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有为⑤丨基于河洛文化考古的中华文明重要特性阐释研究

编者按：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黄河流域孕育出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其中，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鲜活见证。近年来，河南省积极推动河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建河洛文化大模型，加快建设文旅强省，以“有为”之志深耕文化沃土，让古老文明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大河网学术中原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联合推出特别策划《“河洛”有为》，从理论创新、保护实践、传承发展等维度，以“有为”之举激活文化基因，让历史遗产焕发时代光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深厚文化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这一精辟总结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指针。河洛地区是历史上中华文明发展的中心区域。近些年来，中原大地不断有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为中华文明重要特性研究阐释提供了新材料。由国家文物局主持评选的每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在前一年全国几千项田野考古工作中精心选择的典型代表。近五年来，河南省共有9项考古成果位列2020年度—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数量位居全国各省第一。这些考古成果不仅有力实证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体现出河洛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主干地位。

一、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集中体现

自文明起源开始，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展现出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河洛地区有着清晰的呈现。

（一）河洛地区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城市的诞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位于河南郑州的双槐树遗址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整个遗址发现有严密防御的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三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等，这些现象表明双槐树遗址已经具备城市的雏形，其大型建筑群初步呈现出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影响到了后世夏商周三代的宫室制度。双槐树遗址实证了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这一时期，文化上的中国已经颇具雏形，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河洛文化的滥觞，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二）河洛地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陵墓制度。从文明起源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中华文明始终未断，持续进化。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殷墟的考古发掘已有百年。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位列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考古工作者新探明环绕殷商大墓外圈的围沟，围沟方向与殷墟发现的商代建筑方向一致，未见同时期遗存对围沟造成破坏。这一现象表明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从中可以看出商代已经初步形成较为正式的陵墓制度，反映出这一时期商王朝的国家运作已经相对制度化与体系化。2024年，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考古专题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新馆对公众开放，持续近百年的殷墟考古成果得以集中呈现。

（三）河洛地区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巅峰。历史上虽多有朝代更替，但中华文明的道统从未断绝。北宋时期，中华文化的集中代表河洛文化发展到顶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北宋都城汴京位于今河南开封，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影响了元明清北京城的城市布局。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位列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工作者首次完整揭露出了唐宋至清代开封城内的汴河形态，理清了自唐宋至清代汴河开封段的修筑、兴废等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大运河及其变迁史提供了考古实证，填补了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的空白。本次考古发现的州桥石壁上保存有迄今发现的国内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从规模、题材、风格等方面均代表了北宋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州桥遗址的发掘、保护和展示，有助于我们讲好河洛文化与大运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二、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滥觞与渊薮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创新创造，主张革故鼎新，不管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明，无不饱含中华民族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不懈追求。

（一）河洛地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管理体系。国家诞生的初期如何有效管理社会、保持王朝的稳定运转，是当时人们面临的重大课题，需要进行有效的体系创新。2020年度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时庄遗址为我们揭开了当时国家治理的神秘面纱。该遗址位于河南周口，距今约4000—3700年的夏代早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遗址南部存在人工垫筑台地，分布仓储遗迹，底部检测出粟、黍类作物，仓储区由两道夯土围墙围合，建筑设有隔水层、绝水层等防潮结构。这一发现表明夏代早期国家已经初步具备粮食统一管理储备的意识，并很可能有较为成熟的相关赋税和贡赋制度。时庄遗址是夏代早期河洛地区新出现的小型专门化功能单一聚落，在时庄遗址周围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存在至少13处同时期的聚落，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区域性聚落群，是时庄遗址单一功能性聚落发展的重要支撑。时庄遗址反映出夏代早期已经具备成型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较为有效的管理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

（二）河洛地区诞生了中国最早的都城。早期国家如何规划建造都城，在国家诞生之初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只能依靠当时人们的创新。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展现出夏人对都城规划理念的创新。其中心区呈现“井”字形城市主干道路网络，形成宫殿区居中的“九宫格”式布局框架，遗址外围存有墙垣，通过道路和墙垣划分出方正规整的功能区，存在制漆、制陶和骨器加工等手工业作坊，这一发现证实夏都二里头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城，而其展现的分层规划、宫城居中、分区设墙的设计理念，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统治格局井然有序，也暗示当时的人们已经有成熟的规划思想和管理模式。二里头都城严格方正的规划制度是进入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体现出当时中华民族的创新与引领地位。二里头都城的布局也开创了后世里坊制先河，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唐代都城长安。

（三）河洛地区开创了中国最早的礼仪制度。进入王朝国家后，如何设计运行礼仪制度是相当重要的问题，贵族的丧葬礼制就是其中之一。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为我们了解中商时期贵族丧葬礼制提供了实物资料。书院街墓地是一处商代高等级贵族墓地，发掘出国内时代最早的规范化兆域，结构布局清晰，展示了中商高等级贵族丧葬礼制的规范，奠定了后世陵墓的基本规制，对于中国陵园史而言具有源头性和开创性。上述贵族墓葬中已经初步形成以青铜酒具为标识的礼器组合，并出现了金铜覆面器、大型本土化的黄金制品与玉礼器等新器型组合，表明中国黄金文化的初步成型。书院街墓地贵族墓葬中以青铜与黄金制品为代表的独特丧葬礼器，凸显了商代贵族丧礼的制度创新，填补了商代青铜文化以及黄金文化的空白。

三、河洛文化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包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中国的历史就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不断融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以河洛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将这一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河洛文化展示了中国南北方文化的融合。受地理环境及气候环境影响，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的中国南北方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南北方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不断交流融合。河南南阳位于中国南北方交界地带，其文化面貌自古以来就呈现出南北方文化交融的特征，是河洛文化包容性的典型范例。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黄山遗址位于南阳市，该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制作的中心性遗址，其中出土的石制玉石工具、玉石制品、玉料等数量达到几万件，还发现有粮仓群、码头遗迹（与人工河、自然河构成水路交通体系），遗址年代跨越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前后无缝延续，反映了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文明化进程。黄山遗址的发现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河洛文化与南方长江流域的文化通过原始贸易初步实现交流融合并逐渐走向统一。

（二）河洛文化呈现了不同地域文化的包容统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广阔的地域导致不同地区文化特征存在差异，中华文化正是在不同文化相互包容中走向统一。位于河南商丘的王庄遗址被评为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王庄遗址为豫东地区来自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聚落，遗址规模宏大，发现有环壕遗迹、高等级墓葬，墓地平面布局规整，墓葬随葬品数量丰富，许多具有礼器性质，如玉覆面、石圭等，暗示这一遗址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王庄遗址文化面貌多元，不仅呈现出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面貌，更融合了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南方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因素，反映出这一时期不同地区社会文化实现包容共存的现象，这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与统一性的史前实物证明。

（三）河洛文化展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随着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腹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统一性进一步显现，各民族之间逐渐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被评为2020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徐阳墓地即典型代表。徐阳墓地位于河南洛阳，发现有大中型贵族墓、小型平民墓及车马坑，墓葬等级差别明显，其葬制、墓葬排列、器物组合及葬俗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属于东周时期。在大中型贵族墓、陪葬车马坑和部分中小型墓内还发现有放置马牛羊头蹄的殉牲现象，与春秋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戎人葬俗相同。从徐阳墓地时间跨度及所处位置分析，它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的陆浑戎相吻合，当为陆浑戎遗存，其所在位置应为陆浑戎迁伊川后的聚居地和核心区域。徐阳墓地是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实物资料。这种文化融合与嬗变，反映出中原华夏文明的包容性与统一性，也是各民族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考古证明。

河洛地区的这些考古发现，内涵丰富，代表性强，充分证明了中原大地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作出的独特历史贡献，证明了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干。

中原大地的考古新发现不止于进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工作，在此之外，每年陆续有越来越多的新考古材料实证中华文明的重要特性，这些都是河洛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河南东汉将军冢遗址发现的墓葬及墓前建筑基址，展示了东汉晚期高等级贵族墓的陵园设施、祭祀活动和墓葬制度；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发现的太平公主宅院基址，呈现了唐代都城的里坊体系；北宋东京城景龙门遗址，发掘了北宋都城城门，丰富了今天对北宋都城面貌的认识。这些不同时期内涵丰富的考古材料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有力证明；在洛阳孟津朱仓北朝墓地发现的三座北朝墓葬，其葬具与随葬器物兼具汉文化因素与鲜卑族特征，反映了孝文帝迁洛以后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的交融，是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图像和实物资料，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统一性等。

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重要特性，才能更好地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中原大地的考古工作者正不断为保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河洛力量”。

（作者：孙帅杰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