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四）

美籍华人历史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傅斯年和他的《夷夏东西说》极为称赞，他说：“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夷夏东西说》不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以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傅先生也没想到的，在整个中国大陆东西对立都是很显著的现象与研究题目。”

《夷夏东西说》之外，他的其他几篇文章，都有他自己的符合中国古史实际的独行见解，也是篇篇掷地有声的。如《周东封与殷遗民》对于三年丧和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的解释都极精辟。

《论语·阳货》：“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是通丧也。”

《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滕）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也。滕国的卿大夫却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这怎么解释？“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句话也是向来不得其解者。汉宋诂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

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对此作出唯一无二的精辟透彻的解释。《周东封与殷遗民》说，殷是大国，周灭殷后并没有把殷民都杀掉，而是把他们大批迁到洛邑或分给姬姓、姜姓贵族带到外地去建立新邦。如分给伯禽带到鲁国去的有殷民六族，分给康叔的有殷民七族，分给唐叔的是怀姓九宗。“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并引证材料说明三年丧是殷民的风俗习惯。这就清楚了：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指的是殷人。殷人是行三年之丧的。殷人是一国之人民，故可以称“天下”。滕国的卿大夫说三年之丧“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指的是周人，一国的统治阶层。周人不行三年之丧。“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也就清楚了。开化早的文明人是住在城外的“野”的人（殷人），开化比较晚的住在“国”里的是君子（统治阶层，周人）。

《周东封与殷遗民》，进而论宋、鲁、齐诸国，都是以殷民而建立的邦国。后代齐地的民间故事、民间信仰，仍多来自殷民。荀子“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所由来久远”。这由来久远的五行说可能与殷人有关。傅斯年说：“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商朝本在东方，西周到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而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

无论傅斯年这段话正确到如何程度，它都是非常有启迪作用的，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正统，周乎？商乎？应有更深入的考量。

《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而后乃东迁》、《姜原》和《论所谓五等爵》也都各有新意，读者可以自己体会。

对学术事业的贡献

傅斯年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他到中大教书才半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即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史语所的所长职务是一直担任到底的。

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到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一时想到的如：陈寅恪、徐仲舒、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梁思永。1927—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收罗很多人才到史语所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如：陈槃、石璋如、丁声树、劳幹、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逯钦立、周法高、严耕望等等。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傅斯年的培养，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

抢救、整理明清档案。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晚清宣统元年（1909年）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几经迁徙、几易主人，潮湿腐烂、鼠吃虫蛀，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一次主管者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 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十二三万斤，少了2 万多斤。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