”、“坐等”鸣金收兵将被追责。

按照贵州省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全省9个市（州）、贵安新区、66个贫困县、19个有扶贫开发任务县的党委和政府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进行考核。其中5个“综合评价较差的县”的县委书记进行了公开检讨，全面查摆问题，并对如何全力抓好整改、迎头赶上表态。

记者对50个贫困县县委书记进行的无记名调查问卷显示，有63%的贫困县县委书记认为“不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调离”的脱贫政策，有利于引导贫困地区县委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脱贫上。有48%的认为有利于层层传导压力，增强干部脱贫攻坚动力。“不脱贫不调整”的政策经层层传导，极大地激发了各级干部争先脱贫的积极性。而随着明察暗访、督查督办、第三方评估和责任追究的力度不断加大，防止脱贫急躁、冒进的制衡机制正在形成。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委书记陈湘飚说，逐步完善监管、考核、激励机制，体现了中央对于贫困地区党政主官的严管厚爱，真正让真干假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有利于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政治生态的形成。

3

带头构建新生态

近年来，甘肃省定西市副市长、通渭县委书记令续鹏坚持每月在县委常委会上带头做《每月工作情况通报》。现在，通渭县委常委们每月通报、会诊各自发现的问题，通过督办及时解决。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以此增强全县干部群众脱贫攻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最终致力于解决问题，让群众受益。”令续鹏说。

这几年，甘肃省陇西县在脱贫攻坚中先后承接和主动试点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农村集体股份权能改革、保单质押贷款等改革。陇西县委书记鲁泽说，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县委不能撒豆成兵，必须用改革释放脱贫攻坚的新潜能。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忙，是所有贫困县县委书记的共性特征；创，是贫困县县委书记的又一关键词。记者在多省区采访了解到，大胆创新、带头实干构建适应脱贫攻坚需要的政治新生态的“弄潮派”不在少数，“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政策，正力促基层积极转变扶贫工作方式，有利于县域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郭伟谊今年给自己增加一项额外的任务——自己做PPT,给全区干部讲课，对于村支两委的干部着重培养责任意识和发展能力，对于科级干部着重提高其市场意识和找市场的能力。在郭伟谊的带动下，西秀区各级主要领导带头讲课、党员干部主动学习的氛围正在形成。

“县委书记既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也要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提升县乡村各级干部的能力。”在郭伟谊看来，脱贫攻坚是当务之急，切实提升区县自我发展能力是长久之计，而这个提升的关键在于提高干部素质。

专家表示，中央政策设计了对表现优秀、实绩突出的贫困县党政正职“就地提级”的环节，有助于稳定干部队伍预期，既敞开了贫困县党政正职的“晋升之路”，也解除了其“后顾之忧”。脱贫攻坚一线正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广阔舞台，扑下身子、踏实苦干、德才兼备的脱贫攻坚一线领导干部一定会脱颖而出。

受访的干部、专家认为，“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政策，不仅对贫困地区县委书记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双向激励作用，也为改进脱贫攻坚领导责任制、县域治理和干部培养成长等方面做出探索，有助于加深对扶贫规律、县域治理规律和干部成长规律的认识。

他们建议，继续完善政策，提升干部预期，形成光荣扶贫的良好氛围和“干部争相到扶贫一线显身手、组织在扶贫一线选良骏”的良性循环，为改进县域治理积累更多经验。

三

1

“在我这一任脱贫，我很光荣”

背后是峭壁，眼前是连绵的石山，站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的一条山路上，50岁的县委书记杨龙文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感叹道：“对贫困如同宿命一样的七百弄乡瑶族群众来说，这轮脱贫攻坚战是改变命运千年未有之机遇。”

大化县位于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严重缺水缺土的七百弄山区是“中国最贫困的角落”，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是“世上除沙漠外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如今，盘山路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正在改变当地的面貌，不少村屯通公路后，新房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世世代代居住的茅草房、土坯房变成了瓦房、楼房。

“这个地方自古贫困，如今在党的带领下修路、搬迁、富民，这里的群众将摆脱延续了世世代代贫困的命运，这是一件足以写进县志的大事。”杨龙文说：“在我这一任脱贫，我很光荣！”

杨龙文的“兴奋”并非个例。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虽然脱贫攻坚是难啃的硬骨头，但县委书记们不仅没有抱怨，反而豪情满怀。“‘雄心征服千层岭，壮志压倒万重山’的都安精神是农业学大寨时期提出来的，几十年过去了，都安仍有十几万贫困人口，一想到将在我这一任实现脱贫目标，我就心潮澎湃。”广西河池市副市长、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陈继勇踌躇满志。

受访县委书记普遍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县获得精准扶贫的投入力度、精度、效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这些曾经积苦积弱的贫困地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既是贫困群众改变命运的机遇，也是县委书记们个人干事创业的重要机遇。

“今生有幸做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只嫌本事不够用，没有平台不够大。”河南太康县委书记王国玺的话代表了不少“同行”的心声。

记者在采访时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不论是县委书记还是普通党员干部下乡扶贫时，都会在胸口别着一枚党徽。对这一做法，身形清瘦的河南光山县委书记刘勇表示：“对我们而言，扶贫不仅仅是一项政治要求或民生工作，从深层次讲是为了弥合社会发展鸿沟、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采访中，《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切地感受到，在对脱贫攻坚和县委书记使命的认识上，这个群体有三个特点：

• 一是责任感强，面对当前的脱贫形势，“宁做忙官不做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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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对在自己任上摆脱贫困倍感光荣，中部一县委书记说：“中央这么看重这支队伍，咱就是累死也心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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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以往追求GDP的政绩观悄然变化，开始真正将共产党人的事业与自身的人生追求相统一。
  

2

“我要让自己的斗志去感染整个干部队伍”

改变贫困面貌的巨大机遇和无限的使命感激发了贫困县县委书记干事创业的激情。对于每天的工作状态，调查问卷显示，26%的县委书记选择“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68%的县委书记选择“5+2，白加黑”。

这并非“虚言”。为了更真切地感受贫困县县委书记的工作状态，《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先后对十余名县委书记进行了全天跟访，与他们同吃同车同下乡。结果每天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早晨六七点天色微曦出门，晚上披星戴月而归，十一点之前无法休息。记者的采访本上，也留下了一连串这样的记录：

——甘肃省定西市副市长、通渭县委书记令续鹏2016年下乡121天，走访117个村，攒下一份厚达34页、A4纸打印的《每月发现和解决问题情况汇总》，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扶贫。

——陈继勇平均每天开五六个会，白天下乡调研就晚上开，会议经常开到深夜十一二点，记者两次采访陈继勇，时间都约到了晚上十点之后，结果走进县委办公楼，许多办公室仍然灯光通明。

——河南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去年下乡超过250天。他说：“县里的干部队伍任务重、压力大，作为县委‘一把手’，我要让自己的斗志去感染整个干部队伍。”

……夜以继日，时不我待，这就是许多贫困县县委书记每天的真实写照。为了确保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不少地方还将行军打仗的做法借鉴过来：无论是在干部的表述里，还是在农村的墙上，经常能见到各种“作战用语”；不少贫困县还成立了“作战指挥部”，抽调精干力量用于扶贫，并对一些重点项目签订了“军令状”。广西陆川县还制定出“五挂作战”方案，即挂职作战；挂图作战；挂牌作战；挂联作战；挂账作战。

“扶贫攻坚就是一场战役，军令如山，命令一下就必须要完成。”陈继勇表示。

由于事情多、节奏快，把现场办公会开在贫困村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是县委书记们经常采用的方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曾亲历过平舆县一个农业合作社现场办公会，不到10分钟时间，县委书记张怀德就帮这个合作社解决了变压器、灌溉设施、土地流转三大问题。在车上，张怀德告诉记者：“这个合作社带动脱贫能力强，合作社负责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涉及五六个县直部门、三四个乡镇。如果靠他自己去协调，两个月跑下来，农民就已经在地里种了玉米，耽误了流转就又耽误一年。摘帽在即，时间不等人啊！”

在这样的现场办公会上记者发现，县委书记们抛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往往是——“你给我说个截止时间？”而给出的最后一个表态则是——“行，到时我再来看！”

500多个贫困县是脱贫攻坚的核心战场，作为一线总指挥的县委书记身系战局成败。采访中，有人感慨，“县委书记相当于团长，但我还要干连长、排长的事儿；对很多事儿不放心，有时还直接做一线战斗员。甚至需要‘唱黑脸’当个激励士气、赏罚分明的大刀队队长。”

3

“定了就得干，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脱贫攻坚涉及方方面面，一些政策规定难免滞后，甚至有脱离实际的情况。推进扶贫过程中面对一些棘手问题，尤其是与上级部门的规定不符时，县委书记需要敲钟问响、顺势权变地开展工作——风险，是检验干部担当的一面镜子。

杨龙文曾遇到这样的情况：按照上级有关部门规定，通村屯扶贫道路坡度要低于10度，但是大化县的许多石山区山坡陡峭，如果按照低于10度的标准修路成本要增加两三倍。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恰逢杨龙文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商讨此事。“按10度以下修没有钱，按20度修，又怕验收时不过关，今年任务很重，很多条路都等着开工，书记您要尽快拿主意。”扶贫办主任说。

经过一番讨论，杨龙文最后定调：“扶贫任务这么重，我们不能干等，让施工队先动起来，出什么问题我来担着。同时尽快去上级扶贫部门面对面汇报情况，不要文件来文件去。”

采访中，不少县委书记表示，脱贫攻坚事关医疗、教育、民政、交通、农业、财政、金融等方方面面，一些部门的政策规定难免滞后于基层探索，面对这种情况，“一把手”的担当精神尤为重要。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委书记梁嘉庚上任之初，对自己和当地干部提出了“五不”要求：不争论、不张扬、不浮躁、不落后、不折腾。他告诉记者：“有些事争论来争论去，最后往往还定不下来，我必须担当，没有那个时间了，定了就得干，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4

“压力都在主席台，责任都在前三排”

一次，《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早上开始跟访杨龙文，他一整天眉头紧锁、闷闷不乐，县委办主任也不解其由。晚上书记从全县养鸡业形势分析会下来，已是夜里10点多，他却一脸喜色拉着记者陪他去街边吃点烤羊肉串。县委办主任跟记者感慨：“记者同志，书记2年多从来没有吃过夜宵，看来今天多亏了你，才这么高兴。”

记者了解后才知道，杨龙文之所以高兴，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一个电话。原来，面对全县贫困地区缺水少土的现状，从2016年初开始，大化县大力发展养鸡产业，但是今年开始的H7N9禽流感给当地的养鸡业蒙上一层阴影。一旦贫困户养鸡赔了钱，将极大打击产业扶贫的积极性。因此，杨龙文一直在为销售发愁，还专门去深圳跑市场。经多方联系后，就在当天会议间隙，一家企业负责人给他打电话，答应将县里存栏的鸡统一收购、宰杀、冷冻。正是这个电话，让杨龙文大松了一口气。

对50名县委书记压力程度的问卷调查显示，66%的人压力较大、很大，以致“夜不能寐”、“如临深渊”。

压力主要来自贫困的现实性和艰巨性。不少地区贫困程度深，历史欠账多，要找到一条稳定的脱贫之道十分不易。发展扶贫产业是贫困群众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但贫困地区往往基础差、底子薄，贫困群众往往缺技术、少知识，加上市场形势瞬息万变，扶贫产业无异于“走蜀道”。问卷调查中80%的县委书记认为“如期脱贫容易，稳定脱贫不易，全面小康任重道远”。

陆川县是广西2016年预脱贫摘帽的9个县区之一，经过努力，目前全县贫困发生率由10.14%降到2.74%，初步实现脱贫摘帽。尽管如此，陆川县委书记蒙启鹏丝毫不感觉轻松。“去年我们有6万多群众脱贫，这么大的贫困人口数量，如果没有产业作支撑，很难实现稳定脱贫。”群众虽然经广泛动员种植中药材橘红，但距离挂果需要三年时间，不能解燃眉之急。此外，全县贫困人口中超过1/5属于因病因残致贫，尚需长期治疗、服用药物，但针对因病致贫的政策兜底仍不彻底，难以有效解决因病因残返贫情况。

尤其是一些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更增加了脱贫的难度。广西一县委书记为劝一贫困户易地搬迁，3次上山登门。事后他感慨：“县委书记亲自做工作还这么难，普通干部可想而知。真是群众脱贫，干部脱皮。”一些县委书记告诉记者，随着脱贫攻坚进入“深水区”，相对物质贫困，精神贫困变得更为突出。

压力还来自于过于频繁的各类考核检查。从问卷统计结果看，64%的县委书记认为“上级检查、汇报材料太多，占据基层干部太多精力”。

一些地方干部分析，检查考核组过多的主要原因是扶贫资金和项目分布在众多部门，这些部门为了资金安全或推进项目就得层层检查。“省里检查市里，市里又加码，最后全部落到了县里，检查组来了，难免占用县里很大精力。”采访中，一位县委书记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诉苦”：“压力都在主席台，责任都在前三排。在市里开会县委书记坐前三排，在县里开会县委书记坐主席台。”

尽管压力大、困惑也不少，但记者跟访和问卷调查的50名县委书记，无一例外都表示有信心按期脱贫摘帽。

信心来自两个方面：受访县委书记们认为首先是在中央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下，贫困地区成为政策和资金高地；更重要的是有了精准扶贫的理念的指导。曾参加过不同层面多轮扶贫的一些县委书记表示，之所以这一次有必胜信心，就是因为中央开出的这一剂“精准扶贫”药方，最符合中国农村千差万别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