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六）

从那时起，我再也不相信关于潜意识的呓语了。我的梦从来不仰仗象征来进行——我看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乳房、屁股、女人的内裤。这最后一项在那时对我们男孩子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有一个男孩子钻过一排排课桌直向教室的讲台爬去，其目标只有一个——看她连衣裙里面内裤的颜色。完成这一壮举之后，他会用戏剧性的耳语向大家宣布：“淡紫”。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王希苏、常晖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美”在鸣锣开道。勾人幻想的文艺宣传队、二胡或小提琴，它们伴着文艺和红旗随风飞舞、飘扬大地；一种惊人的浆糊在张贴重重叠叠的纸张，各种报纸“东风浩荡”，唤起少年人“雄壮的”表达意识。美并未在“革命”中超越肉体，而是抵达肉体、陷入肉体，甚至毁灭肉体。它在夏季多风的时刻或流汗的时刻让我情窦初开、气喘吁吁、难以启齿。耳边老是响起美人的娇音以及神秘的拳师和美人的关系，响起舞蹈的大腿的暗影以及婀娜的女性的辫子。当然还有死人的无言之声。在江边，在街心花园，在正午滚烫的公路上，我观看过各式各样的尸体，以及乱战中当场喷出的热血。为了度过漫长无聊的童年的上午或下午，我总是在追踪这些兴奋点，而其中有一次观看，才是唯一的，它费时最长，从早上一直看到黄昏，至今仍震撼我心，仍让我不知所云：我和一大帮孩子站在一幢邮局的办公楼下，大家翘首望着二楼的一间房子，都知道里面有一伙人正在打一个男人。这男人叫黄云龙，一个造反派头目，他曾经是那样春风得意，身边总跟着一位“婀娜的女性”。如今这女性的丈夫及这伙人正在折磨他。从早上到中午到下午直到黄昏，那间房子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太神秘了，因为房间的门和所有的大窗户都紧紧关闭，听不到里面的一丝声音，但我们也不走，全围在楼下，也不敢上楼。最后黄昏时分，这帮人平静地从楼上下来，神情自若地走了，最后一个下楼的人将黄云龙踢了下来。顿时我们一拥而上，只见黄云龙蜷缩在楼梯口，头被黑布包裹着，似乎有许多针扎在他的头上，我听到了他沉重的喘息声，这声音渐渐低下去，直到最后完全没有了声音。他死了，死于情欲之美，而我却觉得奇怪，不知这些人是怎样把他弄死的。连续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一个人死前的喘息声和他头上的针，以及他在那个安静的房间里是如何熬过这么长时间的，他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刑法？

情欲之美杀死了黄云龙之后，又深入批判了衣服、头发、甚至花草、金鱼或鸽子，然后它开始塑造新未来，塑造新人性、塑造新真理和新目标（这似乎又是那“五四”时期一切唯新的重演呢）。美得以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统一了而不是分散了。美超越了现实，在日以继夜地走进人民的圣殿——公社、机关、学校、工厂，当然也走进了幻觉中的未来，幻觉中的红风和绿地。美对孩子们重施整容术，把他们抓回“复课闹革命”的短暂而必要的现实。

“老三篇不但干部、战士、工人、农民要学，老师和学生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学，但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一首歌曲(《“老三篇”之歌》)响彻教室，唯一当时不懂的是“座右铭”，而“老三篇”是知道的，它是指毛泽东的三篇名著：《为人民服务》(关于争当革命螺丝钉的问题，也是“斗私批修”的问题)、《愚公移山》(关于继续革命、自力更生的问题)、《纪念白求恩》(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革命援助问题)。日复一日端坐课堂，我迎着响亮的太阳高唱“老三篇”并用它的语言而不是它的思想犯下了一个“错误”：那是在重庆工人文化宫一面夜晚的墙上，我第一次被毛泽东简洁有力的语言所震惊。那墙上写着一条“毛主席语录”：“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一切都好办了。”太简洁了，以至于使我大声纠错式地喊道：“怎么能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只能说一个人或一个苹果。”我话音刚落，一个中年男人从黑暗中飞跑过来企图抓住我，我在惊吓中立即跑掉了。“老三篇”的摇篮曲把一个巨人的语言唱入我的血液，随之而来，仅仅一周我就背下了所有的毛泽东诗词。如梦的“长征”在经历第二次“金沙水拍云崖暖”，一个少年也正用“金”和“暖”代替“粮食”和“钢铁”的语录，他悄然编织起他“悔过自新”的“检讨书”（那个时代的人无论老幼，都写过这类“检讨书”）和最初的文学“长征”之梦，书写毛式古典诗词成了我那时的至爱。

不必停止疯长，青春就是前方。孩子如星、如花，又回到天空和大地，学习被再次推迟、被改头换面、被拥来撞去。抒情磨炼了红心，解放了“道德”，幻想着大腿，又投身风中……那远走高飞的女红卫兵早已消魂地跑过黄昏，带走了一个夏日男孩的原地祝福。紧接着一个狄兰·托马斯式的绿色炸弹开了花，它稀奇古怪地爆炸在一个并非毁灭的大欢乐、大美丽中。

我看见这爆炸的余波，余波中众多诗人的侧影。北岛成长为一个庄严的诗人，一个时代的思考者和批判者，一位毛泽东时代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他对他的祖国和人民既严肃又富于赤子之心。新鲜的词汇，高尚的理想，英雄的气概贯穿他整个诗篇，在当时已产生了令人惊讶的效果。他经历了一个红色时代的暴风雨（而这个时代的美和疯狂正在一天天结束），他诗歌中的精神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当民族命运濒临时代最危险的境遇时，他受伤的心仍在勇敢地歌唱并唱彻了和鼓舞了我们民族日渐转弱的气脉。正如一位北京诗人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那样，“北岛是民族魂的代表”。他代表了一个时代呼唤自由、真理、青春、爱情和生命的声音，这声音像电流迅速穿透我们全身。哪里有罪恶，他就挺身而出；哪里有黑暗，他就放射光芒。我还记得重庆的一位民间老诗人马星临曾对我说过：“北岛的诗是虚无主义的。”仅此，我就知道他并不理解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们生活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顺从教条及主义的时代。我们的国家（也包括西方国家），对于盛行的、占垄断地位的习惯观念和价值的任何一种批判与否定都会被视为虚无主义。“我——不——相——信！”的怀疑激情绝不是虚无主义的，它饱含了具体的对抗与挑战。诗人痛感于一个真正的虚无主义时代的弊病，并执著地相信在个人和人类的共同生活中会出现新的开端、新的转机、新的局面。1985年，我在重庆遇到他，一次闲谈中他对我说，“文革”时，他“串连”来过重庆，就住在歌乐山，现在四川外语学院的校园里。多多在崇拜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的同时，也造成他“文革”式的璀璨精力和光芒四溢的诗艺翻新；杨黎在他的“语录和鸟”中挥舞他“最高指示”的诗歌“小红书”并以流泪和动辄下跪进行自我批判和“宇宙出击”；万夏以古怪的宋朝式的冥想深陷入“南京大屠杀”的“血色情结”；无产阶级阵营的第一男高音李亚伟在“打铁匠和大脚农妇”的挟持下，在川东山区的一条小河边，被一个中年男性拒绝了一次“搞起来多么舒服的革命行动”；“筷子和茶盅”被8岁的他热烈地牢记并被勇猛地打上“封、资、修”的烙印；如今德里达和罗兰·巴特的赞叹者欧阳江河却在“文革”中期巡回演出，扮演一个浪漫主义的革命战士——“大春”(现代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青年男主角)，他“黑色的结实”在倾向一根轻飘飘的红头绳。而另一位诗人却骄傲地告诉我，“文革”时，最令他难忘的事就是同母亲一块睡觉，假借睡意朦胧把疯跑了一天的脚放在母亲松软而苍白的腹部上，要不就偷看姐姐红卫兵式的雷厉风行的洗澡。而我没有赶上极乐的串连列车，没有赶上毛主席的检阅，一首儿歌在遗憾中伴着“武斗”的炮火夜夜催我入梦：我家小弟弟

半夜笑嘻嘻

问他笑什么

梦见毛主席而我亲爱的梦境除了尸体、欲望和裸体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革命所带来的果实，它不洁地骚扰着一个孩子敏感的梦，这梦成为我长大后无地自容的“罪证”，这梦也伴随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直到另一种“阶级斗争”在我心中唤起另一种革命之火。24年后一个春天的深夜，我在南京农业大学一条尽是沙砾的建筑工地的夜路的中段，和一个身穿军装的女舞蹈演员(我微茫记忆中一个遥远的“红色娘子军”)呆在一起，为了消愁解闷(由于90年代初，浪漫商业对一个诗人的重挫)，为了弥补1966年“革命”的过失，想象的舞蹈在“怀旧”中顺从了我的摩挲。一个男人追回了他少年时代的“青春错觉”，幻美落到了温暖的实处；“衰老的”女红卫兵流下了1990年第二次初恋的热泪，那即将再次成为昔日的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