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步校报告的写作者看来，解放军炮兵的表现没有达到应有水准，该兵种没有给实施机动的部队提供灵活的“呼叫式”炮火支援。炮兵人员缺乏精确测量、计算射击诸元以及与机动部队保持通信联络的能力。解放军采取了与改进步兵战术相似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即把炮兵的作战任务分解为一些基本任务，并针对各项经过细分的任务分别进行相应的训练。此外，解放军还力图在掌握火炮性能、射击程序、侦察、选择合适炮位以及改进通信联络等方面取得进展。如果解放军炮兵掌握了上述技能，那么其地面作战力量的作战成效将会产生巨大的进步。
要想确定解放军当时在野战工程和地面测向水平方面的提高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了“实弹射击”训练，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解放军步兵对地雷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炮兵则研究了侦察和测量问题。但他们是否已掌握了足以改进解放军战场表现的知识?当时召开的各种会议和大量报刊文章都包含有类似于以下文字的内容：“参加(广州政治工作)会议的同志认真研究了如何基于实战改进军事训练，以及如何最有效地提高战术水平等问题。大家都表示要与实战相对照……研究所有军事训练课目和有效地开展训练……”如果解放军确实按照诸如此类的会议上确定的目标提高其“战术技能”，它将会在建立一支有效的地面作战力量方面又一次取得大幅度进步。
初看起来，解放军当时的后勤保障工作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解放军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部队共有30个师，每个师每日约需500吨各类补给品，日需补给的总量为15000吨。解放军需用卡车运送所有这些补给，而解放军当时拥有的最大型卡车(“吉尔”151、“吉尔”157和“解放”CA-30)的载重量仅为4．5吨。因此，解放军为保证其进攻部队的作战行动正常实施一天，就需动用3030辆卡车运输补给。解放军师级部队都拥有卡车，但这些卡车主要用于运输弹药和其他重型武器装备，并不是专门用于运输补给的车辆。此外，执行战术任务的部队未编制运输团和运输营。如果部队动用卡车运输粮食、燃料、补给和弹药，就无法牵引火炮和运输野战工程物资或架桥装备。
解放军后勤部门当时仅拥有少量的独立运输团(每个团拥有702辆卡车)，农用车、驮马和民工填补了运输需求和实际能力之间的空缺，但同时控制这四种运输方式对于解放军后勤部门而言无疑是一场噩梦。因此，食物、饮水和弹药通常很难在适当的时间抵达适当的地点。这些管理上的问题是后勤系统失效的具体表现。令人奇怪的是，步校的教员和学员并未以一种更强烈的批评方式指出后勤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仅是简单地提及了用于替换的衣物短缺的问题。
解放军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实施的另一项改革(虽然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是对作战部队的运输力量进行了全面改造。绝大部分步兵部队目前都实现了“机械化”，这意味着这些部队都配属有足够的卡车用于自身的运输。绝大部分担负后勤保障任务的运输部队(通常是团级部队)也都更换了性能更好的卡车并增加了车辆数量。
上述变化使解放军最终组建了由诸兵种合成的集团军。1985和1986年，解放军调整了“军”级部队的组织结构。如前所述，在老的军级部队编制下，其配属的后勤和运输力量极为薄弱或根本没有，因此不得不请求独立运输团、农用车、驮马和民工提供的支援。对于作战指挥员而言，管理这些支援力量是非常头痛的事，而新的集团军编制解决了此类问题，这些集团军是解放军第一批配属有后勤部队的作战力量。
解放军史学家的评估分析
近年来，解放军的分析人员和军史学家一直在思考中越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某些方面得出的结论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评估有所区别。1997年，为庆祝解放军建军70周年，中国军事科学院出版了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70年》的专著，该书用部分篇幅深入分析了解放军在中越战争中出现的问题。
解放军军史学家将这场战争视为一次巨大的胜利，称指导这场战争的国家政策是“强有力”和正确的。解放军突入越南境内，成功地攻击和占领了越南四个省(莱州、谅山、高平和黄连山)的21个县(镇)。据军事科学院的军史学家称，所有作战行动都是按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实施的。接下来，军史学家们转而探讨解放军在此次战争中出现的问题。他们指出，解放军当时的参战部队中具有实战经验的士兵很少，因此部队的战役准备不够充分。此外，解放军实施的野战训练强度不足，因此规模较小的基层部队的指挥员缺乏足够的军事技能。概言之，土兵的军事素质非常低，战术又缺乏有效性，而且协同作战水平不足。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军事科学院的军史学家们指出，解放军的“编制不合理”，而且需要配备适应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虽然解放军在这次战争中使用的武器装备基本与越军相同，但军事科学院的学者认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不配套”。他们还指出，解放军在使用民兵力量方面也应汲取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