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二）

（二）日本对华战略的调整

在国际格局变化与国内政治右倾化的形势之下，日本对华战略面临调整。日本对华战略大致有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政治安全上搞对立，经济上捞实惠。日本一直把日中关系看成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是其中间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日本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个“互惠”主要讲的是经济上的互惠。所以，捞取经济利益对日本而言非常重要。这样，就出现了在政治安全上对立、在经济上互惠合作的一种局面。现在，日本要坚持“政经分离”的原则，继续在中国捞取更大的实惠，这也决定了日本不愿意跟中国搞全面型对抗——全面型对抗必然会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影响，这是它不愿看到的。

从政策排序来看，安倍做了优先顺序的调整，由原来稳定美中两国，到现在因日中关系不好而在优先考虑美国之外多考虑周边，主要是东南亚、东盟国家，还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基本的思路，是跟美国和周边国家都搞好关系，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之后再与中国改善关系。此外，强化日美同盟也是想“借船出海”。

第二，构筑“中国包围网”。通过在周边构筑一个围堵中国的网，充分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这些年发展产生焦虑的机会，为己所用。

第三，渲染“中国威胁论”，突破国内禁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历史问题上挑战中国，这种挑战是日本要营造一种气氛，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以此制造一种外压。历史上，日本特别擅长这一套。日本领导者认为，现在日中关系面临的一些挑战，正好给其自我松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可借机强化日美同盟，同时在国内突破宪法的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日本可以借这个机会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自身的存在感。同时，日本积极参与地区制度的构建，并开始把手伸向比较边远的地区，比如中东、非洲等地方。

但是，也不要夸大日本对外政策的战略性。首先，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独立的对外政策，其战略性将很有限。其次，中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强于日本。再者，中国要应对的基本问题是国外多方面的，需要顾全大局、权衡利弊，因此受到外交决策的限制。日本则有所不同，日本现在就是与中国为敌。所以，虽然战后日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战略性就思维、体制、政策贯彻水平而言是不高的，但因为它任务集中，对外主要就是对付中国，这加强了其推出战略政策的便利。

中国迟早要给日本乃至全世界一个根本态度的宣告，就是一个长远视域下关于日本可以是什么样的根本态度的宣告。这很重要，早了晚了都不行。外国说中国“不透明”，对中国不放心。那么，中国就是要明确让日本搞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成为一个中国能够接受的“正常国家”。反过来，我们也要想清楚日本民族可以期望一个怎样的强大的中国。还要向日本讲日本要靠美国，但长期靠美国完全靠得住吗?

二 中日对抗的思维方式和战略策略问题

钓鱼岛争端引发的中日之间的对抗，有两个背景：一是中国的军事力量持续增长，美国也这样看；二是日本战后走和平主义、自由国际主义，日本人长期在和平主义的思潮下，不会全然忘了和平主义。但是，日本人感到，战后的道路除了让日本把日子过好之外，没有让国民得到真正的放心和安全，没有使日本能够至少在经济和外交上继续在亚洲特别突出。

因此，中国首先应注重外在根本环境的规定作用。规定作用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美国。但崛起的中国、巨型的中国怎么做、做什么，也对周边有极大的规定作用。第二，日本是效率低的国家，在日本国内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是难得的，而对此中国注意得还不太够。第三，战争是一个互动过程，一方的行为会影响另一方对它的行为方式，中日之间的互动值得注意。第四，提及国内政治的动力和制约，中国对相关各种情况讨论得很不够。中国国内的情况也很复杂，战略需求有国内制约，要在这种矛盾之下做好工作。第五，中国特别多地讲实力，尤其是硬实力，软实力则讲得比较少，特别是外交上，虽然中国GDP超过了日本，但中国在外交上对日本的软实力得分不多。另外，中国地缘优势不够，虽然中国比日本发展势头好，但体量大，使中国战略发展容易分散，中国进行战略安排的客观困难比日本要大。

在日本问题上，许多人惯常地缺乏必要的“文学透视”。特别是对当前日本民族心理的透视，这尤其依赖置身其中式的观察、调研、理解和适当的想象。这种缺乏广义的“文学透视”的思维方式不会注意到一点，即时代性和历史性的根本环境对民族心理的规定作用。笼统地说，这种根本环境大略是：（1）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近些年，日本在世界政治经济大局中的国家方向、国内状态和对外态势；（2）世界政治经济大局的急剧变化，还有日本在其中甚为窘困的处境和地位。至于这些根本环境与其变化规定的日本民族心理，则可以归结为日本民众几乎人人都会自问的两个问题：上述国家方向、国内状态和对外态势带给了他们什么？他们能否继续适应自己设想的民族所需状态？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悍然参拜靖国神社，挑战世界正义，加剧中日对抗和韩日对立，因而受到包括美国等各大国政府在内的广泛的国际指责和世界舆论批评。这就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性（至少战术性）机遇。2012年9月爆发中日两国间又一番对抗以来，就“作战主动”问题而言，中日两国大致在军事及准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分享”主动权。现在，由于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局面已被扭转，即中国取得外交主动权。为此，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在坚持实地的钓鱼岛斗争和东海斗争的同时，方式适当、程度适当和为时适当地进行调整行为主动，同时更加注意已经显著加大的相关外交努力的态势和话语。

为此，目前中国应坚持宣示主权的钓鱼岛海上巡航常态化，控制对抗、防止对抗升级为军事冲突。同时，应正确地报道中国自身的军力建设，这不仅关系到 对日关系，也关系到中国对美关系和外交全局，即如何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 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的思维方式及战略策略问题制止“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严重加剧，并且转化为非常顶真的对华军事及战略竞赛？或者说，如何争取中国人民增强中国军力和战略性军事活动范围的强烈愿望与中国复杂的战略性外交需要相对平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