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完成的四号任务：中国研制垂直起降战机

1969年，对于世界航空工业来说似乎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新一代战机的研制大都是在这一年开始启动的。美国的F-14，苏联的米格-27和苏-17，英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三国的“狂风”，他们都是利用变后掠翼技术来协调高、低速飞行矛盾。然而，英国早在1957年就开始垂直起落战斗机，后改为“鹞”式战斗机，并于1969年4月开始装备部队，这种垂直起落战斗机从根本上改变了高、低速飞行的矛盾关系，具有异乎寻常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因而引起世界各国空军的关注。

中国“鹞式”强行起飞

尽管“文化大革命”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航空工业系统的广大干部、科研人员和职工，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立足我国的现有条件，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研制新一代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歼8飞机首飞成功以后，本应集中各方面的技术力量抓紧进行飞机的设计定型工作。可是，就在歼8飞机研制的关键时刻，已经把持军委工作大权的林彪突然提出大搞运输机和直升机，继而又提出搞垂直起落战斗机。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境发生了 “珍宝岛事件”，中国一下子被推到了战争的边缘。在 “准备打仗”的大背景下，林彪又被确定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党章。这时，林彪便以加强战备和准备打仗的名义，直接控制军队并干预飞机装备的研制和生产。

当时我国的航空工业还很薄弱，既没有研制垂直起落飞机的经验，也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储备，根本不具备研制垂直起落飞机的条件。可是，林彪不顾国力、技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强令空军和三机部上马研制垂直起落战斗机，并要求空军在最短时间内拿出意见和方案来。

1968年7月11日，空军向军委办事组和国防科委上报了 《关于三五期间我国飞机发展问题的建议的几点意见》。其中就明确提出要尽快解决垂直短距起落战斗机的问题。随后，六院根据空军的指示，下达了短距起落战斗机的研制课题。1969年初，601所将短距起落喷气襟翼可变机翼飞机列入专题科研项目。但由于技术储备不足，该项目只能列入预研项目。

然而，时隔不久这一预研项目便成了高于一切的重点项目。1969年8月25日，根据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六院由国防科委移交空军领导的决定，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航空工业“825”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强调 “积极开展垂直起落飞机的研究”，但实际上已经明确把这一预研项目提升为急需研制的型号任务。9月份就正式下达了型号研制任务，其代号为：“四号任务”。这就意味着短距起落战斗机课题预研项目顿时变成压倒歼6、歼7、歼8研制的头等任务。

10月30日，三机部在沈阳召开了驻沈厂、所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宣布了垂直起落飞机领导小组成员。这次会议要求，601所抽出116名设计员，112厂抽出40名技术员、同有关院校30多人组成 “四号任务”连队，由601所副所长叶正大任连长。会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设计工作。按研制计划要求力争在1971年 “七一”上天。

为了尽快研制出垂直起落飞机，林彪指示由空军负责的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指定沈阳军区空军一位副政委为“四号任务”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统一领导“四号任务”的研制。同时，空军直接派人进驻112厂监控研制进度。在这种高度压力的情况下，601所设计人员全力以赴，仅用20个月的时间，就设计出了垂直起落飞机的总体方案。

“四号任务”下马，歼8起死回生

尽管研制“四号任务”抽调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是留下的部分研制人员，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在继续研制歼8飞机。与此同时，“四号任务”更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可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于1970年6月7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听取歼8飞机研制情况汇报时又突然提出：“歼8要快搞出来，明年要批量生产，一个师放20架，放他几个师，要生产100-200架。”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当即要求112厂加快歼8飞机的研制速度，以便尽快生产歼8飞机装备部队。这样一来，研究所和飞机制造厂又不得不重新调整力量，以保证歼8飞机的研制和生产进度。

这期间，歼8飞机经过多次试飞验证。

正当首批飞机已经正式投产时，吴法宪又在1971年7月12日参加航空工业领导小组会上说：“歼8飞机性能很好，美国都知道了，要防止美帝把资料偷去，你们把图纸资料整理好，锁在保密柜里，3年不生产，什么时候生产出来都不作检讨。”吴法宪这种出尔反尔的决策，使得飞机工厂无所适从。致使已投产的飞机迟迟不能按原计划组织生产，就连设计定型的试飞任务也无正常进行。实际上，这时歼8飞机的研制已处于半停滞状态，并陷入濒临夭折的境地。

这时，被列为重点研制型号的 “四号任务”，由于受技术、材料、部附件及发动机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研制进度也非常缓慢。这是因为该项目远远超越了我国当时具备的技术水平和能力。这完全是一种不顾客观条件和超越现实的幻想。

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才使我国的航空工业开始逐渐转向正轨。这才为恢复歼8飞机的研制带来新的转机。歼8飞机联合指挥部及有关厂、所职工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指出吴法宪决定停止生产歼8飞机的错误，并建议抓紧歼8飞机各种性能的试飞，以尽快实现设计定型。

周恩来总理对这封信非常重视，于12月11日将信批转给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等处理。12月14日，李德生、余秋里等中央军委领导在北京召开了歼8飞机汇报会，会议决定，1972年继续小批量生产歼8飞机，以便再次进行全机静力试验，并加强试飞工作。从而使歼8飞机终于起死回生。1972年3月25日，“四号任务”领导小组召开了第12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四号任务’不列入国家型号发展计划，仍为先期研究的科研项目。”至此，“四号任务”下马，与之相应机构随即撤销。

客观地讲，“四号任务”的研制人员，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艰苦努力。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并在改进歼6设计的基础上，设计新的飞行平台，大胆探索了垂直起落战斗机所涉及的许多技术难题。然而，设计一种新型飞机不仅要有大量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储备做支持，而且还需要相当长的试验周期。“四号任务”从下达研制任务，到要求新机试飞总共才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完全违背客观规律。尽管“四号任务”的研制人员为此而竭尽全力，但事实上，他们是在“极左”路线高压的政治背景下，去完成一项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