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门打开了，母亲出现了。然而下午，接近黄昏的最后的下午，教训开始了。
“下午听话没有？”母亲问道。
我茫然不知所云，还沉浸在蛋糕的温暖里，也弄不懂这句话的道德意义。
“下午听话了没有？”母亲又问了一句，声音有一点不耐烦了。
这句话重复两次之后像一个符咒立即打断了我的“温暖”，我如梦初醒，赶快回答：“听话了的。”
“那好。”母亲边说边检查房间，梳子断了、茶几缺了、车不动了，更重要的是蛋糕居然被偷吃了。“你还说听话，你在说谎。”母亲突然大为生气。
我知道她最恨的人就是说谎的人，生平第一不能容忍的事也是说谎的事。而小时候，我在母亲眼里总是说谎，长大后朋友们又认为我诚实得过了头，这里面确实有些微妙。正好像小时候我们被反复训练成诚实的孩子，长大后又被引导着去说些善意的谎言。谎言本身是为了接近诚实，而诚实却只是另一个谎言。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谎言莫过于诚实，反之亦然。
母亲的脾气越发越大，她激烈的话语铿锵不绝，仿佛要把我当场淹没在她滚烫的热血里。她已承受不了她自身的伤心、痛苦、厌烦的加速度，她弯曲起她娟洁的食指猛烈地敲打我不听话的脑壳的四周。我糊涂的脑壳年仅6岁，它在热得令人窒息的“下午少女”的敲打下好像飞出了我的身体。这个下午，这个“不诚实”的孩子必须起点变化了。但“一般来说，内在的变化是不可能被跟踪的，如果这些变化还谈不上质变的话。有些变化在发生的时候，你自己往往是觉察不到的。”（布罗茨基）我并非专门去等待“质变”的到来，直到33岁的某一天我突然写出了《教育》，“质变”的谜底才被揭穿。
变化从何开始，悲又从何而来，我到底错在哪里？我只感到害怕和愤怒(这也是我最早大致理解的词语)。害怕漂浮不定，愤怒却使我清楚地想到了“李逵”。上周末，我去书店，我看上了一本连环画，封面是手拿双板斧的水浒英雄李逵，他满脸胡须翘起、圆睁双目从遍布树林的山岗奔跑下来。我很喜欢这怒放的形象（因为他不像我，因为人总想成为他人），为不能立刻得到它而万分焦急直到晚上，直到第二个黎明。25年后，这离奇的李逵又重新接上了童年的某一点，但已没有了“愤怒”。一个盛夏的下午，一位专为尸体化妆的老头在重庆观音岩一间低矮、潮湿的小酒馆里一边饮酒一边指着我说：“你是杨志，你这位朋友就是李逵。”酒意朦胧、词不达意，梁山泊、李逵、下午、一个朋友……
而这个偷吃了三个蛋糕的下午，尽管自责(由于害怕)会袭上心头，但同时一种对未来无名的反抗激情，对普遍下午的烦乱激情(不是吗?我尽了这么大的努力才完成的这个下午理应受到夸耀但却遭到敲打)，对本已完美的事物百搬挑剔的激情也开始在我内心萌芽。我以离奇古怪的热情和勇气从此渴望迅速长大、迅速逃跑、迅速自由。
在另一个冬日的黄昏，我终于冲破了下午越燃越炽的教育，挣脱了我那日课式的千锤百炼的完美主义训练（我现在甚至以为这种训练是普天之下的母亲最乐此不疲的人生志业，如我后来教书时认识的一位女研究生，她狂热地读我的诗，几乎不是读，是吞！她说每天必读我的诗，不然就活不下去。我的诗已成了她每日必服的药片，她说这些“药片”可以医治她童年的创伤并有效地对抗她无比凶猛的完美主义母亲；而张刚，另一位年轻的日语教师甚至为我的《震颤》流下惊恐的神经质的热泪）。
那一年我9岁，第一次弃家出走。出走是由一位脾气古怪、性格烦乱的老处女引起的。她是我的语文教师，又胖又矮，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她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又是下午）折磨她收养的一个男孩，不停地骂他并用一个黄色的直尺打他的手掌。那天下午，她恨我上课时的好动症，放学后将我关在办公室，一边呓语翻滚、空话连篇，一边大胆地用她那粗壮的“50岁”的手指戳我的前额（唉，又是母亲般的惩罚形式）。我已不能准确地描述那时的心情了，直到长大成人后当我写出：这恨的气味是肥肉的气味
也是两排肋骨的气味
它源于意识形态的平胸
也源于阶级的多毛症
——《恨》这时我才清楚地恢复了对那个下午的记忆。的确那个语文老师是多毛的，我记起了她多肉的嘴唇和唇边密集的绒毛。我也记起了她的神态，她在寒冷的下午困难地滚动着她的身体，直尺在她手上换来换去，烦躁不安。
那个下午，她果然通知了我的父母。而我却有我的办法，更大的愤怒压倒了害怕，我已打定主意拒受教育，不回家。
下面这一段应该写得让人停止心跳，但我却只想将它尽快讲过。
冬日的黄昏，凄凉透骨，不懂事的孩子在学习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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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