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系统，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卑微、高傲与谦逊等相互对立的因素，往往同生共长，相互缠绕盘桓，回旋一生。在张居正魔鬼般的心理中，也有脉脉的温情。他是个知恩图报的性情中人。顾东桥是最早赏识他的伯乐，对于恩人的苦心栽培，张居正铭记在心，尽力图报。隆庆初年张居正进入内阁后，立即给去世的顾东桥追加恤典，并托付南京提督学政关照顾的家属。顾东桥生前最疼爱的儿子是顾峻，由于是庶出，担心日后为家族不容，拜托张居正照顾。张居正对此念念不忘，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张居正亲自帮助顾峻排解家族纠纷，使其顺利得到荫庇。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顾峻应选，张居正又派官船供其遣使。他一再表白自己能有今日，都是顾公所赐，于是尽最大的努力，兑现了顾东桥的生前嘱托。
对于徐阶，张居正几乎以一生的努力给予回报。徐阶罢官后畏惧高拱不放过自己，面嘱张居正“家国之事，一以奉托。”张居正心知肚明，不仅在徐阶儿子犯法时，保全了他的幼子和谋生的财产，又尽力加以抚慰，不惜得罪权势正盛的高拱，曲意呵护。如今见到的《荆州府志》是这样记述的： 张居正得罪高拱，是为了救徐阶。徐阶是他的座师，托他照顾家事，就是担心遭受高拱的报复。高拱出任首辅后，徐阶果然蒙祸，三个儿子被放逐，家产被抄，是张居正暗中保护，才使其免除牢狱之灾。隆庆皇帝死后，张居正趁机除掉了高拱，为徐阶消除了心头之患，这可谓国士之报！张居正岂不与高拱交好？怎奈这两人一是老师，一是朋友，权衡之下也就不能兼顾了。
说张居正与高拱的矛盾是出于维护徐阶，未免把复杂的事态简单化，但可说明张居正并未因为徐阶的失势而倒向高拱。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已经病危在床，适逢徐阶八十寿辰，为作贺寿文，他拒绝家人请人代拟的建议，执意亲自执笔起草。临终前又上疏请求给予徐阶优礼耆老的待遇，他历数徐阶的功绩说：“当嘉靖末年，奸臣当道，时局败坏之际，是徐阶在乱政之后，矫枉以正，矫浊而清。惩治贪官以安民生，制定规章，核算经费，扶植公论，奖励人才。一时朝政修明，官府振肃，海内得以太平无事，这都是徐阶之力。”把改革的头功归于徐阶，表现出他对恩师的情深义重。
至于高拱的失势，是否出于张居正的主谋？有人指斥，有人辩护，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纷纷扬扬，成为历史的疑案。但从各种记载看，他对高拱并非没有同情之心，在高拱遭难时，赠以重礼，处理善后也留有余地。高拱回乡后，郁郁寡欢，有一次派仆人到京师旧居中取些日用器具，张居正得知后，找到来人，详细询问高拱的近况，因得知高拱晚年凄凉而动情落泪，并赠以价值千金的玉带、银两和日用品。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路过河南，探望病重的高拱，两人相视而泣，这年高拱去世，高夫人上疏请求给予恤典，并给张居正呈送千金重礼。恤典，这是朝廷给去世官员以追封、树碑、立坊、建祠的示哀典礼，非是有功之臣，很难得到这种待遇。对于高夫人的礼物，张居正坚持不收，送礼人哭着哀求说：“夫人要我转告先生，相公平生清廉，所爱的就是这些收藏，又无子孙可继承，送给先生，是希望先生见到此物，如见相公。”张居正听后大为感动，收下礼物，很快下了恤典。
虽然高拱在《病榻遗言》中多怪罪张居正，但也只是一面之词，通观张居正与高拱关系的全局，他们既有权力的斗争，也有感情交好的因素。否则，以张居正炙手可热的权势，落井下石，置高拱于死地易如反掌，但张居正不但没有这样做，还给以恤典告慰亡灵，并未计较高拱对他的指责，此种行为的动机可以有各种猜测，是真情？矫情？权术？不能说没有因由，但考察历史人物只能以行为效果为准则，高拱得以善终，不能不说是张居正手下留情的结果。
张居正为人很讲义气，自认“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把知己与名教并列为他人生必须信守的两大准则，只要是知己之交或是他看中的人才，都能优容。此种济人以宽怀的情意，在保护人才中也有所表现。隆庆年间御史詹仰庇因为上疏要求清查宫监的账目，得罪宦官，要遭受廷杖，张居正立即上疏营救，认为经过再三考察，詹仰庇的举动只因钱粮不清，希望通过清查，给国家增加收入，本意良好，并无他意，詹仰庇因此得以免遭酷刑。漕运总督王宗沐因为负责海运十二万石米抵天津，八条船沉没，损失三千石，要受惩处，张居正认为其人很有才干，为之开脱说：“海运初开，小有损失，无害大计，对一个有才能的人，还是要保护，不要深责了。”
道是无情却有情，说是有情却无情。黑白交织，善恶并存，在张居正身上呈现的就是，半是魔鬼，半是天使。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刘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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