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从严复、胡适到林毓生、张灏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论坛》杂志

近代以降,中国遭受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接连挫败,政治、经济、军事受到全方位的巨大冲击与挑战,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人奋而救亡图存,但屡遭失败,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几近丧失殆尽。灾难的现实迫使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从器物、制度层面深入到更根本的文化层面进行反思,“中国文化向何处去”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基于不同的回应方式与解决途径,中国思想界形成了共产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思潮。其中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失败落后的根源在于传统的弊端,主张援引西方思想资源以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提倡自由民主与反传统的并存从而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鲜明特征。但自由主义理论资源的缺乏和救亡现实的迫在眉睫使中国自由主义一开始就面临着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双重困境,导致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实践进程举步维艰。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严复、胡适、殷海光和林毓生、张灏等人在推进中国自由民主进程的同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探索和艰苦反思,使中国自由主义呈现出传统文化观的转变轨迹,逐渐从对传统的割裂、对立逐渐走向认同和沟通。

一、严复的救亡求索与文化反思

严复(1854-1921)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创者,生逢近代中国开端之时,痛感中国民族危难的“深耻大辱”和积弱不振之势,以救亡图强为目的,从寻找“病原”之“真”和“救时之道”出发,深刻反思,著述警世,寻求出路。

对比西方,严复以达尔文的单线进化论衡量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传统的文化、体制、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是缺乏自由民主精神的枯木、病体,“不复能有树立之意”,更遑论救亡图强,从而对传统进行整体性的激烈批判。作为“治病”的途径,深谙西学的严复认为西方式自由、民主、科学正可以救时、救亡和富国,因此大讲西学。严复指出,西学的命脉,“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而为公而已。……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西方富强的根源在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故积极撰文译书,力倡西学。1895年,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文章,指出中国要救亡图强,必须大举学习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维新运动失败后,严复认识到“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所以摒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系统译介《原富》《群学肄言》《群已权界论》《穆勒名学》等西方著作,以使国人“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祛除蒙昧,开启民智,从更深的理论层面推进自由民主进程。

然而,自由民主在制度层面的尝试以辛亥革命的昙花一现而告失败,继而陷入更加黑暗的军阀混战,社会思想也日趋偏激。激变的时代环境和独特的人生际遇使严复不断在现实与理论层面进行双重反思,于生命的晚年日益认识到西方文化并不足以解救中国,而中国保持“国种特性”具有十分的重要性,因此逐渐由积极鼓吹学习西方转而向传统文化寻求答案,指出“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而“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并“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更在遗嘱中指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与早年相比,严复对传统文化所作的深刻反省清晰可见,代表了早期自由主义者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对现实的深刻反省,以及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接引自由民主资源的尝试。诚然,严复的反思是初步的,并几乎淹没于时代激越的洪流中,但与近代以来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密切相关,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

二、胡适的“全盘西化”与“文化重建”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自由主义第二代也是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面对革命变革的交替、新旧问题的交织、东西文化的激荡、自由民主之理念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胡适自觉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解决办法,以救国人之弊和世乱之亟。

与严复一样,胡适在中西比较视野中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致思,以“救国建国”为目的,用杜威的实验主义科学方法“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将中国现实之弊等同于传统文化,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从而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激烈的批判。作为解决办法,胡适主张“只求材料可以运用,不管它来自何方”,力倡言论自由、独立精神自由、个性自由以及科学方法、“拿证据来”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甚至以“全盘西化论者”自居,并勤于考据和“整理国故”。胡适本人也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宗旨践行自由主义诉求,为实现自由民主奔走呼号。

但是,自由民主的现实并未如预想的那样顺利实现,迫使胡适不断进行理论反思。胡适始终将传统文化的更新和中西文化的“折衷调和”作为关注点,但由于道德力与理智力内在矛盾的存在,因此胡适“一方面致力于对中国传统的渐进改革,一方面却对中国传统做整体性的反抗”,即便是“全盘西化”观点也是如此。如其所言:“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因此,胡适的“全盘西化”毋宁是一种针对现实的矫枉过正,后来其本人也以“充分世界化”取代“全盘西化”,以救正其弊。但由于近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实验主义方法的拘限,胡适对传统儒家精义存在着隔膜,因此对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折衷调和”难以深入到实质层面,自由民主的现实进程也步履艰难。

随着现实的推进与反思的深入,加之美国汉学界从传统史学到社会科学方法转变的影响,胡适晚年有意进行文化重建,并在自由民主与传统文化之间进行衔接。1960年,胡适在《中国传统与将来》一文中指出:“不要把中国传统当作一个一世不变的东西看,要把这个传统当作一长串重大的历史变动进化的最高结果看。”,认为中国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传统根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毁灭,“中国的文艺复兴……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于此,与其说胡适是全盘性的激烈反传统主义者,毋宁说他是立足于传统之内为中国传统开辟新境界的“新儒”。

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文化重建,都显示出胡适试图冲破传统与自由主义的矛盾、寻找东西方文化沟通和交流真正结合点的努力,这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意义深远。

三、殷海光的“切肤之痛”与晚年反省

殷海光(1919-1969)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政论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中国自由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殷海光以西方专技哲学为一生的学术职守,在情感上禀受中国传统特质,知识结构上汲取现代西方文化营养,一生倡导自由、民主、科学,所言所行充分体现着一位自由主义者的风骨。

对于时代巨变造成的近代中国危机深重、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殷海光内心有“切肤之痛”,于是深深扎根于时代困局之中,进行殚精竭虑的艰苦思索。殷海光积极提倡和引介西方式自由民主,面对中国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双重困境,致力于自由主义文本和理论的充实,注目中国现实的社会改革和自由民主进程。同时,殷海光以逻辑经验论为主要方法,将现实社会的弊端与传统文化直接挂钩,以传统文化为近代中国失败落后的根源和自由民主的障碍,因此对传统充满“厌恶之情”,更从社会和致知层面进行激烈的批判。正因如此,殷海光早期自封为“a post May-fourthian(五四后期人物)”,成为20世纪50年代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先锋。而殷海光反传统的原因,“究其根由,主要是因为情感上,对中国传统某些点面的深切厌恶,而理知上,不能从中国传统一元论的有机思想模式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缘故。因此,对中国传统中某些点面的厌恶,变成了对中国传统整体的否定”。对传统文化理知上的隔阂以及强烈的道德热情与逻辑理性之间的矛盾,使早期的殷海光难以真正深入地理解传统和谨慎地对待传统。

60年代以后,善于反思和自我否定的特质使殷海光进一步结合个人际遇,对自由理念、民主进程、社会弊病进行深刻反省,逐渐使内在的“道德力与理智力、价值与知识由紧张而达到融合”。加上西方社会科学新知和方法论以及当代新儒家的影响,殷海光由单纯提倡自由民主与反传统,转而关注自由主义与传统如何沟通的问题,对中西文化进行双向反思,从而在传统文化观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尤为可贵的是,殷海光在晚年以今是昨非的精神对传统进行自觉的反思和重估,并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及《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中有丰富的表述。与早期的激烈反传统不同,他指出现代人“不知传统为何”“根本是传统的弃儿”,肯定儒家的道德理想和若干德目,称赞“孔仁孟义”,强调价值理想,主张道德重建,甚至自认从“反传统主义者”转变为传统的“批评者,更新者,再造者”。

殷海光对自由民主和逻辑知识的追求,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与重建,展现出不遗余力反传统的自由主义斗士对传统的自觉反思,彰显出中国自由主义从对传统的对立、冲突到交流与沟通的思想走向。

四、林毓生、张灏的“创造性转化”与双向批判

林毓生(1934-)和张灏(1937-)可谓中国自由主义第四代代表,他们师从殷海光,接受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精神熏陶,并沿着殷海光所昭示的方向,继续致力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充实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在二者之间进行沟通。由于时代环境的相对平稳、西方原典与最新成果的接触和对现代社会弊病的反思,二人能够克服道德力与理智力之间的矛盾,“把坚持自由主义精神与不加分析地反传统分别开来,注重本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创造转化”,继承并超越前人。

林毓生受殷海光影响,后在英国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门下深造,数十年锲而不舍于理解西方自由主义内涵、制度演变和中国的历史现实,探索传统与西方自由民主可以“接榫”之处,揭示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现代课题,不是对传统的全面否定,而是对传统进行创造的转化”,即“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如孔孟之“仁”与康德道德自主性观念可以在理论上交融。林毓生肯定传统与现代化的接续关系,摆脱“五四”反传统的限制,突破道德热情与科学方法之间的矛盾以及对传统非理性的认知态度,使五四以来追求的自由、民主价值逐渐在中国土壤上生根。

张灏早期接受殷海光的自由主义和反传统思想,后受到帕深思(Talcott Parsons)与韦伯(Max Weber)的比较文化思想和海外新儒家影响,对人性问题、超越体验加以关注,并对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自觉反思。张灏自陈从早期对传统、自由、民主保有朦胧理解和自信的“五四型”,“渐渐地走出五四反传统主义的思想框子”,同时“也开始正视中国传统,深深地体会到认识一个古老传统所需要的耐心与同情的了解”。张灏指出传统是一个多层多面的复杂建构,主张在现代化与传统之间进行双向批判,而传统中个人内在的道德自主感和超越意识、企求至善和永恒的精神价值等“毫无疑问地与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有衔接的可能性”,儒家具有普遍永恒意义的终极价值和宗教性则可作为批判现代化的基础,反思现代社会弊病。

林毓生与张灏以现代知识系统对传统进行更为客观、有效的理论解析,深入寻找传统与自由主义可以接榫之处,推进并加深了二者沟通的内在性。

结 语

总之,中国自由主义为挽救近代民族危亡而产生,在现实关怀、道德热情与逻辑理性的矛盾与张力中,严复、胡适、殷海光以及林毓生、张灏等自由主义者以批判传统扫清救国建国的障碍,以自由、民主为启智救世的关键,苦心求索,号呼于世。但纵观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整体发展,可见两向脱离:一方面脱离中国的现实,未能真正把握中国的现实政治主体;另一方面脱离了传统文化精神,自绝于传统。因此,中国自由主义难以找到可以植根的现实力量和精神土壤,面临着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其所极力倡导的西方式自由民主也只能沦为一种高调的口号,无法落实于现实社会与人生。然而,如前所述,中国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脱离,历经严复、胡适、殷海光以及林毓生、张灏等人近一个世纪的反思与探索,逐渐在相激相荡中走向认同和沟通,由感性认知到自觉反省,再到“创造性转化”和双向批判,已开辟出一条理性沟通的新路。中国自由主义微观个体与宏观整体所展现出的传统文化观的转变轨迹深刻表明,只有理性对待和深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找到真正可与自由民主接榫的根芽,才能使现代自由民主观念和价值真正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之中,使中国真正走向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而寻找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可以真正接榫之处,并对二者进行内在的沟通,则成为走向未来的中国自由主义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