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从严复、胡适到林毓生、张灏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论坛》杂志

近代以降,中国遭受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接连挫败,政治、经济、军事受到全方位的巨大冲击与挑战,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人奋而救亡图存,但屡遭失败,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几近丧失殆尽。灾难的现实迫使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从器物、制度层面深入到更根本的文化层面进行反思,“中国文化向何处去”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基于不同的回应方式与解决途径,中国思想界形成了共产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思潮。其中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失败落后的根源在于传统的弊端,主张援引西方思想资源以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提倡自由民主与反传统的并存从而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鲜明特征。但自由主义理论资源的缺乏和救亡现实的迫在眉睫使中国自由主义一开始就面临着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双重困境,导致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实践进程举步维艰。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严复、胡适、殷海光和林毓生、张灏等人在推进中国自由民主进程的同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探索和艰苦反思,使中国自由主义呈现出传统文化观的转变轨迹,逐渐从对传统的割裂、对立逐渐走向认同和沟通。

一、严复的救亡求索与文化反思

严复(1854-1921)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创者,生逢近代中国开端之时,痛感中国民族危难的“深耻大辱”和积弱不振之势,以救亡图强为目的,从寻找“病原”之“真”和“救时之道”出发,深刻反思,著述警世,寻求出路。

对比西方,严复以达尔文的单线进化论衡量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传统的文化、体制、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是缺乏自由民主精神的枯木、病体,“不复能有树立之意”,更遑论救亡图强,从而对传统进行整体性的激烈批判。作为“治病”的途径,深谙西学的严复认为西方式自由、民主、科学正可以救时、救亡和富国,因此大讲西学。严复指出,西学的命脉,“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而为公而已。……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西方富强的根源在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故积极撰文译书,力倡西学。1895年,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文章,指出中国要救亡图强,必须大举学习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维新运动失败后,严复认识到“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摒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系统译介《原富》《群学肄言》《群已权界论》《穆勒名学》等西方著作,以使国人“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祛除蒙昧,开启民智,从更深的理论层面推进自由民主进程。

然而,自由民主在制度层面的尝试以辛亥革命的昙花一现而告失败,继而陷入更加黑暗的军阀混战,社会思想也日趋偏激。激变的时代环境和独特的人生际遇使严复不断在现实与理论层面进行双重反思,于生命的晚年日益认识到西方文化并不足以解救中国,而中国保持“国种特性”具有十分的重要性,因此逐渐由积极鼓吹学习西方转而向传统文化寻求答案,指出“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而“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并“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更在遗嘱中指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与早年相比,严复对传统文化所作的深刻反省清晰可见,代表了早期自由主义者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对现实的深刻反省,以及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接引自由民主资源的尝试。诚然,严复的反思是初步的,并几乎淹没于时代激越的洪流中,但与近代以来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密切相关,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

二、胡适的“全盘西化”与“文化重建”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自由主义第二代也是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面对革命变革的交替、新旧问题的交织、东西文化的激荡、自由民主之理念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胡适自觉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解决办法,以救国人之弊和世乱之亟。

与严复一样,胡适在中西比较视野中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致思,以“救国建国”为目的,用杜威的实验主义科学方法“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将中国现实之弊等同于传统文化,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从而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激烈的批判。作为解决办法,胡适主张“只求材料可以运用,不管它来自何方”,力倡言论自由、独立精神自由、个性自由以及科学方法、“拿证据来”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甚至以“全盘西化论者”自居,并勤于考据和“整理国故”。胡适本人也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宗旨践行自由主义诉求,为实现自由民主奔走呼号。

但是,自由民主的现实并未如预想的那样顺利实现,迫使胡适不断进行理论反思。胡适始终将传统文化的更新和中西文化的“折衷调和”作为关注点,但由于道德力与理智力内在矛盾的存在,因此胡适“一方面致力于对中国传统的渐进改革,一方面却对中国传统做整体性的反抗”,即便是“全盘西化”观点也是如此。如其所言:“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因此,胡适的“全盘西化”毋宁是一种针对现实的矫枉过正,后来其本人也以“充分世界化”取代“全盘西化”,以救正其弊。但由于近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实验主义方法的拘限,胡适对传统儒家精义存在着隔膜,因此对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折衷调和”难以深入到实质层面,自由民主的现实进程也步履艰难。

随着现实的推进与反思的深入,加之美国汉学界从传统史学到社会科学方法转变的影响,胡适晚年有意进行文化重建,并在自由民主与传统文化之间进行衔接。1960年,胡适在《中国传统与将来》一文中指出:“不要把中国传统当作一个一世不变的东西看,要把这个传统当作一长串重大的历史变动进化的最高结果看。”,认为中国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传统根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毁灭,“中国的文艺复兴……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于此,与其说胡适是全盘性的激烈反传统主义者,毋宁说他是立足于传统之内为中国传统开辟新境界的“新儒”。

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文化重建,都显示出胡适试图冲破传统与自由主义的矛盾、寻找东西方文化沟通和交流真正结合点的努力,这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