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离开中南海"永福堂"全过程

 《党史纵横》 2009年第9期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彭德怀是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然而，在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中，他却一直不能得志，先是被罢官，后又遭批斗，直至被迫害而死。纵观彭德怀的一生，中南海那道高高红墙恰如一道分水岭，将其半生的荣耀与半世的凄凉拦腰斩断……

中南海这个两代帝王之居，从新中国成立后，便成了核心领导人物的居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居住在这里。1953年，从朝鲜回来的彭德怀也搬进了红墙之内。“永福堂”——彭德怀的居所地处中南海怀仁堂的东南角。院落虽名为“永福堂”，但它的居住者却没有得到永福。匆匆七载之后，它的主人就黯然离开了这片红墙碧瓦。

一封朝奏九重天

在共和国第一批开国元帅中，彭德怀的政治生涯是最短暂的：只做了九年多的国防部长；元帅中他是第—个受到批判和迫害的。为什么一个在战争年代异常活跃、战功累累的大将军，在和平年代的政治生涯中却如此不得志呢?要揭开这一迷团，无论如何也得从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庐山会议以及他在会议期间上奏毛泽东的那封信开始。

庐山会议之前的1958年，在中国革命建设史上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当时，在六亿神州劲吹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强风。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同时，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也随之刮起。各种现在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瞠目乍舌的人间奇迹出现了：湖北等省水稻卫星放到亩产数万斤；日产生铁，广西鹿寨20万吨；河南半年实现水利化……

这种浮夸风和跃进风在极短时间内便暴露出它们带来的巨大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以便继续鼓劲，继续跃进，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

在1958年初刚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时，彭德怀是有怀疑的，当时他在文章中使用的字眼不是“大跃进”而是“大生产”。直到后来参加了几次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几次讲话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和讨论后，他才接受了“大跃进”的提法。但对各地所放出的高产卫星仍有所怀疑，对当时的“左”的现象也有所忧虑。

带着这些怀疑和忧虑，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曾去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甘肃敦煌县，他亲眼看到棉田到处都是散落的棉花，菜地里成堆的白菜乱堆了一地。在被宣传得天花乱坠的公社食堂里，他亲眼看到的不是大肉和馒头、而是面糊煮土豆。在兰州，省委负责人告诉他当年粮食特大丰收，人均可达1500 斤。而在近郊的雁鸿公社，他却目睹了一个农民家男女老少五口人合用一条裤子的凄惨景象。此情此景，使他的心情灌了铅似的沉重。1958年11月，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他又来到湖南进行考察。在家乡鸟石，他也亲眼看到，在人民公社的感召下，当地为了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连煮饭的锅都砸了。在刮共产风最严重的平江县参观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将1957年的粮食高产量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将1958年的低产变为1957 年的。也是在这里，一位红军时期伤残的老战士暗中送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民歌：“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看到这张纸条，彭德怀的眼睛发潮了：这是人民群众无可奈何的沉痛呼声!

实地调查的结果，使他不由得想到这些盲目冒进现象，会不会也给我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呢?正是出于以上调查和担心，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那封后来决定了他后半生命运的信。

信的主要内容有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后半部分主要是“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浮夸风会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彭德怀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在《彭德怀自述》中说道：“我对当时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因此，他当时一再强调“这封信是提供给主席看的”。

彭德怀的这封信竟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庐山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纠“左”的，由于这封信，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员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整个会议的议题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改为批“右”，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虽然彭德怀一再强调那封信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但毛泽东在接到信的第三天，便将此信分发下去，组织学习讨论。

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这封信的看法，刚开始还是一致肯定的，只是指出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有点过头。但自毛泽东于7月23日发表个人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是意见书，并上升到“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的高度之后，对彭德怀这封信的讨论便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以致无中生有地出现了一个“军事俱乐部”。之后，毛泽东又召开了“8月1日常委会”，将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这样，庐山会议实际上便成为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大会了。

顾全大局，忍痛检讨

彭德怀的性格有强烈的倔强和执拗的一面，但并没有发展到顽固不化的地步，相反，他虽然对不同意见有抵触，对莫须有的攻击爱骂娘，但当个人名义和全局利益、国家命运相矛盾的时候，他作出了牺牲和让步，即使内心非常痛苦。

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对各种各样的批评，采取据理力争的态度，有时也非常强硬，但当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劝他“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精神”之后，彭德怀的心理便开始活动起来。他在后来的笔记中写到了自己当时沉重的心情：“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我给主席的信，不仅没有停止‘左’倾，反而加深了‘左’倾危险，起了反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痛苦归痛苦，但自这之后，彭德怀的态度已开始有了转变：开始时说“40天会，既感激，又不感激”，后来则认为“一个月来会上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开始时以他写信主要是“供主席自己作参考的”来拒绝会上对他信的批判，后来则承认：“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我的错误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开始时对“军事俱乐部”的说法大发雷霆，后来则逐一交代了他和“俱乐部”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

应该说，彭德怀的这些转变是违心的，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但对他这样一个极其倔强和执拗的人来说，能从全局利益和党的利益出发、违心而又痛苦地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也更加体现出他的光明磊落和伟大胸怀。

庐山会议期间，虽然彭德怀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作了申辩，对自己信中的一些提法作了检查。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申辨与检查是苍白无力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问题基本上已作出了定性结论。

“一封朝奏九重天”。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出于诚意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竟会给他带来“右倾机会主义”头目、搞“军事俱乐部”、搞“独立王国”的罪名。然而，他更没想到的是，在他有限的政治生活涯中，这，仅仅只是开始，等待他的，还有更多更大的不幸。

深挖猛揭，划清界限

在即将告别中南海的日子里，每到黄昏，彭德怀便在永福堂门前徘徊。他望着眼前这影影绰绰的景物，越发感到它们愈来愈朦胧，跟他愈离愈远……

1959年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为贯彻庐山会议，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而召开的。会议的通知是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

会议前10天听取关于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阅读会议的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按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批判。

彭德怀参加的是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话“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

彭德怀事先并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作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与预期效果相距甚远。在分组揭发批判中，很多人不发言，或者发言了也很少涉及彭德怀问题，只限于“浅表性”表态，拥护党中央决定，要反右。

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彭德怀表面作检讨，暗地里在煽动军队向党进攻”，“他根本不服庐山的气，妄图借他在军队中的地位翻庐山的案”。

康生还跑到毛泽东的书房，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将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更扩大。当晚，毛泽东召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商量会议进程。当晚决定将会议延长到9月12日，人数由原来的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各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师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员1061人。

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会场除怀仁堂外，增设紫光阁礼堂作为分会场。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均未出席会议。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安排在怀仁堂。张闻天和周小舟被安排在紫光阁。

会议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是极度广泛的，主要有：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1958年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从红一、三军团的关系问题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等等。

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是一个小组，被当作批彭、黄的重点。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大会特意派人到这个小组三番五次地督战，要大家从日常与彭、黄的接触中发现问题，深挖猛揭，从原则高度上批判彭、黄的错误言行，与其划清界限。

可是，这个小组两三天都没人发言。这时主持会议的万毅笑了笑：“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误，存在不存在‘右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万毅的这番“诱导”，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们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理有据的。其中有两件事使大家的认识尤为深刻：一次，军委办公厅组织机关人员到天津农村去参观水稻“卫星田”。刚下到田里乍一看，稻子果然长势喜人，稻子上还坐着一个小孩，惹得大家赞叹不已。有的问：“这一亩地估计能打多少斤?”介绍人很自豪地说：“少说一万斤!”“成本怎样核算?”“成本……”介绍人脸红了，无言以对，看来是毫无思想准备。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这是18亩地的稻子移到一亩地里!如此弄虚作假，一下子打破了报纸宣传的神话。

还有一次，大家到河北安国县参观人民公社的军事化编制和“共产主义”食堂，大家吃惊地看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被急促的钟声和尖厉的哨音赶来的“老将班”、“铁姑娘队”和光脚露腚的“儿童团”。不到10分钟的受阅，就有几位瘦弱老人突然昏倒，有的妇女身下失禁，一些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这下算是丢尽了当地干部的面子，当即下令把“队伍”轰走了。在路过一所破草屋时，一幕凄惨的景象使大家目瞪口呆：一位因偷吃了食堂一把红薯干的社员被关在里面，正大把大把地吞嚼着有人偷偷送来的棉子壳!而在公共食堂里看到的是几笼红薯干、一大锅水一样的玉米面粥，连咸菜都没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吗?“大米白面”哪里去了?“鸡鸭鱼肉”哪里去了?当大家回到车上吃午饭时，才发现带的干粮早就被偷走了。在临上车返回时，竟有一位衣衫褴褛、满面污垢的老汉带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给大家跪下了，老人嘶哑着嗓子喊：“老总，可怜可怜俺这小孙女，行行好吧……”正当大家慷慨解囊时，突然跑来几个人把这一老一小赶跑了，说老人是“疯子”……

“这些事例说明了什么呢?它是否带有普遍性呢?”万毅感慨地发表见解，眼里漾出泪光，“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膨胀，眼睛只看着天上的‘卫星’，全然不顾地下老百姓们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谁要是昧着良心批就叫他批去吧!赞成彭总的请举手——”

万毅说出了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的话，“刷!刷!刷”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把手举了起来。

接着，万毅郑重地宣布：“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可批的，一致通过，我作为本组组长，代表大家意见，确定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

小组解散了，有人不安地对万毅说：“老万，你这样做，恐怕会招来麻烦啊!”

“麻烦?什么麻烦!”万毅以军人特有的直率说出憋在人们心头的话，“他们才真正找麻烦哩!一封正当的信竟闯下弥天大祸，虚张声势，轮番轰炸，斗争批判步步升级，真是岂有此理!”

万毅，这位东北讲武堂毕业的职业军人，一位部长，一位中将，在那样的形势下，敢于主持公道，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的良心，确属难能可贵。

然而，他的言行早被密切注视。一场灾难迅即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了。

与此同时，邓华上将又出场了。这位沈阳军区司令员，抗美援朝时曾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是彭德怀的助手，直接同彭德怀共事几年，深知彭德怀的为人。这一天，他终于按捺不住正义的冲动，直率地替彭德怀说了许多好话。结果，遭到严厉批判，勒令他立即写出检查。

抗美援朝时的副司令员，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上将也被作为“彭的同伙”而点名批评。

接着，一个又一个“彭德怀的小爪牙”被列入名单。会议的气氛变得愈加沉重而紧张。

愤怒之极，会场拍桌

9月3日上午和下午，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但因为它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彭德怀不得不耐心对待。包括一些人提出来的十分幼稚可笑的问题，他都一一认真作答。

会议开始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彭德怀解释说：这是毛主席8月2日在给张闻天同志的信上首先提出来的，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并没有具体指出还有什么人。其实，“‘军事俱乐部’组织是没有的，只是我们几个在问题的认识上观点比较一致，事先并没有什么策划”。

毛泽东提出的“军事俱乐部”问题，其实也仅仅是根据下面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是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对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讲话，左思右想搞不通。周小舟建议去找黄克诚谈谈。当他们在黄克诚那里谈话的时候，正巧碰见了彭德怀。

谁也没有料到周小舟等人从黄克诚房里出来的时候，被人碰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这就成了后来追查彭德怀、黄克诚“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根据。

听到此处，全场大哗，有人批评彭德怀“不严肃”、“不老实”。

批判会的气氛变得灼热起来。其形式由开始的“对话式”变成了“审讯式”。一阵阵的“轮番轰炸”，一次次的“重点开花”，使得彭德怀根本无法说话，刚要开口，就有人高呼口号：“彭德怀你不要再欺骗我们了!”“你不老实坦白，休想过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历史和现实的画面在彭德怀眼前交织，由清晰到模糊，由模糊到清晰……

彭德怀如骨鲠在喉，虽觉不吐不快，但却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理论家”陈伯达经过精心剪辑和杜撰，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庐山与彭德怀的谈话和会议发言罗列起来，以此证明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 ”是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有计划的，并且还在继续招兵买马，发展“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并一再追逼彭德怀交出“军事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名单。

彭德怀气愤已极，一股遏制不住的冲动使他坐不下去，“啪”的一声拍响了桌子!

会场出现骚动。

有几个人马上奔到他跟前：“彭德怀，你激动什么?!”“你这样太不严肃了!还是冷静些，老老实实交代吧!”“你这样顽固没有什么好处!”……

彭德怀睨视了他们一下，把脸转向一边，努力使自己再度沉默下来。

吴法宪抢着发言，这个“文革”中的林彪死党，时任空军副政委。双手抱住麦克风：“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

一语既出，全场惊愕!人们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盯着他。吴法宪故意把嗓音压低：“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

这时林彪气冲冲地喊了起来：“他恨不得一下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过的……”“胡说!”突然台下响起一声严厉的呵斥，全场齐把目光集中到说话者身上——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

钟伟高声喊道：“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手来杀我们!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仗打得很残酷。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并且有一军团的人作证。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在一旁幸灾乐祸!”

他嗓子喑哑了，咳嗽一声，接着呼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霎时间，会场上乱了起来，议论鼎沸。

钟伟的发言像一面镜子，映出了各色人们的心态：有的人因谎言被戳穿而恼羞成怒，惊恐万状；有的人因一抒胸中不平之气，深感痛快淋漓；有的人为自己的懦弱而愧悔交加，无地自容；有的人把敬佩的目光投向钟伟，手里却又捏着一把汗。

钟伟发言过后不到5分钟，只见总政保卫部一位领导干部奉命率领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不由分说，“咔”的一声，给钟伟戴上手铐，架出了会场。直到他被押出去很远的地方，仍能听到他的高呼：“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

彭德怀的眼睛模糊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竟然有人为他挺身而出，鸣冤叫屈，打抱不平!他用崇敬的目光将被逮捕的钟伟送出了会场。“钟伟事件”被很快平息了，但它给会议带来的影响久久不能消失。

不少人私下议论：庐山是彭、黄、张、周，北京是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会议再往下进行，是否还要再揪出几个呢?事态发展实在难以预料，就看谁撞在“枪口”上!

批判升级，蔓延全军

为了挽回“钟伟事件”的影响，林彪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讲了一番话：“‘钟伟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他这颗‘定时炸弹’的自我爆炸，是按预定时间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这证明我们这次会开得是成功的，是有收获的。他要爆炸，总比不爆炸好嘛。等他钻到你椅子底下再爆炸，就晚了。还是早发现，早爆炸的好!我劝那些没有来得及响的‘定时炸弹’们，还是早点暴露出来的好，等到识破了，挖出来了，那就只有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我这样说的目的，是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肃清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及其反动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

林彪的话既是一种煽动，也是一种威吓，他要用铁的手腕使大家在感情上对彭德怀恨起来，对他林彪敬起来。不然，他的施政纲领就不会有人接受。在座的是全军的要员，征服了他们，就统帅了全军。如何征服?最灵验的一招就叫“控心战”。

他十分清楚，尽管还没有向全国人民正式宣布，但事实上他已经当上了国防部长，全面主持军委工作。可惜他的权威不够，他长期给人们留下的弱不禁风的病人形象一时不易抹去。

9月8日，康生建议林彪将毛泽东9月1日《给诗刊编辑部的第二封信》拿到批判会上宣讲。

林彪即刻心领神会了。康生说：“这可是给你提供的重磅炮弹。”林彪说：“很好!会议急需重磅炮弹来增浓气氛。”

毛泽东的话通过林彪和扩音器的特有效果，更显得声色俱厉：“毛主席在信中指出：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总路线‘错误严重’，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等等，把社会主义的晴朗天空，吹得乌云翻滚。一团漆黑!”“毛主席对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给予了严正的谴责：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接下去的批判会，变成了表态会。既然人人想过关，当然人人都得表态。批彭反右——这是毛泽东定的“主旋律”，你就跟着“大合唱”吧，滥竽充数也好，随声附和也好，千万当心，别走了神，别跑了调，别错了节拍。

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和几位元帅，也都先后到会，作了表态性发言。

刘少奇在讲话中形象地比喻说：“飞机从北京飞回南京，它的航线总不会是笔直的，总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变，总是要飞到南京去的。大运动嘛，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是动机好，效果对，就不应该把它搞得那么严重；只要大方向对头，就不要过多强调它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我们忽视了这条。这个教训是要总结的，今后工作才会做好。”

这段话。当然是巧妙的折中主义：既肯定了“三面红旗”“方向对头”，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怀。这段话到“文革”时期成了指控刘少奇“反党”的一条罪状。

但刘少奇在讲了上面这段话之后，对彭德怀的批判也是很苛刻的，所依据的“事实”也是与毛泽东一致的。这就是：第一，彭德怀曾参加过高饶反党联盟；第二，彭德怀组织了“军事俱乐部”；第三，彭德怀“里通外国”；第四，彭德怀在庐山“急于发难”。

彭德怀听了，气愤地将铅笔一摔，闭上眼睛。

周恩来的讲话很沉重。他除了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表现是欠妥的，不慎重之外，主要讲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日的错误”。但周恩来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很快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笑了笑说：“他历来如此，和稀泥。”

迫于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总司令朱德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这个检讨被印发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

陈云是唯一没有在会上表态的人。他从庐山会议到军委扩大会议，一直缄口沉默。他以无声表达着自己意念。

9月9日，彭德怀得知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工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立即与彭德怀通了电话，说是要把他的信转发全党，并作批示：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31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

9月13日，会议的最后一天。

约八点钟，当与会者来到会场的时候，只见毛泽东早已坐在主席台上了。会场静得出奇，人们马上找到自己的座位坐好，屏息静气地等待巨人的声音。

毛泽东站起来向大家挥挥手，然后坐下来说：“你们来得早，我来得更早，我还没有吃早饭，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就在这儿吃点东西。”会场响起一片掌声。“这就证明你们不反对。”毛泽东轻松地笑笑，点点头。很快，一位服务员端上来半碗稀粥、三块馒头干和一小碟炒辣椒。

毛泽东拿起馒头干，夹上辣椒，一边吃，一边讲：“我这个人专爱吃辣子，可有的人不喜欢吃。人各有志，不必强求嘛。我劝你们几位(指彭、黄、张、周)应该学会吃‘辣子’了，不然怎么知道‘辣椒’是辣的呢?”“噢!闻天同志，我可没有想到你也参加‘军事俱乐部’了。这下可好，你们搞的是文武合璧嘛!文是张闻天、周小舟，武是彭德怀、黄克诚嘛!听说你们还想把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几位同志也拉过去，这可不行。你们别想着搞阴谋，把我的秀才拿走……”

最后，毛泽东挥舞着手势号召，要彻底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本单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将这场斗争进行一到底!

会场的空气变得沉重起来，将军们都绷紧了渴望能放松一下的神经。

彭德怀木然地坐在主席台上，耳边回旋着这极为熟悉而又陌生的咄咄逼人的声音。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起，使他的视听神经在瞬间的惊惧中断裂了好久：此间台上发生的一切，他毫无察觉——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

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精神传达到全军，迅速掀起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号召全军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主义而斗争。

戎装褪去，黯别永福

彭德怀就要告别他居住了七年的中南海。

永福堂这座房子，彭德怀刚搬来时，由于长年日晒雨淋，没有及时维修，门窗和廊柱的油漆早已剥落，花花点点，不像样子。尤其是办公室天棚的一角也漏雨，每逢下雨总要湿上一大片。管理部门几次提出要对房屋进行一次翻修和粉刷，但都被彭德怀拒绝了。他叮嘱工作人员：“你们要把心计用在国家这个大‘家 ’上，眼睛不要老盯着我这个小‘家’，要把钱节约下来，先用于国家经济建设。”

彭德怀在屋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突然，他对着院里正在浇花的景希珍大声喊道：“景参谋，你来一下。”景参谋急忙跑过来问：“彭总，您叫我有事?”

彭德怀说：“我给主席写信了，请求去当农民，边学习边劳动。”“主席的批示对我很关心，我们毕竟在一块三十多年了，他还是不会忘记我的。不过我想，虽然主席和其他同志并没有让我搬出中南海的意思，可我也不能不考虑，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读书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住在这儿给主席、总理他们添麻烦。你去和管理科说一下，我也给尚昆同志写封信，让他们给我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也好安下心来读书啊!”景希珍偷偷地抹着泪，立即去了管理科。他为这位老人博大而坦荡的胸怀感叹不已!什么高官厚禄，什么荣华富贵，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过眼烟云而已!只有高洁的品德，只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才是永恒的。而这些是有的人永远做不到的。

彭德怀又提笔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搬出中南海，工作人员从简，专车换掉，一切待遇该怎么降就怎么降，决无怨言……3 天后，管理科通知，房子已找好，位于北海。院子十分宽敞，院中有座楼房，靠近北海，风景宜人。彭德怀先是点点头，继而摇摇头，对管理科的同志说：“谢谢你们，给我找了这么好的地方。可是我今后的任务是学习，不能老观赏风光嘛!况且我学习是在中央党校，距离太远了，车接车送多不方便。我看，还是拜托你们就在西苑附近随便什么地方找处房子就行了!”两天过后，管理科通知说：在西苑的房子找好了，它位于中央党校东面，叫吴家花园。彭德怀得知这一消息，连看也不去看了，马上向景希珍吩咐：“这个地方好!既远离闹市，又离党校那么近。好!”

景希珍去到管理科办理搬家手续，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来到永福堂。他告诉彭德怀：尚昆同志收到了他的信，马上找小平同志请示，小平同志随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中央办公厅的决定：彭德怀同志的政治待遇不变，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办公室撤销，可保留秘书一人，组织关系安排在中央党校。生活待遇也不变，仍然配备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参谋、司机、医生、护士、公务员、管理员等9人。彭德怀听后，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说；“谢谢了，感谢毛主席和办公厅对我的照顾!”接着又说：“我没病，要什么医生、护士的，到时候有个地方看病不就行了?现在我是闲人了，要公务员，管理员做啥子? 算了吧，我坐的‘吉斯’也要坚决换掉，现在没有必要坐那么高级的车!上大街坐公共汽车不也很好吗?”最后他一再申明中央接受他的请求。

谈话的同志只好如实地将他的请求向办公厅作了汇报。办公厅也只好尊重他的请求：人员从简，将斯大林赠送他的那辆灰色“吉姆”车又重新配给了他。

景希珍把彭德怀的元帅服从衣柜里取出来，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啊，元帅!这是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毕生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最辉煌的宝塔之巅啊!可它却捡不来要不来争不来换不来。它无与伦比的价值在于它是文韬武略、大智大勇、大仁大义的结晶，而与无德无才的平庸之流，鼠肚鸡肠的宵小之辈根本绝缘。

“景参谋，怎么愣在那儿?快收拾嘛!”彭德怀哪里晓得他的部下在为“元帅”感慨不已啊!景希珍把他的元帅服、常眼以及所有的布、呢军装，佩戴的军衔、勋章和所有与军队有关的东西全部整理好，摆了几桌面。“怎么，要搞展览哪?”彭德怀扭头一看，嚷道。“这些东西开个博物馆绰绰有余!”景希珍一本正经地说。“你想得多美哟!”彭德怀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但马上消失了。“唉!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了，统统上交!”

尽管景希珍要多不忍心有多不忍心，要多不情愿有多不情愿，但也只好在彭德怀的监督和强迫下，把东西一件一件装入箱子。

当景希珍把那支彭德怀十分心爱的猎枪取出来时，彭德怀接过来，思忖了好大一会，说：“早就答应给胡子(指贺龙)，怕现在给他也不合适了，哎，上交吧!”他连看也不看，把枪递给了景希珍。“现在不合适，等以后再给嘛。”景希珍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彭德怀。“不，用不着了，上交!”他坚决地挥挥手。景希珍无奈，将枪装入箱内。

当景希珍把装满一车的物品送交管理科后又返回来，只见彭德怀正在翻腾他们偷偷给他留下的几箱东西。他把几件好衣服拽了出来，把一些作为布置新居的装饰品也都翻了出来，仅留下他认为最需要最宝贵的一大堆书籍。

彭德怀就要离开中南海了，他环视着眼前这熟悉的一切，仿佛一下子返回了那和谐充满神韵和情趣的时代……

彭德怀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吃苦耐劳，举世公认。庐山会议时，多年金戈铁马的战友洒泪相向，深沉同情的劝说发自肺腑。彭德怀从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虽违心地作了检讨，但他心里对在庐山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所采取一套斗争方法，却极端反感，几乎无法忍受。

1959年9月29日，彭德怀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告别了居住了七年多的永福堂。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这对于像他这样有着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来说，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打击。罢官之后，彭德怀曾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准备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作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也就在这一年，彭德怀举家落户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传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在北征辽国时。曾在这里解甲休息过。所以这个地方从此得名“挂甲屯”。不知是历史的无情嘲讽，还是天意的巧妙安排，这位在漫长而艰难的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出生人死、屡建奇功、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也在此“挂甲”了。至于吴家花园，虽名日“花园”，却早已荒芜凋落，杂草丛生了。面对此情此景，抚今亿昔，无不给彭德怀一种沧桑兴废之感。然而，也许由于心里另有打算，彭德怀并没有过分沉溺于这种今非昔比的悲伤之中。在此落户后，他高兴地对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魁英、司机赵风池及警卫班战士说：“锄头一响，不愁吃穿!”这位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元帅，仿佛又回到了他的故乡，找到了他生命的根基。从此，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了田园上，彭德怀买了锄头、镰刀、大锹等劳动用具，带领身边人员开地种树、种菜、养鱼。为了便于计算亩产量，他还专门种了一分地的小麦试验田。他要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通过自己的劳动，重新证实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提出的看法，验证各地的“卫星产量”究竟是否准确。

彭德怀把一切心思都集中在这一分地的试验田上，他经常卷起裤脚和年轻人一起去池塘挖淤泥积肥，他还买了粪桶，让警卫班的战士聚尿积肥。由于精心管理，试验田里的庄稼长得密密蓬蓬。麦子快要成熟时，他成天拿着竹竿在地边守护，收割时也特别细心，颗粒归“筐”。“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过秤，整整 90斤。彭德怀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按照这样的收成，一亩地可产八九百斤，算我们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两千斤，我看是顶到天了。”彭德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践调查结果又一次证实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所提意见的正确。可事实是无情的，他用心良苦，却无法改变庐山会议的既有结论以及由此给他所带来的厄运。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一直陪伴他度过了整整六个春秋。

分“梨”风波

1962年，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別平反，这给彭德怀夫妇带来了“一线希望”。然而，希望很快便成为泡影，“给谁平反，也不能给彭德怀平反!”这是压倒一切的调子。“彭德怀组织反党集团反毛主席、彭德怀里通外国”——这两点谁也翻不了。患难中的夫妻也在巨大的压力下决定“分手”了。

彭德怀说，他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取此下策”的。浦安修说，她爱彭德怀，但她更热爱党。在党和彭德怀之间，她选择了党，因此决心离婚，这不是划清界限，而是进行比较选择。

分手的这一天，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个很大的梨，亲手把皮削得干干净净，切成匀称的两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到浦安修跟前。浦安修泪如雨下。彭德怀首先“发表声明”：第一，我根本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根本没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更没有里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因此我内心根本不愿和安修分手；第二，我不吃梨。我这样并不是临时变卦不同意离婚了。而是照旧坚决要分手的；第三，安修要是坚信我彭德怀是个无辜受害者，我之愚见是也不要吃分给你的那半梨。如果你有丁点怀疑我彭德怀是个“反字号人物”，就痛痛快快吃掉属于你的那半梨，从此我们一刀两断；第四，“天”在上，今有杨老作证，这是我们夫妻一场大不幸中之万幸。

浦安修抓起一半梨来……杨老急了“安修，不要吃梨!不要离婚，到你受到更深株连的时候，离婚不离婚都一个样；德怀老弟，请听愚兄一句话吧，一起生活下去。坚持到底，等待历史揭开真相!”浦安修看看杨老，又瞧瞧德怀，然后盯住抓在手中的那半个梨，很快。她吃光了。浦安修哭着说：“你们的话都在撕绞我的心肺，我的脑壳都要炸裂了，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了……”彭德怀和杨老愕然!

浦安修如此“快速”吃梨，使刚强的彭德怀也落下泪来。他站起身喊道：“送客!”“且慢!”杨老站起来，“彭老弟，请你也吃梨，你们都吃梨而不离，这将传为历史佳话”。

“我坚决不吃!”彭德怀大叫。浦安修失声痛哭。“你不要搞绝对化厂“在这一点上我就是要搞绝对化，我绝对不吃厂彭德怀说完，抓起剩下的那一半梨，使劲扔进了字纸篓，又一次发出送客的命令。

1965年，彭德怀被安排去三线工作，浦安修似乎看到了自己和彭德怀破镜重圓”的亮光。在杨老的安排下，她和彭德怀在红霞公寓匆匆见了一面。解释“狠心吃梨”的心里话涌到嘴边，却被彭德怀挡了回去。“当年你就是不吃分手梨，我现在也坚决不同意你去三线!就如同我当年坚决不吃分手梨一样厂事实证明，彭德怀的看法是对的——去三线只是表面的光亮，很快会破灭的!”

1967年盛夏，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浦安修陪斗，造反派对他们大打出手，心狠手辣。彭德怀大喊大叫，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保护浦安修。“请你们不要打她。她和我没有关系!她已经吃过离婚梨了!和我划清界限了!请你们高抬贵手，只打我一个人吧!打手们不管彭德怀如何喊叫，还是照样打，甚至打得更狠。“我没有吃梨，你们打我吧!”彭德怀仍然不停地喊。打手们不解其意。拳脚都集中到彭德怀身上……

1974年冬，彭德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被特批最后见浦安修一面。遗憾的是，浦安修放弃了向彭德怀陈述自己吃梨本意的最后一次机会。

毛泽东再变初衷

1965年9月的一天，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约见了彭德怀，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成都抓西南大三线建设。彭德怀向彭真讲了好多心里话，表示不愿干这个差使，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回到家后，彭德怀一连几天一直闷闷不乐。他内心深处非常矛盾，彭德怀拒绝毛泽东的好意应该说是出于真心从全局和个人的能力、处境考虑的，并非一时情绪冲动、感情用事。这从他受到主席招见后无法按捺的喜悦中可以得到证明。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又收到彭德怀的信，9月23日一早，便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请他务必前来面谈。彭德怀无奈，只得驱车前往中南海颐年堂与毛泽东见面。

一到中南海，想不到毛泽东已在颐年堂外等候了。彭德怀惊喜交集，疾步上前，与毛泽东紧紧握手。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这个人啊，平时总不来。写信是不写则已，一写几万言。”一席话，使他们之间隐匿着的那种紧张气氛一下子悄然消失了。两人都开怀大笑起来，手拉手走进了颐年堂。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一直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三点多钟，毛泽东承认彭德怀的“万言书”增加了他们之间的误会；彭德怀则坚持自己的基本看法。其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对认识彭德怀的问题非常重要。在谈到三线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你去西南是最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多为后代着想。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在彭德怀提出“我已经臭了”拒绝去三线工作时，毛泽东说：“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我没有忘记你。日久见人心，我们再一起往前走吧!派你去西南，这是党的决定，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你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对你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又有经验，三线建设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让你去西南三线任副指挥，对你没有什么保密的，你想看什么地方就去看什么地方。”

在最后劝彭德怀去三线时，毛泽东说：“你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会谈后不久，毛泽东又对刘少奇交代：“要开个会，出个安民告示，让彭德怀同志与有关方面同志见一见，给他创造个好的工作环境。”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了什么，再次郑重说：“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也许只是出于保护彭德怀，为他提供一次重新工作的机会，以便“恢复名誉”，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受到的错误攻击作了一次口头上的平反昭雪，表明他已有了为彭德怀昭雪的初步打算。然而，毛泽东的这一良苦用心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尽管他把彭德怀送到远离政治漩涡的西南三线，却并没有改变彭德怀不幸的命运。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升级，彭德怀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攻击和批判。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含沙射影地攻击彭德怀。攻击他为“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了西南后仍死不改悔”。更可悲的是，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又改变了初衷，对彭德怀发表了看法。而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的盅惑下，在 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高岗、饶濑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 “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使他的这些话无疑起了宣战书的作用，再一次将彭德怀从刚升起的曙光之中推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里。

遭“红卫兵”绑架

毛泽东关键时刻的几次讲话，无疑给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彭德怀开了“绿灯”。“文革”开始后，林彪四处煽风点火，甚至在彭德怀的姓名上大做文章，他说：“你们知道彭德怀的原名叫什么吗?叫彭德华。他小时就有野心，想得中华。”江青也有意激将，对他的爪牙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为什么连个彭德怀也抓不来?”在两人的煽动下，戚本禹赤膊上阵了。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他找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当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经过密谋策划，一个绑架彭德怀的阴谋活动产生了。

成都的冬天，难得见到阳光，不是乌云密布就是细雨濛濛，异常湿冷。彭德怀患有肠胃炎，加之西南建委工作瘫痪，无法工作，只好在住地永兴巷7 号家中看书、休息，但心里却一直不能平静。12月21日，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又一次来到彭德怀家中，名目提问，实际上是对他的住宅进行观察，以便采取行动。

12月22日凌晨3时，天空没有星星，夜幕笼罩着大地，寒风刺入肌骨。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几辆拉粪的车子从门口经过。值勤人员只注意门外，未发觉一伙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已翻墙而人。执勤人员问：“深更半夜你们来干什么?”回答说：“我们找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战士批评道：“翻墙不对嘛。”话未说完，便有人说：“什么不对!这是革命行动，与你无关!”战士无奈，只好又去站岗。

因为疲倦，綦秘书那晚睡得很熟。院内的“红卫兵”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后，便激烈地猛砸綦秘书的门。綦秘书被惊醒了，立即意识到事态不好。他打开门，镇静地问道：“你们有什么事?天未亮就来敲门，你们不休息，我们一家还要睡觉呢!”“红卫兵”才不管这些，大喊着要让綦秘书带他们去见彭德怀。双方争执起来，吵得一塌糊涂。吵闹声终于将彭德怀惊醒了。他不慌不忙地打开电灯，还喃喃自语道：“天还没亮吵什么呀?”随手便打开了房门。“红卫兵”中有人发现了彭德怀，踢开围墙小院的木门，冲了进去，一把抓住彭德怀。一个“红卫兵”吼道：“彭德怀!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不会伤害你，有问题要和你谈。”彭德怀从容镇静地说道：“走就走吧，让我穿件衣服。”身边的工作人员拦也拦不住，“红卫兵”连推带拉地把彭德怀抓走了。他们把彭德怀揪到了四川省地质局院内。戚本禹在北京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江青报功：“彭德怀现在已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押送北京。北京的学生已作了斗争的准备。”

几乎在戚本禹向江青报功的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得到了消息。他立即向成都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并直接向绑架者做了如下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1966年12月27日，火车驶进北京站。当时，举着各式各样“战斗团”旗帜的红卫兵各不相让，大吵大嚷：“我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奉了林副主席指令来的!”经过一场激烈的争闹、争抢、谈判，终因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王大宾一伙人多势众，由他们把彭德怀甲回北京地质学院。又经过好一番交涉，才把彭德怀交给了北京卫戍区。这时，周恩来总理再次作出指示：对彭德怀“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而林彪、江青一伙在1966年 12月28日却已作出了逮捕彭德怀的决定，致使彭德怀一进卫戍区便开始了囚徒一般的监禁生活。1967年元旦，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次不是“万言书”，而是一封短言，也是他一生中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抓获，于27日押解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 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被逼交待三个问题

彭德怀被“红卫兵”押解到京后，作为一颗“很大的定时炸弹”先被安排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部队驻地，由警卫战士轮番看守。以后又被秘密转移到了另一个驻地。

为了将彭德怀作为攻击刘少奇的一发炮弹发出去，林彪、江青一伙人对彭德怀的迫害变本加厉了。在陈设简陋的房间内，经常有人杀气腾腾地逼他交待有关问题，逼迫他写所谓的“交代材料”。1976年初夏的一天，王大宾等人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对彭德怀进行了审讯。他们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硬要把“里通外国、反党卖国”的罪名强加在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发怒了，训斥审问他的人。审问的人把彭德怀从座位上拉起来，推到墙角，拳打脚踢，并勒令彭德怀限期交代有关问题。彭德怀在“文革”中被逼迫交待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发动“百团大战”的野心和动机；二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怎么死的；三是和侄女彭梅魁的来往关系。前两个问题，许多人知道是江青一伙的欲加之罪。第三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彭德怀被押到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过着囚犯的生活，除了可以看报纸外，几乎和外界隔离起来了，身边连一个亲属也没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得以和在北京工作的侄女彭梅魁见了一面。可是时间不长，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便多次让彭德怀交待：“你被捕到北京后，同彭梅魁有些什么勾当?”这种提问使彭德怀意识到，他如今简直成了“瘟神”，挨上谁就会给谁带来灾难，还是少牵累一些人吧。于是，在以后和侄女的来往上，他都非常谨慎。彭梅魁后来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她给伯伯送去一个牛皮纸的包裹，上面签着张春一(彭梅魁的爱人)的名字。后来彭德怀退东西时，她又见到了这张牛皮纸，不过“张春一”三个字都被彭总勾掉了。后来给彭总送去的《马恩文选》上也有“张春一”三个字，彭总又一次把这三个字划掉了。还有一次，她接到“专案组”的电话，让她去卫戍区一趟。从卫戍区她收到了一封信、800元钱和一个布包裹。彭梅魁看着伯伯写给自己类似绝交的书信，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此后，彭德怀和侄女再也没有来往过，直到彭德怀逝世后的第二天，彭梅魁才得以见到伯父的遗体。

将星陨落魂归“八宝山”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升级，戚本禹、关锋在江青、康生之流的指示下，加紧了对彭德怀的迫害。

1967年4月以后，彭德怀被进行所谓专案审查。1967年7月，在北航的一次小型批斗会上，彭德怀竟被打伤，致使肋骨骨折，卧床多日，生活非常困难。不久，经过周密的组织安排，在大造了声势的前提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共同在北京航空学院操场上主持了约10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遭受着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一切酷刑。会后，又叫他从由人群筑成的狭巷中低头走过，经受当时人们所能想出来并付诸行动的各种折磨，接受拳头、脚、唾沫的羞辱，以致当他走到人巷的一半时，便瘫倒在地。69岁的彭德怀游斗回来后成了这个样子：两个人从车上把他架到屋里，进屋一直在床上躺着，到晚上21时左右，起来喝一碗稀饭，走动时东倒西歪。22时，自言自语地说：“这么还了得啊，今天打得太重了，手扭得太重太痛，手和胳膊都拧坏了，现在不能动。”7月27日至30日，彭德怀经常在凳子上扒着箱子静坐，一坐就很长时间，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我睡下那腰疼得很，坐着好一点”。

除忍受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外，这时的彭德怀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各地报纸纷纷刊登批判彭德怀的文章，而且逐步升级、调子越叫越响，罪名也越批越重。在舆论的形势下，彭德怀被很多单位相继轮番批斗，他的身心倍受折磨，已到残烛年岁的彭德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即便境况如此凄惨，林彪之流也未放慢迫害彭德怀的步伐。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审批并同意了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算是将彭德怀定了铁案。

1973年春，经过十余年的磨难，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病重的彭德怀被转到解放军三○一医院。在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

1974年夏天，彭德怀又患上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半年之后，又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即使如此，彭德怀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甚至连止疼针也不给打。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在人间搏斗了76个春秋的彭德怀溘然长逝。在中国的上空，一颗将星就此陨落。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经过了10年漫漫长夜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真正的春天。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拔乱反正，为彭德怀等一批受迫害的老同志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