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信件未必都是作秀,既然是书信就必有对应者,这是两方,不是一方的自言自语,况且这些信件收集出版,是在张居正被贬之后,如果没有其事,是不敢公布于众的,这表明他拒受贿赂是有可信度的。晚明官场的腐败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在滔滔浊流中,能有这样的自律已很难得。但是,对于金银财宝可以毫不动心的,未必能正确面对蜂拥而至的阿谀和奉迎。在张居正事业鼎盛时,家乡为他立的牌坊就有七八座之多。有人送他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对这样的颂扬,他欣然接受,高悬于大厅。还有人用黄金制作了一副对联:“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立山为岳四方颂。”张居正别号太岳,此联别具匠心,嵌入一个“岳”字,隐喻张居正是巍巍高山,受到四方颂扬,并与“万国仰大明”相提并论,这样露骨的阿谀奉承之词,他竟然高兴地接受,还不时地加以把玩和欣赏。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一是淡然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一是热衷于听取种种谄媚和谀扬。明智与浑噩,清醒与懵懂这相互悖反的性格都集于一身,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极的分裂?一言以蔽之,是他的权势欲。
张居正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是个敏于决断的实干家,他不恤人言,自负甚高,内外大事,都是他说了算,中央六部只能照办不误。他与次辅吕调阳、张四维共事,也只让他们“拱手受成而已”。皇帝年少,一切唯他是从,如此大权独揽,高高在上,众多的官员不过是供他役使的下属,同僚只能看他眼色说话行事。有一天皇帝听讲下课,问起阁臣吕本在家安否?张居正由此生怒,回到内阁随即召来吕本的儿子中书郎吕兑责问:“皇上怎么知道尊公的起居?”“兑大恐,即上疏自罢。”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经他一过问,就使人胆寒得自动辞职。如此独断专横更助长了他的为所欲为,享有许多人不能有也不敢有的特权。按明制,朝廷颁赐诰命,官员都要在午门金水桥南畔,唱名跪受,而张居正却坐在内阁派人代领,这引起人们的种种非议。对这些非议,他一概置之不理,别人也无可奈何。
张居正具有一言可使人平步青云,也可以致人破家亡身的权力,已形同最高统治者,事实上他已享有无上的威权。在官员见面互访中,按惯例先要“投刺”,即送上名片,在柬面要书一“正”字,这是习惯的礼仪用语。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后,柬面再也不书“正”,就因为张居正的名字中有一“正”字,竟然出现君主才有的避讳。到了这种地步,自然会衍生出种种怪现象。
张居正父亲去世,一位巡抚身穿孝服前往吊丧,一路上号哭不已:“死了老太师,何不死了小子!”堂堂的国家命官,自甘孝子,涕泪纵横地要求代死,已属荒唐,更为荒诞不经的是,张居正母亲进京,地方官一路护送,诚惶诚恐,渡黄河时老太太看到河大水急,有些害怕。为使老人消除顾虑,安慰说:“过河尚未有期,临时再当通报。”利用这短暂的停留,调动大批舟船首尾相接,在河上连成一片,上面再填以泥土,两旁插上柳树,老太太的船行驶其中,如同进入小河浜,快到北京,老太太还以为未过黄河。
在张居正患病期间,为之斋醮,举国若狂。更是见所未见,请看当时人的记述:
“江陵病时两京大小九卿科道庶僚咸祈祷备至,举国若狂。”
“自六部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亡不设醮词庙,为居正祈祷者,吏部尚书而下舍职业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出赤日中。”
“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
就是这名朱御史,在赤日炎炎下,头顶香盒,一路奔波,他的部下怕他饿着,送上饭食,其中有些肉,他一见大惊,怒骂:“你难道不知我为宰相斋醮,给我肉食,是何居心!”
看到这样的记载又岂能想到,张居正去世刚半年,倒张的活动就已迫不及待地展开,接踵而起的是连篇累牍的弹劾,张家满门查抄,长子自杀,次子充军,全家饿死十多人,威震一时的宰相竟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
世人对张居正的态度何至于在一年之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能怪罪人情无常,人心不古吗?一个位极人臣的首辅,权势之大,熏天赫地,附骥攀鸿者如蝇逐臭,自古如此,正如明末思想家李贽所言,这是市道之交,不过是一场交易,本不足为奇。奉承某人实际上是奉承某人手中的权力及其带来的利益,权在利存,权失利亡,这权和利驱动着一批又一批的人摧眉折腰,阿谀谄媚。张居正喜好谄扬的心态,更助长了此风的增长,导致他利令智昏,不可收拾。
改革时期需要集主权,一号令,不能没有权势,当主少国疑之际,此权势确实有助于新政的推行,却可能潜伏使人昏昏然的危险。《史记》早就告诫人们:“道高益安,势高益危。”这“危”就危在当局者迷。张居正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中尚能保持一定的自律,却抑制不住从内心深处喷发的张扬权势的欲望,日益膨胀,再膨胀,不惜偏信各种阿谀奉承之词,排斥逆耳的忠言,引得趋权附势者趋之若鹜。所以他的同辈人,都承认他的才能和政绩,却很少有人与他结成知交。权势欲促使他登上人生的高峰,吸引众多的附和者;也跌入人生的低谷,使朋友敬而远之。正如东林巨子顾宪成的评论:“堂堂相君,其权势之重,能以人贫,能以人富,能以人贱,能以人贵,公卿百官争相歌功颂德。及其去世,又人人称快,当初附和他的纷纷躲避,唯恐受到牵连。”
如此世态炎凉,是人情之所难免。对一个当权者来说,难道不能由此反思,掌权时人们的趋炎附势有多少可信度?也许在他日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就会成为落井下石者。成也是权势,败也是权势,权势会成就功业,也会蒙蔽自己的眼睛,不辨东西,不识好歹。权势太盛而不加节制,陶醉在阿谀的陷阱中不能自拔,是张居正致命的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