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因这一“走光”事件而恼羞成怒，甚至宣布了取消和普京在莫斯科的会晤，好比是到了别人家里而不去礼貌性地见一见这家的主人。我们追踪对比以往的“间谍”事例，能够造成如此巨大影响的情况十分罕见，远远超过了历史上那些造成或武器装备或作战计划等军事秘密重大损失的案例。
美方宣称俄罗斯遗存“冷战”思维，在这件事上，凡污称别人有“冷战”思维的，其实自身才有更陈腐的思想。人们不难看到，在斯诺登事件中美国同样有老一套政治思想的印迹。冷战以后，美国是引领军事变革方向的“唯一超级大国”，这惯出了他们的一些自命不凡。如果有人敢于挑战美式“实用哲学”，美国人不仅傻了眼，还会被激怒。然而，关于网络上的故事并不是基于“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武器军备竞赛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传统军事思想与新兴军事效能的“板块撞击”学说。媒体渲染的“反恐”与“偷窥”矛盾斗争掩盖了一个涉及很多层面的深层次、全球性的问题。我们更不能因此认为美国在安全的需要和捍卫公民权利的宪法要求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了斯诺登揭露的不仅仅是国家机密，更是一个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军事斗争王国。在这个问题上，美方若是表现出一些些的坦诚和宽容，效果会好很多。
在网络科技活动的眼里，一旦在技术上允许，行为上就不存在是否“正义”的问题。例如“艳照门”是很隐私的事情，别人传与看都是不道德的，然而，在信息技术出现的今天，按下快门的瞬间人们就应当想到，它已经具备了流向公众的概率。彼得雷乌斯因情书电邮被查而倒霉，从高官角度看是道德把持力的问题，从将军角度看则是对网络安全性的超级轻视与无知。现在，该警醒的是我们大家，必须重新认识到通向网络世界的那个秘密小屋不是私人厕所，任你干啥都可以。网络凭什么承载那么多私密？我们并未赋予它这番使命。
人们更多地享受数字科技带来的便利，却很少想到人类从此被拖入了一个可“留痕”的有轨迹生存态；人们更多地把网上监控当作是对隐私的窥探，却很少想到这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人们更多地把斯诺登看成一个揭密者或告密者，却很少想到他在揭示一种从此以后会广泛存在的社会生活与斗争状态。所以，人们不必以过往的军事斗争经验解读他对社会与文明的作用。
过去，军事斗争针对的是一种相对简捷的社会关系，即“政权—民众”关系，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强调“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只有“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才能让敌人无力抵抗。因此，凡战场均是通过军事手段的毁伤力威逼利诱，让“政权—民众”妥协。显见得，军队在向一个社会体系作战。现在，军事手段将面对一种新型网络关系，即“政权—网络—民众”，民众对待政权，是有社会责任意识的；而民众对待网络，则显得自由与自我得多。控制网络从很大意义上更具军事斗争价值，军事手段可以向网上的个体“作战”——无论他上不上战场。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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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