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系统,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卑微、高傲与谦逊等相互对立的因素,往往同生共长,相互缠绕盘桓,回旋一生。在张居正魔鬼般的心理中,也有脉脉的温情。他是个知恩图报的性情中人。顾东桥是最早赏识他的伯乐,对于恩人的苦心栽培,张居正铭记在心,尽力图报。隆庆初年张居正进入内阁后,立即给去世的顾东桥追加恤典,并托付南京提督学政关照顾的家属。顾东桥生前最疼爱的儿子是顾峻,由于是庶出,担心日后为家族不容,拜托张居正照顾。张居正对此念念不忘,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张居正亲自帮助顾峻排解家族纠纷,使其顺利得到荫庇。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顾峻应选,张居正又派官船供其遣使。他一再表白自己能有今日,都是顾公所赐,于是尽最大的努力,兑现了顾东桥的生前嘱托。
对于徐阶,张居正几乎以一生的努力给予回报。徐阶罢官后畏惧高拱不放过自己,面嘱张居正“家国之事,一以奉托。”张居正心知肚明,不仅在徐阶儿子犯法时,保全了他的幼子和谋生的财产,又尽力加以抚慰,不惜得罪权势正盛的高拱,曲意呵护。如今见到的《荆州府志》是这样记述的: 张居正得罪高拱,是为了救徐阶。徐阶是他的座师,托他照顾家事,就是担心遭受高拱的报复。高拱出任首辅后,徐阶果然蒙祸,三个儿子被放逐,家产被抄,是张居正暗中保护,才使其免除牢狱之灾。隆庆皇帝死后,张居正趁机除掉了高拱,为徐阶消除了心头之患,这可谓国士之报!张居正岂不与高拱交好?怎奈这两人一是老师,一是朋友,权衡之下也就不能兼顾了。
说张居正与高拱的矛盾是出于维护徐阶,未免把复杂的事态简单化,但可说明张居正并未因为徐阶的失势而倒向高拱。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已经病危在床,适逢徐阶八十寿辰,为作贺寿文,他拒绝家人请人代拟的建议,执意亲自执笔起草。临终前又上疏请求给予徐阶优礼耆老的待遇,他历数徐阶的功绩说:“当嘉靖末年,奸臣当道,时局败坏之际,是徐阶在乱政之后,矫枉以正,矫浊而清。惩治贪官以安民生,制定规章,核算经费,扶植公论,奖励人才。一时朝政修明,官府振肃,海内得以太平无事,这都是徐阶之力。”把改革的头功归于徐阶,表现出他对恩师的情深义重。
至于高拱的失势,是否出于张居正的主谋?有人指斥,有人辩护,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纷纷扬扬,成为历史的疑案。但从各种记载看,他对高拱并非没有同情之心,在高拱遭难时,赠以重礼,处理善后也留有余地。高拱回乡后,郁郁寡欢,有一次派仆人到京师旧居中取些日用器具,张居正得知后,找到来人,详细询问高拱的近况,因得知高拱晚年凄凉而动情落泪,并赠以价值千金的玉带、银两和日用品。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路过河南,探望病重的高拱,两人相视而泣,这年高拱去世,高夫人上疏请求给予恤典,并给张居正呈送千金重礼。恤典,这是朝廷给去世官员以追封、树碑、立坊、建祠的示哀典礼,非是有功之臣,很难得到这种待遇。对于高夫人的礼物,张居正坚持不收,送礼人哭着哀求说:“夫人要我转告先生,相公平生清廉,所爱的就是这些收藏,又无子孙可继承,送给先生,是希望先生见到此物,如见相公。”张居正听后大为感动,收下礼物,很快下了恤典。
虽然高拱在《病榻遗言》中多怪罪张居正,但也只是一面之词,通观张居正与高拱关系的全局,他们既有权力的斗争,也有感情交好的因素。否则,以张居正炙手可热的权势,落井下石,置高拱于死地易如反掌,但张居正不但没有这样做,还给以恤典告慰亡灵,并未计较高拱对他的指责,此种行为的动机可以有各种猜测,是真情?矫情?权术?不能说没有因由,但考察历史人物只能以行为效果为准则,高拱得以善终,不能不说是张居正手下留情的结果。
张居正为人很讲义气,自认“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把知己与名教并列为他人生必须信守的两大准则,只要是知己之交或是他看中的人才,都能优容。此种济人以宽怀的情意,在保护人才中也有所表现。隆庆年间御史詹仰庇因为上疏要求清查宫监的账目,得罪宦官,要遭受廷杖,张居正立即上疏营救,认为经过再三考察,詹仰庇的举动只因钱粮不清,希望通过清查,给国家增加收入,本意良好,并无他意,詹仰庇因此得以免遭酷刑。漕运总督王宗沐因为负责海运十二万石米抵天津,八条船沉没,损失三千石,要受惩处,张居正认为其人很有才干,为之开脱说:“海运初开,小有损失,无害大计,对一个有才能的人,还是要保护,不要深责了。”
道是无情却有情,说是有情却无情。黑白交织,善恶并存,在张居正身上呈现的就是,半是魔鬼,半是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