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开始阶段，中统特务机关曾布置地下组织和地下人员对日伪从事情报活动，重点放在沦陷地区，以上海、汉口、北平、天津等地为据点。如上海完整地留下了中统上海特区（后改上海调统室），汉口留下了汉口市特务室（后改汉口市调统室），在北平指派中统特务后大椿为地下活动负责人，在天津则利用租界为掩护活动，特务电台亦设于租界内。中统局本部设有一个日伪情报科，属党派调查处，负责主管指挥这方面的活动。在抗日初期，中统也进行过对日伪汉奸的制裁行动，如派遣地下行动员王永生刺杀日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但由于蒋介石制定和执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日伪情报”就被置于次要地位。
中统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一方针的具体做法，是受蒋介石之命草拟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办法由中统局本部第三处科长谢永存（后升任处长）和秘书濮孟九起草，经特务头子徐恩曾送呈蒋介石核定后，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的名义秘密颁发全国党政军机关执行。其内容就是以共产党为主要敌人，从各方面给予打击，限制其活动和发展，还规定从中央到各省市成立三级“党政军联席会报”，由中央或各地党政军首脑和特务机关头子参加，专门研究各地区共产党活动情况，共谋对策，统一行动。
另一方面，大批中统特务投向日伪，和日伪特务机关合流以共同反共，中统原设于上海、汉口、北平、天津从事日伪情报活动的据点都先后变为同日伪勾结的前哨基地。汪精卫、陈公博投敌以后，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党中央党部，C.C.系头子陈立夫直接领导的中统重要特务丁默邨（原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曾任陈立夫的秘书）和李士群（原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私人秘书）就相继投敌，在上海极司斐尔路76号组织了汪记的特务机关，也叫“特工总部”（中统特务机关前身叫“特工总部”）。主任委员由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伪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丁默邨以伪中央政府政治保卫部部长之职兼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则以伪中央政府警政部部长兼任另一副主任委员。丁、李都是C.C.系的要角和中统原高级特务头目，负“特工总部”的实际责任，他们不但了解中统内部情况，而且和徐恩曾以下的中统特务都很熟悉。在他们的主持和组织之下，大批中统特务相继转入汪记特务机关和伪国民政府，如原中统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特工总部行动大队长苏成德，投敌转入汪记特工总部任第四厅厅长；原中统派在财政部任税务警察的马啸天，投敌后转任日伪政治保卫部政治警察署署长，他和苏成德一起成为丁默邨、李士群的主要助手；又如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原中统平绥路特务室主任胡均鹤、上海特区区长张瑞京、上海调统室主任邓达谧先后投敌，在他们管理下的中统上海特区（调统室）成员也大多参加汪记特工总部工作，中统在上海的特务组织解体，中统对日伪的情报活动反而成为替日伪效力的工具。
在汉口，中统上海特区情报员饶筠伯投敌充当汪记特工总部汉口区区长后，1939年下半年即与中统汉口调统室副主任史希侠相勾结，采取了两种手法投敌：一是对中统特务机关采取集体破坏的形式以掩人耳目，即由汪记特工总部将中统汉口调统室设于法租界的交通机关“合兴商号”及设于德租界某电料行的特务电台破获，逮捕调统室全部人员，随后将这些机关、电台和人员都并入汪记特工总部汉口区留用；二是对调统室散布在外的特务分子采取个别逮捕的办法，然后安置在日伪机关任用，但这些并入汪记特工总部的中统特务仍与中统秘密联系。
北平、天津的中统地下特务组织也都于1940-1941年瓦解。北平中统地下活动负责人后大椿，天津地下特务电台台长周维祺，报务员彭汝云、王绍恩等均投敌当了汉奸，周维琪、王绍恩并于1943年返回重庆中统局，周被派充局本部交通处材料科长，王被派往浙江任特务电台区台长。
蒋汪两家特务合流的目的在于共同扑灭共产党。有些事回想起来耐人寻味，这里仅举出如下两点：
一、中统主管日伪情报的日伪调查科原来属于局本部第一处，那时第一处的职掌是总务、文书、译电、综合情报、日伪情报和邮电检查，1940年以后这一科从第一处划出，改属第二处主管。而第二处又称党派调查处，其职掌是从事各党派的情报活动，这是蒋介石给中统规定的第一中心工作，其中又以对付共产党为首要任务。日伪调查科为什么转由第二处来主管，其用意不是很明显吗！
二、对于勾结日伪充当汉奸的中统特务，中统不但在其返回中统后予以晋级加官，当他们身在日伪之时，对他们在蒋管区的家属也多方掩护、百般照顾。如中统特务苏成德公开投敌后，其妻王静贞及小孩均住四川眉山县娘家，中统仍按月接济生活费用。后因苏成德的汉奸名声太大，且苏又从沦陷区汇寄银元八百元给其妻，引起眉山地方的注意，中统才不得不停止接济，但又协助王静贞秘密前往南京与苏成德团聚。中统对投敌的特务可谓关怀备至，蒋特和汪特的关系由此一点即可概见其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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