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全大局,忍痛检讨
彭德怀的性格有强烈的倔强和执拗的一面,但并没有发展到顽固不化的地步,相反,他虽然对不同意见有抵触,对莫须有的攻击爱骂娘,但当个人名义和全局利益、国家命运相矛盾的时候,他作出了牺牲和让步,即使内心非常痛苦。
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对各种各样的批评,采取据理力争的态度,有时也非常强硬,但当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劝他“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精神”之后,彭德怀的心理便开始活动起来。他在后来的笔记中写到了自己当时沉重的心情:“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我给主席的信,不仅没有停止‘左’倾,反而加深了‘左’倾危险,起了反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痛苦归痛苦,但自这之后,彭德怀的态度已开始有了转变:开始时说“40天会,既感激,又不感激”,后来则认为“一个月来会上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开始时以他写信主要是“供主席自己作参考的”来拒绝会上对他信的批判,后来则承认:“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我的错误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开始时对“军事俱乐部”的说法大发雷霆,后来则逐一交代了他和“俱乐部”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
应该说,彭德怀的这些转变是违心的,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但对他这样一个极其倔强和执拗的人来说,能从全局利益和党的利益出发、违心而又痛苦地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也更加体现出他的光明磊落和伟大胸怀。
庐山会议期间,虽然彭德怀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作了申辩,对自己信中的一些提法作了检查。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申辨与检查是苍白无力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问题基本上已作出了定性结论。
“一封朝奏九重天”。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出于诚意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竟会给他带来“右倾机会主义”头目、搞“军事俱乐部”、搞“独立王国”的罪名。然而,他更没想到的是,在他有限的政治生活涯中,这,仅仅只是开始,等待他的,还有更多更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