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晨咳嗽声的亡故，鲜宅重归宁静，但这是它最后的宁静；当时间终于如释重负，鲜宅已悄悄来到它毁灭的前夜。
“文革”在发展，学校在放假，下午在获救。而“文革”初始，鲜家的人全被赶走了，家也被抄了，一家人迁到市中区解放东路一幢拥挤炎热的“社会主义”大楼去住。杨仆人由于被控酒后造谣(他一贯爱说国民党马上就要反攻大陆)，“革命群众”把他痛打了一顿，打完之后，他就消失不见了。
此时，鲜宅已彻底成了孩子们白天的乐园。孩子们在这里打闹践踏，留下生气和创伤。黄昏时，大人们也去那里乘凉、聊天、吐痰。有时大人们也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在这里举行集体活动，比如讲革命故事、听革命歌曲、看革命舞蹈。大人和孩子在这儿混为一谈。鲜宅，这个昔日著名的私家大花园如今成了“人民公园”或“小造反派”们的游乐场。
一个夏日黄昏，吃完晚饭后，我和一大群孩子坐在鲜宅的大草坪上，夕阳的余辉把四周遍布伤痕的小树林的叶子染成暗淡的金黄，晚风从江面吹来(60年代的嘉陵江依然从鲜宅下面流过)，无限凉爽。好动的儿童们在静静地等待，一个故事即将开场(“文革”时我听故事的生活也从此开始了)。
一个清朗矍铄的老者慈爱地看着围坐在他周围的孩子，清清嗓子，抑扬顿挫地说道：“今天，接着昨天欧阳海的母亲被地主逼死后的情形讲起……”我入迷地听着，被欧阳海童年的“斗争”故事所吸引。这就是我听的第一个故事——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一群持枪的中学生红卫兵宣布占领鲜宅并把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设在这里。鲜宅一夜之间又成了指挥革命运动的神秘大本营，这旧时代的院落被赋予一种新的神圣的“左派”意义。孩子们当然不能再在这里随便玩耍了。青春的红卫兵荷枪实弹日夜守卫着，他们的“主脑们”就在这里日理万机，夜夜窗前亮起“八角楼的灯光”，直到黎明透出曙光。
漫长的《欧阳海之歌》戛然而止。新的故事开始了。主讲者再不是老头则是小青年，地点再不是鲜宅而是外面。“欧阳海之歌”已成昨日黄花，“一双绣花鞋”在轻轻走来。
那时听得最多，记得最深的就是百听不厌的恐怖故事《一双绣花鞋》。虽然故事情节是固定的，但每一个主讲者自有一套吸引听众、制造惊险悬念的方法。一个邻居的大孩子成了我们新的主讲人(在这之前，他对我讲过巴金的《憩园》，他说过一句令我难忘的话：“你一定要把‘憩园’想象成鲜宅，这样你听起来就像真的了。”)。他除讲故事外，还喜欢用普通话在下午模仿阿尔巴尼亚电影的中文配音，喜欢半夜三更唱民歌，喜欢上午练习辩论术或读偷来的书。他在一个前呼后拥的夏夜以青年人才具有的敏感的声音向我们一群10岁的孩子说道：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一个冬天的夜晚。大街空无一人，只有枯叶在空中翻卷或在地上扫过时发出的响声。
这时，一个打更的老头独自敲着梆子来到街头。他的眼睛在昏暗街灯下发出浑浊的幽光。突然，他一抬头看见春森路5号一个独立院落的一幢旧洋楼三楼的一间屋子亮起朦胧的灯光，那灯光在黑暗中像一个飘浮不定的幽灵。
他暗自想到：这是一幢常年无人居住的楼房，房子的主人早已浪迹天涯、杳无踪影，怎么灯会在这个寒冷的深夜亮起来呢?
打更人是不怕鬼神的。他迈着年老蹒跚的步子、借着残存的酒意向亮灯的地方走去。
他慢慢推开吱嘎朽坏的大门，走进院子。一股冷风扑面而来，他打了一个寒噤，然后壮起胆子一步一步走进楼房。打更人一级一级登梯上楼，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眼看他就要上完最后一层阶梯到达三楼了。突然，一声惨叫划破冬夜，打更锣随着他整个人乒乒乓乓跌下楼来。
老人面色苍白、双目暴突、惊吓而死。
接着，昏暗的三楼阶梯边沿出现了一双精致小巧镶着银丝的黑色绣花鞋，鞋的头部有一朵赤红的小花，就像蛇正吐出它致命的细舌……这《一双绣花鞋》开始的场景多像鲜宅啊!孩子们挤成一团，都不敢大声出气。仿佛夏夜已变成了寒气逼人的冬夜，仿佛某个神秘的黑影就要显身并一把抓走或杀死其中一个孩子。这时我们什么也听不见了，除了叙述者平静而耸人听闻的声音。多么奇怪的儿童的天性，越害怕就越要听，越听就越刺激，越刺激就越快乐，越快乐就越是我们的夏天。从恐怖的夏天到欢乐的夏天，真是妙不可言。
为了暂时减轻大家的恐惧，有时一个稍大的孩子会指着河的对岸说：“看，炮弹正打向二轻局的大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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