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从严复、胡适到林毓生、张灏（二）

三、殷海光的“切肤之痛”与晚年反省

殷海光(1919-1969)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政论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中国自由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殷海光以西方专技哲学为一生的学术职守,在情感上禀受中国传统特质,知识结构上汲取现代西方文化营养,一生倡导自由、民主、科学,所言所行充分体现着一位自由主义者的风骨。

对于时代巨变造成的近代中国危机深重、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殷海光内心有“切肤之痛”,于是深深扎根于时代困局之中,进行殚精竭虑的艰苦思索。殷海光积极提倡和引介西方式自由民主,面对中国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双重困境,致力于自由主义文本和理论的充实,注目中国现实的社会改革和自由民主进程。同时,殷海光以逻辑经验论为主要方法,将现实社会的弊端与传统文化直接挂钩,以传统文化为近代中国失败落后的根源和自由民主的障碍,因此对传统充满“厌恶之情”,更从社会和致知层面进行激烈的批判。正因如此,殷海光早期自封为“a post May-fourthian(五四后期人物)”,成为20世纪50年代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先锋。而殷海光反传统的原因,“究其根由,主要是因为情感上,对中国传统某些点面的深切厌恶,而理知上,不能从中国传统一元论的有机思想模式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缘故。因此,对中国传统中某些点面的厌恶,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整体的否定”。对传统文化理知上的隔阂以及强烈的道德热情与逻辑理性之间的矛盾,使早期的殷海光难以真正深入地理解传统和谨慎地对待传统。

60年代以后,善于反思和自我否定的特质使殷海光进一步结合个人际遇,对自由理念、民主进程、社会弊病进行深刻反省,逐渐使内在的“道德力与理智力、价值与知识由紧张而达到融合”。加上西方社会科学新知和方法论以及当代新儒家的影响,殷海光由单纯提倡自由民主与反传统,转而关注自由主义与传统如何沟通的问题,对中西文化进行双向反思,从而在传统文化观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尤为可贵的是,殷海光在晚年以今是昨非的精神对传统进行自觉的反思和重估,并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及《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中有丰富的表述。与早期的激烈反传统不同,他指出现代人“不知传统为何”“根本是传统的弃儿”,肯定儒家的道德理想和若干德目,称赞“孔仁孟义”,强调价值理想,主张道德重建,甚至自认从“反传统主义者”转变为传统的“批评者,更新者,再造者”。

殷海光对自由民主和逻辑知识的追求,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与重建,展现出不遗余力反传统的自由主义斗士对传统的自觉反思,彰显出中国自由主义从对传统的对立、冲突到交流与沟通的思想走向。

四、林毓生、张灏的“创造性转化”与双向批判

林毓生(1934-)和张灏(1937-)可谓中国自由主义第四代代表,他们师从殷海光,接受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精神熏陶,并沿着殷海光所昭示的方向,继续致力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充实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在二者之间进行沟通。由于时代环境的相对平稳、西方原典与最新成果的接触和对现代社会弊病的反思,二人能够克服道德力与理智力之间的矛盾,“把坚持自由主义精神与不加分析地反传统分别开来,注重本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创造转化”,继承并超越前人。

林毓生受殷海光影响,后在英国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门下深造,数十年锲而不舍于理解西方自由主义内涵、制度演变和中国的历史现实,探索传统与西方自由民主可以“接榫”之处,揭示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现代课题,不是对传统的全面否定,而是对传统进行创造的转化”,即“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如孔孟之“仁”与康德道德自主性观念可以在理论上交融。林毓生肯定传统与现代化的接续关系,摆脱“五四”反传统的限制,突破道德热情与科学方法之间的矛盾以及对传统非理性的认知态度,使五四以来追求的自由、民主价值逐渐在中国土壤上生根。

张灏早期接受殷海光的自由主义和反传统思想,后受到帕深思(Talcott Parsons)与韦伯(Max Weber)的比较文化思想和海外新儒家影响,对人性问题、超越体验加以关注,并对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自觉反思。张灏自陈从早期对传统、自由、民主保有朦胧理解和自信的“五四型”,“渐渐地走出五四反传统主义的思想框子”,同时“也开始正视中国传统,深深地体会到认识一个古老传统所需要的耐心与同情的了解”。张灏指出传统是一个多层多面的复杂建构,主张在现代化与传统之间进行双向批判,而传统中个人内在的道德自主感和超越意识、企求至善和永恒的精神价值等“毫无疑问地与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有衔接的可能性”,儒家具有普遍永恒意义的终极价值和宗教性则可作为批判现代化的基础,反思现代社会弊病。

林毓生与张灏以现代知识系统对传统进行更为客观、有效的理论解析,深入寻找传统与自由主义可以接榫之处,推进并加深了二者沟通的内在性。

结 语

总之,中国自由主义为挽救近代民族危亡而产生,在现实关怀、道德热情与逻辑理性的矛盾与张力中,严复、胡适、殷海光以及林毓生、张灏等自由主义者以批判传统扫清救国建国的障碍,以自由、民主为启智救世的关键,苦心求索,号呼于世。但纵观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整体发展,可见两向脱离:一方面脱离中国的现实,未能真正把握中国的现实政治主体;另一方面脱离了传统文化精神,自绝于传统。因此,中国自由主义难以找到可以植根的现实力量和精神土壤,面临着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其所极力倡导的西方式自由民主也只能沦为一种高调的口号,无法落实于现实社会与人生。然而,如前所述,中国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脱离,历经严复、胡适、殷海光以及林毓生、张灏等人近一个世纪的反思与探索,逐渐在相激相荡中走向认同和沟通,由感性认知到自觉反省,再到“创造性转化”和双向批判,已开辟出一条理性沟通的新路。中国自由主义微观个体与宏观整体所展现出的传统文化观的转变轨迹深刻表明,只有理性对待和深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找到真正可与自由民主接榫的根芽,才能使现代自由民主观念和价值真正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之中,使中国真正走向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而寻找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可以真正接榫之处,并对二者进行内在的沟通,则成为走向未来的中国自由主义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