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四部有关未成年人遭性侵的电影，我气得要炸了

未成年人遭遇性侵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很多孩子从受到侵害的那一刻起，就失去了童年。本期特别策划，选取几部以儿童遭遇性侵为主题的代表性电影作品，司法公正的力量，人性善恶的深度，都在其中浮现。让这些经典的作品陪伴我们。

2017年4月27日，台湾作家林奕含在家中自尽，年仅26岁。多年前，林奕含曾被一名老师性侵，这件事给她造成的阴影经久不散。最终林奕含发表了一部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林奕含在自杀前8天接受采访时说道：“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我的一生。”

性侵儿童，是在对最没有反抗能力的群体施加暴力，这种伤害往往成为受害者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童年的天空不只是蓝天白云，“六一”儿童节也不仅仅是鲜花和气球，正视伤害与危险，守护孩子们成长的天空，或许也是每个儿童节的意义。

悲剧会因为冷漠而加剧，不要让身处深渊的孩子说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那句话：原来，人对他者的痛苦是毫无想象力的。

“我等待着正义，但正义并没有到来。”

——《可爱的骨头》

比起同类电影相对压抑痛苦的氛围，《可爱的骨头》有着看似清新优美的画风。女主角苏西被邻居虐杀，影片从女孩遇害的那一刻开始，进入了奇幻的世界。故事以苏西的灵魂作为旁观者，看着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在苏西离开的日子里如何挨过痛苦，如何重生，看凶手在家人的眼皮底下如何度过每一天。影片用美丽清新的色彩包装残酷血腥的事实——杀害苏西的邻居看似人畜无害，其实是一名连环凶手，温和礼貌的外表下，有一颗肮脏透顶的心。电影改编自艾丽斯·西伯德的同名小说，原著作者和影片导演都没有把重点放在悬疑侦破上，而是着重描绘苏西一家在遭受重创后琐碎而沉重的痛苦，与逍遥法外的凶手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残忍的凶手就住在苏西一家的隔壁，不由得让人想到现实中很多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例，作案人常常是孩子身边熟悉的人。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教授对此解析道：“在多起少年儿童性侵案件中，侵害者是受害者的亲密接触者。少年儿童社会接触面不广，他们受到告诫，对于陌生人多有戒备，若陌生人作案，大多要利诱这些孩子上钩或采取强制手段，风险较大且容易暴露，少年儿童的熟人更容易采取隐秘方式循序渐进地侵害少年儿童，更容易把控局面，因此对于少年儿童的保护，不能忽略熟人圈子。”

2017年3月，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女童保护”2016年性侵儿童案件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女童保护”报告）统计，在2016年公开报道的433起性侵儿童案件中，熟人作案的有300起，占总案件的69.28%；陌生人作案的为127起，占比29.33%。其中，有明确表述的熟人关系的300起案件中，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师生（含辅导班等）27.33%、邻里24.33%、亲戚（含父母朋友）12%、家庭成员10%。犯罪嫌疑人利用熟人身份，更容易接近受害者并取得受害者信任，再加上自身力量及身份地位等优势，使得性侵案件更易发生。

“谁要原谅他了，我还没有原谅他呢。”

——《熔炉》

一个小男孩带着绝望无助的眼神行走在铁轨上，呼啸而至的火车将他迅速吞没，电影就在这样压抑的一幕中开始。男主角仁浩来到一所聋哑学校当老师，很快发现学校里校长和教职员工都在对学生进行惨无人道的虐待和性侵——女厕里传来女孩子凄惨的哭泣；老师在办公室肆意殴打学生，他人却无动于衷；宿舍管理员把孩子的头按进运转的洗衣机滚筒里折磨……被殴打的男生民秀是片头卧轨自尽的小男孩的哥哥，兄弟俩长期遭到老师的性侵和虐待，绝望中弟弟选择了自杀。愤怒的仁浩凭着单纯的正义感，与人权维护组织的志愿者一起，为民秀和另外两个遭受性侵的女孩对学校提起了诉讼，然而被告用钱收买了民秀年迈的奶奶，达成了私下协议，民秀精心准备的证词再也派不上用场，面对仁浩善意的解释“你的奶奶很善良，原谅了他们，接受了私下协议”，民秀只能用手语无声地哭喊：“可是我还没有原谅呢！”绝望的民秀，在雨夜拔刀刺向伤害过自己和弟弟的老师，在弟弟死去的同一条铁轨上，与老师同归于尽。

现实中“熔炉”案的7名被害人就读于光州光山区仁华学校，2005年6月，该校一名教师向当地身心障碍家庭问题咨商议中心曝光听障学校的罪恶：从校长到老师10多人，从2000年开始对住宿的听障生施暴或性侵。然而校长、总务主任皆因没有前科且与被害者家属达成协议而被判缓刑获释。2008年，女作家孔泳枝将该事件改编为小说。2011年9月，电影《熔炉》上映，震动整个韩国。随后，光州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重新侦办此案。韩国民众在网上发起声势浩大的联名，要求提高性侵案量刑标准和废除追诉期。电影上映第37天，韩国国会以207票通过、1票弃权压倒性通过《性侵害防止修正案》，此法案因此被称作“熔炉法案”。

张建伟告诉记者：“《熔炉》体现了创作者的良知，他们用心用功，尽力展现真实情况而不哗众取宠，不流于肤浅浮华。残酷的真实，一定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激发民意，影响政治走向，在民主条件下，甚至影响立法，这就是影片《熔炉》最终转化为熔炉法案的政治和社会条件。”

2015年11月8日，韩国大法院对“熔炉案”7名被害人向中央政府和光州市政府、光州光山区政府三个被告单位提出的索赔诉讼作出了原告败诉的判决，为这起案件画上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句号。

“我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呢？”

——《素媛》

女孩素媛在上学路上，遭遇了严重的性侵和暴力伤害。悲剧发生后，素媛一家在悲痛中互相支撑，共同面对社会的冷暖。素媛也在父母、朋友和心理医师的帮助下逐渐迎来新生。《素媛》的故事并不复杂，比起案件的侦破和诉讼，影片将重点放在挖掘人性的光辉如何温暖素媛这样受伤的孩子。片中身受重伤的素媛，对男性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障碍，素媛的父亲为了不惊吓到女儿，每天穿着人偶衣服扮成卡通人物来探望素媛；曾经爱跟素媛斗嘴的小男生，在素媛出事后把上课笔记悄悄贴在素媛家的门上；平日里和素媛父母吵吵闹闹的邻居，此刻正在为素媛一家募捐；专业精湛的心理医师，耐心地开导素媛，帮她走出心理阴影……然而所有这些温馨的场景都无法掩盖孩子受到的巨大伤害有多么严重。心理疏导中，素媛对医师有这样一句话：

“我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儿时性侵受害者直到成年都无法摆脱负罪感和耻辱感，往往会走上绝路。“为什么是我？是我的错吗？”影片中素媛得到的大多是关怀和温暖。然而现实并不会这样理想，张建伟表示：“我们期待受害儿童身边有亲人朋友的温暖和关怀，但是无法预期大量不幸的孩子都能得到亲人朋友的温暖和关怀。这取决于几个因素，一是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对于少年儿童的关爱越强固；二是孩子成长的环境因素，其亲友的文化程度和经济状况越好，受害儿童心灵治愈的机会越大。缺乏有利的环境条件，受害儿童得到亲人朋友的温暖和关怀的机会就少，心灵创伤就难以抚平。”

《素媛》也给家长作了警示，我们不能24小时跟在孩子身边，一旦发生悲剧应该怎么做？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建议，首先要尽快报警，以维护孩子权利，千万不要私下调解、拿孩子权利做交易；其次，要尊重、安抚、鼓励受到伤害的孩子，千万不要打骂、歧视自己的孩子，孩子受到伤害时来自父母的鼓励、安慰是最重要的。

影片还是倾向于给观众一个正能量的导向。片尾素媛母亲生下一个小男孩，素媛开心地待在弟弟身边，在心里默默说道：你来到这个世上，真的太好了。

“他们知情，却纵容这些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

——《聚焦》

影片的故事开始于2001年，《波士顿环球报》迎来了新的主编，甫一上任，主编就建议“聚焦”小组重新开始调查此前已经报道过的神父性侵儿童的案子，于是，“聚焦”小组的四位记者开始重新扫去这件尘封案件的灰尘，重新开始调查这起案件背后的更深真相。很快他们就发现，其背后还隐藏着一系列事件，涉及了上百名受害者，而教会已经私下赔偿了受害者，并派人掩盖了这些罪行。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发现这一阴谋的更多证据，不仅仅是神职人员，就在波士顿以外，甚至全世界，都在上演着这种暴行。

《聚焦》中侵害儿童的神职人员，有着良好的社会形象，人们很难把他们和如此恶劣的犯罪行径联系在一起，因此“聚焦”四人组挑战的不仅是一个两个作奸犯科的神父，而是包庇维护这些有污点的神父的整个教会制度。

张建伟认为：“神职人员是上帝的仆人，按说侍奉上帝者心灵应该美如天使。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宗教人士往往自我性压抑，形成拜占庭式精神抑制，定力不足者，会寻找发泄渠道，对于少年儿童的侵害也就由此产生。影片《聚焦》的故事并非面壁虚构，神职人员侵害少年儿童的案件的确发生多起，有些案件被遮掩过去，罪犯没有得到惩罚，的确揭示了现实中的实况，给神职人员的形象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聚焦》最终荣获第8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这部叙事风格平实，没有动作、爱情和狗血的电影，用这种朴素打动了观众。

现实中的案例，远比电影展现的更加残酷。张建伟教授告诉记者：“性侵少年儿童的案件多在隐秘中发生，这个过程是在成年侵害者把控之中，一旦被害方提出控告，取证颇不容易，造成查证事实和定罪的困难，诉讼进程难以顺利推进。性侵者往往有着优越的身份地位，在诉讼过程中占据优势，身后还往往有强大的支持、包庇力量，这使一些案件达不到被害方预期的效果，使被害方陷入绝境。”

据“女童保护”报告统计，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件433起，受害人778人（表述为多人受害但没写具体人数的，按3人计算），平均每天曝光1.21起。已曝光的数据如此惊人，可是我们还不知道没有被揭发出的罪恶到底有多少。

张建伟说：“好的文艺作品有震撼人心和振作人心的力量，对于被害人勇于面对不堪的往事并揭露罪恶能够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光靠这些文艺作品还不够，社会、司法等许多因素应当综合发挥作用，这些作品的社会清道夫作用才能发挥出来，被害人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他们的愿望才不至于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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