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号任务”下马，歼8起死回生
尽管研制“四号任务”抽调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是留下的部分研制人员，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在继续研制歼8飞机。与此同时，“四号任务”更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可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于1970年6月7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听取歼8飞机研制情况汇报时又突然提出：“歼8要快搞出来，明年要批量生产，一个师放20架，放他几个师，要生产100-200架。”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当即要求112厂加快歼8飞机的研制速度，以便尽快生产歼8飞机装备部队。这样一来，研究所和飞机制造厂又不得不重新调整力量，以保证歼8飞机的研制和生产进度。
这期间，歼8飞机经过多次试飞验证。
正当首批飞机已经正式投产时，吴法宪又在1971年7月12日参加航空工业领导小组会上说：“歼8飞机性能很好，美国都知道了，要防止美帝把资料偷去，你们把图纸资料整理好，锁在保密柜里，3年不生产，什么时候生产出来都不作检讨。”吴法宪这种出尔反尔的决策，使得飞机工厂无所适从。致使已投产的飞机迟迟不能按原计划组织生产，就连设计定型的试飞任务也无正常进行。实际上，这时歼8飞机的研制已处于半停滞状态，并陷入濒临夭折的境地。
这时，被列为重点研制型号的 “四号任务”，由于受技术、材料、部附件及发动机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研制进度也非常缓慢。这是因为该项目远远超越了我国当时具备的技术水平和能力。这完全是一种不顾客观条件和超越现实的幻想。
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才使我国的航空工业开始逐渐转向正轨。这才为恢复歼8飞机的研制带来新的转机。歼8飞机联合指挥部及有关厂、所职工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指出吴法宪决定停止生产歼8飞机的错误，并建议抓紧歼8飞机各种性能的试飞，以尽快实现设计定型。
周恩来总理对这封信非常重视，于12月11日将信批转给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等处理。12月14日，李德生、余秋里等中央军委领导在北京召开了歼8飞机汇报会，会议决定，1972年继续小批量生产歼8飞机，以便再次进行全机静力试验，并加强试飞工作。从而使歼8飞机终于起死回生。1972年3月25日，“四号任务”领导小组召开了第12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四号任务’不列入国家型号发展计划，仍为先期研究的科研项目。”至此，“四号任务”下马，与之相应机构随即撤销。
客观地讲，“四号任务”的研制人员，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艰苦努力。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并在改进歼6设计的基础上，设计新的飞行平台，大胆探索了垂直起落战斗机所涉及的许多技术难题。然而，设计一种新型飞机不仅要有大量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储备做支持，而且还需要相当长的试验周期。“四号任务”从下达研制任务，到要求新机试飞总共才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完全违背客观规律。尽管“四号任务”的研制人员为此而竭尽全力，但事实上，他们是在“极左”路线高压的政治背景下，去完成一项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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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