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红卫兵”绑架
毛泽东关键时刻的几次讲话,无疑给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彭德怀开了“绿灯”。“文革”开始后,林彪四处煽风点火,甚至在彭德怀的姓名上大做文章,他说:“你们知道彭德怀的原名叫什么吗?叫彭德华。他小时就有野心,想得中华。”江青也有意激将,对他的爪牙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为什么连个彭德怀也抓不来?”在两人的煽动下,戚本禹赤膊上阵了。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他找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当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经过密谋策划,一个绑架彭德怀的阴谋活动产生了。
成都的冬天,难得见到阳光,不是乌云密布就是细雨濛濛,异常湿冷。彭德怀患有肠胃炎,加之西南建委工作瘫痪,无法工作,只好在住地永兴巷7 号家中看书、休息,但心里却一直不能平静。12月21日,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又一次来到彭德怀家中,名目提问,实际上是对他的住宅进行观察,以便采取行动。
12月22日凌晨3时,天空没有星星,夜幕笼罩着大地,寒风刺入肌骨。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几辆拉粪的车子从门口经过。值勤人员只注意门外,未发觉一伙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已翻墙而人。执勤人员问:“深更半夜你们来干什么?”回答说:“我们找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战士批评道:“翻墙不对嘛。”话未说完,便有人说:“什么不对!这是革命行动,与你无关!”战士无奈,只好又去站岗。
因为疲倦,綦秘书那晚睡得很熟。院内的“红卫兵”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后,便激烈地猛砸綦秘书的门。綦秘书被惊醒了,立即意识到事态不好。他打开门,镇静地问道:“你们有什么事?天未亮就来敲门,你们不休息,我们一家还要睡觉呢!”“红卫兵”才不管这些,大喊着要让綦秘书带他们去见彭德怀。双方争执起来,吵得一塌糊涂。吵闹声终于将彭德怀惊醒了。他不慌不忙地打开电灯,还喃喃自语道:“天还没亮吵什么呀?”随手便打开了房门。“红卫兵”中有人发现了彭德怀,踢开围墙小院的木门,冲了进去,一把抓住彭德怀。一个“红卫兵”吼道:“彭德怀!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不会伤害你,有问题要和你谈。”彭德怀从容镇静地说道:“走就走吧,让我穿件衣服。”身边的工作人员拦也拦不住,“红卫兵”连推带拉地把彭德怀抓走了。他们把彭德怀揪到了四川省地质局院内。戚本禹在北京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江青报功:“彭德怀现在已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押送北京。北京的学生已作了斗争的准备。”
几乎在戚本禹向江青报功的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得到了消息。他立即向成都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并直接向绑架者做了如下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1966年12月27日,火车驶进北京站。当时,举着各式各样“战斗团”旗帜的红卫兵各不相让,大吵大嚷:“我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奉了林副主席指令来的!”经过一场激烈的争闹、争抢、谈判,终因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王大宾一伙人多势众,由他们把彭德怀甲回北京地质学院。又经过好一番交涉,才把彭德怀交给了北京卫戍区。这时,周恩来总理再次作出指示:对彭德怀“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而林彪、江青一伙在1966年 12月28日却已作出了逮捕彭德怀的决定,致使彭德怀一进卫戍区便开始了囚徒一般的监禁生活。1967年元旦,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次不是“万言书”,而是一封短言,也是他一生中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抓获,于27日押解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 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被逼交待三个问题
彭德怀被“红卫兵”押解到京后,作为一颗“很大的定时炸弹”先被安排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部队驻地,由警卫战士轮番看守。以后又被秘密转移到了另一个驻地。
为了将彭德怀作为攻击刘少奇的一发炮弹发出去,林彪、江青一伙人对彭德怀的迫害变本加厉了。在陈设简陋的房间内,经常有人杀气腾腾地逼他交待有关问题,逼迫他写所谓的“交代材料”。1976年初夏的一天,王大宾等人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对彭德怀进行了审讯。他们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硬要把“里通外国、反党卖国”的罪名强加在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发怒了,训斥审问他的人。审问的人把彭德怀从座位上拉起来,推到墙角,拳打脚踢,并勒令彭德怀限期交代有关问题。彭德怀在“文革”中被逼迫交待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发动“百团大战”的野心和动机;二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怎么死的;三是和侄女彭梅魁的来往关系。前两个问题,许多人知道是江青一伙的欲加之罪。第三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彭德怀被押到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过着囚犯的生活,除了可以看报纸外,几乎和外界隔离起来了,身边连一个亲属也没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得以和在北京工作的侄女彭梅魁见了一面。可是时间不长,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便多次让彭德怀交待:“你被捕到北京后,同彭梅魁有些什么勾当?”这种提问使彭德怀意识到,他如今简直成了“瘟神”,挨上谁就会给谁带来灾难,还是少牵累一些人吧。于是,在以后和侄女的来往上,他都非常谨慎。彭梅魁后来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她给伯伯送去一个牛皮纸的包裹,上面签着张春一(彭梅魁的爱人)的名字。后来彭德怀退东西时,她又见到了这张牛皮纸,不过“张春一”三个字都被彭总勾掉了。后来给彭总送去的《马恩文选》上也有“张春一”三个字,彭总又一次把这三个字划掉了。还有一次,她接到“专案组”的电话,让她去卫戍区一趟。从卫戍区她收到了一封信、800元钱和一个布包裹。彭梅魁看着伯伯写给自己类似绝交的书信,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此后,彭德怀和侄女再也没有来往过,直到彭德怀逝世后的第二天,彭梅魁才得以见到伯父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