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十一）

初中的逗号

四、　初中的逗号

我13岁那年，形象已经呈现：面带孤寒，个子瘦小，宛若逗号。那一年，我带着这形象远离市区来到一所郊外中学读书，我那还不适宜于城市面貌的样子又一次被扔在“暗”或“旧”的风景中（继鲜宅之后）。那儿的风景古树参天、遍地阴凉、默默无言，远远望去或置身其中都恰如微风中一匹古旧的绸缎好闻也好看地飘在我的身边。群山在此起伏、森林四处密布，山林间点缀着一幢幢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别墅（如今大多数已成这所中学的教师宿舍）。

面对此景我写下平生第一篇散文，取名《我爱山洞》（我的中学——重庆市第15中学位于歌乐山上的山洞）。一个爱脸红的物理老师竟然把一个少年学习风景的写作用毛笔抄出刊登在校园学生专栏的墙上。我怀着初次发表作品的激动之情看见它被公诸于众，也被公诸于这宽容的秋天（它宽容一个初中生，因为它知道我还相差甚远）。

一连好几天，我都要去那面墙下，驻足流连，一遍又一遍快速而紧张地读着自己的“文章”，生怕被熟人发现，但仍克制不住要去。这奇怪的折磨夹着一股直线上升的“自豪”令我左右为难。一天早晨，当我又去看我的“文章”时，它已经被一夜大风刮得所剩无几。秋天深了，风卷起破碎的文章以及其它破碎的纸屑，纷纷扬扬，然后随意地把它们抛在潮湿的地上。一排学生正从这里跑过，脚踩旧纸屑和我“自豪”的残篇跑向校园的林荫道，跑向操场。随着同学们渐渐远去的步伐，那“文章”的七零八碎也飘向一个更远的寓意不明的远方。孤单单的站立墙下的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同时也听到了同学们“并非寻常”的笑声……

在我的那些少年朋友中间，名叫三蛋的少年是最为古怪的一个，他喜欢暗中袭击他所恨的人。（其实他恨所有的人，包括他的父母，他曾告诉我他的母亲经常赤身裸体在他面前走来走去，说到此事时他表情怪异，不知是恨还是爱。后来，我明白原来我们这一代人，不是被爱所沐浴，而是被恨所缠绕。恨，不是抽象的恨，也不是笼统的恨，它具体在每一个细节上。有时候，我也会直截了当地恨，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把恨压制、转化为一种表面的爱，把它包装起来，只是内部的力量依然存在，甚至更加炽烈了。）他随身携带一把自制的树枝弹枪，经常躲在暗处弹人，一个老师的光头几乎天天被他弹得鲜血直流。这老师是一个“右派”，自觉理亏，只好忍了，有时为了避免被弹就戴一顶“干部帽”。每当这时，三蛋就要上去把他的帽子取下，“宋伯伯（这位老师姓宋，早年曾留学日本，很有知识，但因此而‘犯罪’），你是坏蛋，不许戴帽。”边说边将他的帽子扔在地上。有一天下午，我的鼻子也无缘无故地中了他一弹，当场流血不止。小唐，我另一个最爱讲《薛仁贵征西》并无端端地硬要当我“大哥”的同学得知后，带我去找三蛋，一见面就以薛仁贵的姿势飞起一脚向他踢去，结果当场踢掉他一个“蛋”。踢完之后，小唐无比兴奋，叫我陪他去游泳，我无法推托，只有“冒死”抱住他的腰游入水中（我当时还不会游泳）。我的“大哥”意犹未尽地继续他“伟大的”保护任务，我带着刚刚报完仇的鼻子温暖地游入我“人生的”深水区，在水中我第一次体会到一句古训“出门靠朋友”的生动意义。

哪知从我被弹的第二天起，我每天清晨都要流鼻血，由于害怕，就将血蘸在馒头上吃下，自以为血又回到了体内。然而三个月后鼻血就自动消失了。

“无端端”的意义开始若有所思地扎进我的脑海，无端端的爱、无端端的恨、无端端的鼻血，以及我即将开始的并非无端端的文学（10年后，当我读到梁宗岱译的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一首诗《严重时刻》时，才最终明白了我那时“无端端”的意义）。

一个皮肤浅黑、小个子、厚嘴唇，说话急促而结巴的同学小颜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孤僻地学习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门功课（由于从小梦想旅行）。一天晚上我以一句奇怪的呓语，“呵，寂静的木螺丝厂。”（他家附近有一个生产木螺丝的工厂）打断了他的“漫游”，令他哈哈大笑。随着笑声的深入，友谊也在深入。

半年后，一个初春的夜晚，他悄悄给我看一个他从不示人的小笔记本，本子的扉页写下“诗抄”二字，一页页写满整齐的诗行。字体纤细清洁，似一个少女的笔迹。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与我同龄的少年写的诗歌（大部分是古诗，极少部分是白话诗），只可惜现在一点也记不起了。大概是唐诗、宋词、毛泽东诗词、革命烈士诗抄（他最爱读的一本书）及贺敬之式的抒情诗这样一个含混体吧。但这足以令他“非同凡响”了，这可是一种我们大家都不会也不敢想的东西啊。

在这个有点敏感、从小失去母爱的少年的影响下，我开始写作七言古诗或“振振有词”的《满江红》。

时间太慢，古诗已不够写，“歌”又太多（我们当时读过的“歌”就有《青春之歌》、《边疆之歌》、《欧阳海之歌》）。一天下午，我和小颜决定干脆也写一部《校园之歌》。小颜以“大哥”的心情（他那时在我心中的地位已高于“薛霸王”小唐了）给贺敬之写了一封信并夹寄了一首他写的诗，然后又上街买回20本稿纸、两瓶墨水。我们迟迟不知如何下笔，却有一种万事俱备只等消息的感觉。

我们并非陷入焦急的等待，我们到处可找到愉快。一个数学老师及时地将他的愉快送上来。他身体若一根麻绳，皮肤却细如凝脂，脚穿一双特制的5公斤重的皮鞋，说是为了锻炼身体，这些还不是他真正的“愉快处”。他说话有一个特殊的拖腔口音，一上课就只听到他无穷的“日呀、日呀”声。他一边“日呀，日呀”地说着，一边舞动他那心安理得的三角尺，在黑板上画下一条深刻的垂直线或一个如意的三角形；他舌头顽强地卷起所发出的“日呀”声，使我无法听进他讲的内容，要么思睡，要么想笑。

不久，在我们学习“日呀，日呀”声的愉快中，小颜收到了贺敬之的回信。贺老批改了小颜的诗（那是小颜写的一首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抒情诗），赞扬了他写小说的热情，但要他加强学习“八个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写作法，尤其要学习江青同志的革命文艺思想。这回信也使我备受激励，仿佛这部乌有的小说几天之内就会写出并即刻发表。接着小颜又一鼓作气写了20多封给出版社的信，而我却不知何故（或许是一种临时的急躁吧，但已忘了）一气之下撕掉了这些信封。

我们以三分钟的热情推进《校园之歌》，不厌其烦地为小说中的角色取名字，取名的快乐整整持续了一天。“李强、宋玉、张健……”这些无中生有的名字从来没有走进过海市蜃楼的《校园之歌》。为了写一个开头，我们折腾了半天时间，半个月后，就一无所获或一团乱麻地停在那里了。但已经情同骨肉的两个少年的友谊却补偿了这个并不重要的痛苦。

“这也是诗吗？太可笑了……”一位年轻的政治老师在一天夜里读到我写的一首七言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