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问题的根源是明确的，据军事科学院的军史学家们称，“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四人帮”等破坏了解放军的光荣作战传统，致使解放军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没有表现出一支有效作战力量应有的素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与80年代相比，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战略和军事形势。苏联于上世纪90年代初解体，中国与越南之间的长期“冷战”也于1991年结束。中国意识到新的挑战，解放军也认识到从消耗战和运动战的作战模式转向“基于成效的作战”模式的重要性。1991年海湾战争后，战争的内在本质发生了变化，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在重新评估其军事优势和作战能力。
美国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家詹姆斯·C·穆尔维隆在一项名为《解放军高级军官的职业化：发展趋势和启示》的研究项目中，探讨了处于素质提升阶段的解放军军官队伍的情况。他通过详细研究400多名解放军高级军官的个人经历得出结论：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露锋芒的一些解放军军官，比1979年中越战争时的前辈们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具有更好的专业化水平，同时也更加年轻。穆尔维隆也发现，在这些解放军高级军官中，具有作战经历的人员很少。2002年中共十六大选举的中央军委委员级的高级军官一般都拥有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历，次一级的高级军官大都在中越自卫还击战以及此后的中越边境冲突中具有参战经历。从解放军目前的情况看，拥有作战经历的军官人数越来越少。穆尔维隆指出，在他研究的解放军高级军官中，只有46％的人具有作战经历。然而有证据表明，目前的解放军军官至少在受教育程度、年龄和训练等方面优于以前的军官。根据穆尔维隆的研究，到1994年，79％的解放军领导人都接受过某些形式的高等教育，而1979年中越自卫还击战时的高级军官，大都于上世纪50和60年代入伍，他们中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很少。
与以前相比，上世纪90年代的解放军军官也具有了更强的专业性，年轻军官的专业化水平比年长军官更高。在实施不断改进的退休制度后，解放军每个层次军官的平均年龄都有所下降。穆尔维隆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央军委成员的平均年龄下降了13岁。根据他的相关研究，到2004年，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年龄至少比其所任职务的最高服役年限低6岁。
军事科学院的分析人员认识到，解放军1979年对越作战的经验教训表明，训练工作是中国军队的薄弱环节之一。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训练改革一直都是解放军优先考虑的重点工作。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在进攻谅山、高平和老街的作战行动中也认识到了这些(因训练不足而产生)问题，因此随后开始实施一系列新的训练课目。上世纪90年代至今，这些新训练课目不断增加。
在上世纪80年代，外界关注的解放军单一军种的演习通常每两三年才举行一次。从1991年始，分析人土观察到解放军每年举行10-20次演习。与此同时，演习的复杂程度地在增加。解放军放弃了单一军种和相对静态的演习，代之以大规模的多军种和多兵种联合演习。为使这些演习训练工作更加具有实战性，解放军经常在战时可能会发生对抗的地域组织演习。演习的训练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解放军更新了战术、基层部队指挥和军事技能等方面的训练内容。如果说解放军现在拥有了一支素质更好的军官队伍，那么经过改进的训练课目是提高这些军官指挥能力的最佳途径，并由此避免重演中越战争出现的作战失误。
在1979年中越战争期间，解放军尚未建立士官队伍，而公认的是，土官是发挥小规模部队战术作用的“催化剂”，当己方部队距敌军仅有几米时，士官在关键时刻更能激励和引导普通士兵。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士兵在义务兵服役期满后转为土官，虽然外界并不了解这些土官的素质，或其能够发挥的作用，但确认他们的存在可能是解放军在战术领域的进步之一。
中越战争在战术方面的基本教训是，解放军运用的战术更大程度上更类似于以前的大规模步兵攻击，而不是现代化陆军所采用的火力和机动战术。军事科学院的学者们是否注意到这个问题?解放军是否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外界对于解放军上世纪90年代的战术所知甚少，一些学者试图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解放军的战术，但他们作出的解释通常仅限于一些描述解放军相关行动的最新词汇，并没有实质的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