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离开中南海"永福堂"全过程（三）

深挖猛揭，划清界限

在即将告别中南海的日子里，每到黄昏，彭德怀便在永福堂门前徘徊。他望着眼前这影影绰绰的景物，越发感到它们愈来愈朦胧，跟他愈离愈远……

1959年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为贯彻庐山会议，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而召开的。会议的通知是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

会议前10天听取关于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阅读会议的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按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批判。

彭德怀参加的是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话“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

彭德怀事先并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作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与预期效果相距甚远。在分组揭发批判中，很多人不发言，或者发言了也很少涉及彭德怀问题，只限于“浅表性”表态，拥护党中央决定，要反右。

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彭德怀表面作检讨，暗地里在煽动军队向党进攻”，“他根本不服庐山的气，妄图借他在军队中的地位翻庐山的案”。

康生还跑到毛泽东的书房，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将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更扩大。当晚，毛泽东召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商量会议进程。当晚决定将会议延长到9月12日，人数由原来的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各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师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员1061人。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会场除怀仁堂外，增设紫光阁礼堂作为分会场。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未出席会议。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和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

会议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是极度广泛的，主要有：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1958年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从红一、三军团的关系问题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等等。

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是一个小组，被当作批彭、黄的重点。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大会特意派人到这个小组三番五次地督战，要大家从日常与彭、黄的接触中发现问题，深挖猛揭，从原则高度上批判彭、黄的错误言行，与其划清界限。

可是，这个小组两三天都没人发言。这时主持会议的万毅笑了笑：“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误，存在不存在‘右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万毅的这番“诱导”，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其中有两件事使大家的认识尤为深刻：一次，军委办公厅组织机关人员到天津农村去参观水稻“卫星田”。刚下到田里乍一看，稻子果然长势喜人，稻子上还坐着一个小孩，惹得大家赞叹不已。有的问：“这一亩地估计能打多少斤?”介绍人很自豪地说：“少说一万斤!”“成本怎样核算?”“成本……”介绍人脸红了，无言以对，看来是毫无思想准备。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这是18亩地的稻子移到一亩地里!如此弄虚作假，一下子打破了报纸宣传的神话。

还有一次，大家到河北安国县参观人民公社的军事化编制和“共产主义”食堂，大家吃惊地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急促的钟声和尖厉的哨音赶来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腚的“儿童团”。不到10分钟的受阅，就有几位瘦弱老人突然昏倒，有的妇女身下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这下算是丢尽了当地干部的面子，当即下令把“队伍”轰走了。在路过一所破草屋时，一幕凄惨的景象使大家目瞪口呆：一位因偷吃了食堂一把红薯干的社员被关在里面，正大把大把地吞嚼着有人偷偷送来的棉子壳!而在公共食堂里看到的是几笼红薯干、一大锅水一样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吗?“大米白面”哪里去了?“鸡鸭鱼肉”哪里去了?当大家回到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干粮早就被偷走了。在临上车返回时，竟有一位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给大家跪下了，老人嘶哑着嗓子喊：“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正当大家慷慨解囊时，突然跑来几个人把这一老一小赶跑了，说老人是“疯子”……

“这些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万毅感慨地发表见解，眼里漾出泪光，“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彭总的请举手——”

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话，“刷!刷!刷”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把手举了起来。

接着，万毅郑重地宣布：“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可批的，一致通过，我作为本组组长，代表大家意见，确定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

小组解散了，有人不安地对万毅说：“老万，你这样做，恐怕会招来麻烦啊!”

“麻烦?什么麻烦!”万毅以军人特有的直率说出憋在人们心头的话，“他们才真正找麻烦哩!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

万毅，这位东北讲武堂毕业的职业军人，一位部长，一位中将，在那样的形势下，敢于主持公道，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的良心，确属难能可贵。

然而，他的言行早被密切注视。一场灾难迅即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了。

与此同时，邓华上将又出场了。这位沈阳军区司令员，抗美援朝时曾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是彭德怀的助手，直接同彭德怀共事几年，深知彭德怀的为人。这一天，他终于按捺不住正义的冲动，直率地替彭德怀说了许多好话。结果，遭到严厉批判，勒令他立即写出检查。

抗美援朝时的副司令员，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上将也被作为“彭的同伙”而点名批评。

接着，一个又一个“彭德怀的小爪牙”被列入名单。会议的气氛变得愈加沉重而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