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性格悲剧:倜傥翰林骨子里的流氓气（三）

拒受贿，好谀扬

在张居正身后最遭非议的是他为官的品性，有说他喜好受贿，也有说他严于律己，多次拒绝受贿，是耶？非耶？莫衷一是。

《明史》中虽有“岁时问居正不绝”的记载，但极为少见，如果不是用以行贿的重礼，一般性的官场应酬或礼尚往来，也并非是出格的事。但张居正的家居生活相当奢华，这既是他的追求，也是当时的社会风尚。

晚明商业繁荣，商品丰富多彩，人们的消费热情日益高涨，在社会上兴起一股去朴从艳，追求奢华的风尚。在晚明笔记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收入担米，就穿绫罗，积蓄没有几两银子，就要戴上珠翠。”有的“积蓄一年之资，制一裳而无余”，有的“从典当铺中觅到廉价的旧衣衫，翻做改新，与豪华公子列座”，一般市民尚且如此，当官的更是争妍斗奇。住所必有雕梁画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水陆珍馐美味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品不惜以金银作为溺器。御史大夫王大参每次出动游猎，随从们吹奏丝簧，服饰诡丽，绵延数里；工部郎徐渔浦每有客人来访，必先让人侦察客人的着装是什么颜色，再挑选自己穿什么，用什么色彩，然后相见，“两人宛然合璧”。吴昌时的家居，在坐榻四周环列梅花一百盆，水仙一百盆，按季节随时更新，读书、办公宛若置身花丛之中。著名文人张岱在他《自为墓志铭》中，说自己“极好繁华，好精舍、好养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吃喝玩乐样样都嗜好，连同性恋的隐私，也毫不隐晦。太守金赤诚其貌不扬，家无担储，每外出，遍身绫罗，香气扑鼻，穷极奢靡，“而作吏颇清白，第负乡人债数千，不能偿耳。”讲究奢华到了负债的地步，其人还是清官，这在古代是难以理解的事，在晚明却不足为奇。负债消费是近代的消费方式，在晚明却超前出现，这是商业领先繁荣而造就的城市生活方式。

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素爱整洁、喜好修饰，早晚都要抹香脂，衣服华丽耀目，每日必换一套，所到之处香气缭绕。他癖好收藏古玩，当时赝品甚多，却没有人敢欺骗他，所以其收藏的多是精品，但尚未发现他以权掠夺的记录。

然而上有所好，下必争相趋奉。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为父送葬，地方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顶轿子，前有起居室，后有卧室，两边有回廊，各有一个书童为之焚香挥扇，用三十二名轿夫扛抬，沿途府、州、县官全部出动跪接迎送，浩浩荡荡，其排场之豪华，规模之盛大，创下官员乘轿之最。沿途吃饭，每次招待的菜肴多至上百品，由此可见生活之豪华，非同一般。在骄奢的生活中，难以设想他多次上疏要求宫廷节省开支，带头不戴貂皮帽，可这都是事实。在理性上他治国理财的严明，在生活中他的奢华和排场，是他性格多侧面的表现。

爱好奢华的不一定是贪官，贪官的生活也不一定都豪华，人就是这样复杂的构成。早在张居正被抄家时，就发现他的财产远不及宦官冯保，只相当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原本想在抄家中获得意外之财的神宗，也未免大失所望，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事过近三百八十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掀开了张居正的棺木，意外地发现，这位权倾一时的宰相，竟然很少陪葬。据《张居正》小说的作者熊召政到实地采访后记述：“墓很坚固，用锹铲之类的工具无法挖开，便有人开来推土机，终将墓室摧毁。掩封了近三百八十年的棺材显露出来。红卫兵们一拥而上，掀开棺盖，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这结果让红卫兵们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玉带是官位的象征，砚台以示文墨，此两件随葬品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墓主的追求和品味。在厚葬盛行的风气中，仅此两件陪葬又似乎有些寒酸，这固然与张居正的薄葬观念有关，也是对财富有所检点的表现。

明代官员的俸禄不高，以一个县官（七品官）来说，月薪按米价折算，相当于人民币二千五百元，可是其他无形收入并不低。除俸禄外，配备有宅隶、马夫等勤杂人员，这些人员的住房、衣食、出行、笔墨，所需的花费都由朝廷支付或补贴，新上任的官员搬家还有装修费等。高级官员经常有来自朝廷的赏赐，包括大量的土地、奴仆和布帛银两，并享有种种特权。张居正在居丧期间，按规定是不领俸禄的，可每月还有大米十石，茶叶三十斤，香油二百斤的供应，折合人民币也有一二万元。所以官员的收入不能只看俸禄，那些合法拥有的特权，折算起来可能远远高于工资，工资低的也能获得高享受，作为一国的宰相，有丰厚的家底，并不奇怪。

张居正究竟是否是大贪官？当时人们就有不同的议论，留下的史料也有相互矛盾之处，今人已很难考实。但从抄家的清单和随葬品所见，应该说这两项实证，比连篇累牍的议论更有说服力。再看他多次拒贿的记录，才能理解他的由衷之言。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张居正批评郧阳巡抚刘虹川为求提升送礼的行为时说：古人言，取不义之财，犹如将自己置于深沟，难道你要将我推入深沟？以你的抱负，又当盛年，自有当用之日，理当静心等待。如果舍大道不走而走旁门，弃礼义不顾而行贿，我不得已，必将公布于朝廷，这将使我陷于薄德，你也永无录用之日，岂不两败俱伤？

同年，他退还知县傅应桢所赠的贵重物品时说：想当初惜别时，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勉励，因此屡次赠礼，都不敢接受，唯恐违背相约之言。想不到礼物愈赠愈厚，难道你以为我是嫌少？你所赠之宝物玉带，价值昂贵，这不是一名县令能持有之物，特此奉还，希望能反思自励。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大理寺卿刘小鲁在湖北当阳县玉泉寺的风景区为张居正购买田宅，被拒绝。张居正在信中说：当阳厚意，愧不敢当。看到图纸，结构不小，所费不下千金，这哪是一县能办的事？必然动用公款，纷纷多事，徒增烦恼，何况近来严禁各地造书院、聚众吃公粮，若以身试法，又何以作人之表率，赶快停止，鄙人才得以心安。

在行贿成风的官场，受礼固然有失道义廉耻，但官员们习以为常，不受礼的反而被视为另类，遭受各种猜测，这常常使受礼人处于两难的境地，对此张居正也有自白：如今我所举荐之人，往往用赠礼相报。不受礼，这些人就会说：“怎么对我这样见外？”接受赠礼，不给他们任事，又会受到责怪：“为什么不支持我。”这都是庸人所见，非大雅之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