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其章:甲午和战之争再探讨（二）

慈禧对和战态度的变化与帝后党争

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发生和发展，其整个过程都与慈禧对和战态度的变化大有关系。

必须看到，对于当时的中日力量对比及敌我态势，慈禧并不真正了解，所以对日本挑起战争的决心也缺乏清醒的估计，甚至有轻视之心。不仅战前她表示对日本的挑衅不准示弱，而且战争爆发以后，她仍然对前敌的抗战作出积极支持的态度。成欢之战后，直隶提督叶志超部败退北撤，自请严处，慈禧则传懿旨“加恩著赏给该军将士二万两，以示鼓励戎行至意”。光绪也按慈禧的意思，以叶志超“卒能以少击众，全师而出，虽有伤亡，功过足以相抵”，其“所请严议之处，著加恩宽免”。及叶到达平壤后，慈禧又赏给叶白玉翎管等“以示优异”。还因叶部“进驻平壤，各军将士冒暑遄征，备尝艰苦，恐因水土不服，致生疾病，深宫轸念殊殷”，特发去平安丹40匣“颁给各军将士以示体恤”。但随着前敌的坏消息不断传来，慈禧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帝后党争悄然开始了。

从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发展过程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7月28日到9月16日，是帝后两党初步较量的阶段。

这次较量是围绕着枢臣与疆臣的重要人事去留问题而展开的。

先是7月25日丰岛海战发生，两天后的27日军机处接到消息。是日，翁同龢记道：“樵野(张荫桓)信，言我兵船在牙山口外被击败退。”这虽是一个坏消息，但也有令枢府衮衮诸公感到兴奋之处。因为日本击沉的高升号船是英国船，英国必不肯善罢甘休。李鸿章即电总理衙门称：“高升系怡和商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此其一。与此同时，又据传牙山陆上开战，“倭兵三千死一千余，我兵伤亡百余，倭兵已往北退”，我获大胜。尽管后来证明这只是讹传，但当时并无人对此表示怀疑。此其二。何况据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訥(NichoLasR.O′Conor)亲言，英国政府“将合五国(英、德、法、美、俄)勒令(日本)撤兵”，并称“失此机会可惜”。连翁同龢也认为欧使“其言确凿可凭”，其他枢府诸臣自然不能不信。此其三。基于上述情况，在军机处内部，无论原先是主和还是主战，皆信心大增，会奏称：“现据李鸿章电报，倭兵已在牙山击我兵船，并击沉英船一只，狂悖已极，万难姑容。且衅自彼开，各国共晓，从此决战，尤属理直气壮。”就是说，决定要对日宣战了。但是，慈禧老谋深算，虽此时不动声色，却紧抓住最高权力惟恐失去掌控。

自1884年“甲申易枢”，奕訢、翁同龢、李鸿藻等一并罢黜，而易以礼亲王世铎、孙毓汶等，皆慈禧的阿附者。首席军机大臣世铎身居高位，尸位素餐，“性耽安逸，每日入直最晚，散直最早”，遇事“一味模棱，毫无措置”，“从不自出一谋，但观望徘徊”，而“终身无疾言厉色，对内侍尤恭谨”，故宫内左右争誉其贤。世铎名为首辅，然懦弱无能，孙毓汶善权术，“遂专魁柄。夙值南斋，多识群奄，恒于后前称其能。”1886年，光绪将届亲政之年，慈禧宣布要归政皇帝，孙毓汶揣测其意，并非出自本心，遂游说诸王公大臣，亲拟折稿，请求慈禧“训政”。翁同龢记其事曰：“懿旨归政，孙莱山(毓汶)来，以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公折请训政稿见示。……遂定议连衔上，亦以示醇邸(奕譞)，邸意亦谓然。”折既上，慈禧也就顺水推舟，发下懿旨称：“念自皇帝冲龄嗣统，抚育训诲深衷，十余年如一日。即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此责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释，即著照所请行。”这样，名虽“归政”，实则大权仍操在慈禧手中。孙毓汶以此大获慈禧赞赏，宠幸日固，加以“素与(李)鸿章相结纳”，遂成为帝党的中坚。但从光绪命翁同龢、李鸿藻参加枢府会议后，清一色后党的局面被打破。光绪特别倚重翁氏，有一次因他卧病数日而不能到班，军机大臣皆到也不令会议，必俟其到会再议。而慈禧成竹在胸，也于7月28日命徐用仪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抗衡之。徐氏从此追随孙毓汶之后，亦步亦趋，与翁同龢常“论事不合，至动色相争”，成为孙氏的重要帮手。徐氏之入值军机，可视为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之肇始。

从此，在枢府内部，帝后两党争执不断。当时，战争已经打起来，但后党位居枢臣者却不积极筹划御敌，反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8月11日，日舰扰袭威海卫港的消息传来，孙毓汶等人却若无其事。翁同龢十分气愤，在日记中写道：“威海告警，而同僚无忧色。”又于当晚致书其书门生张謇，告以日舰扑威海事，并感叹曰：“泄泄梦梦，又将如何也！”13日，便有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参奏军机诸臣，谓：“方今军机大臣，或庸懦无能，泄沓成习；或日寻盘乐，流连忘反。……疆臣之贻误如彼，枢臣之尸素如此。敌氛日近而备御未闻，战垒日多而袖手仍昔。未审将来何以待之？”其语气与翁氏何其相似！16日，礼部右侍郎志锐更指名参奏孙毓汶兼及徐用仪：“方日人肇衅之时，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派众议，迎合北洋。及皇上命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独孙毓汶泱泱不乐，退有后言，若以皇帝为少年喜事者。查该大臣于中外情形，华洋交涉，素不留心，而专愎成性，任意指挥，不顾后患。……皇上之所是，则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则故缓之。一切技量，皆潜寄于拟旨时词气轻重之间，小或授意同俦，大则愤然当笔，阴开阳阖，操纵自由，暗藏机关，互相因应。秉政十年，专权自恣，在廷卿贰，无不受其牢笼，各省督抚得其一书，至有相传为‘小圣旨’之说者。窃弄威福，劫持上下。……其专愎罔上之心，人人知之，而无敢言者。徐用仪起自章京，性情柔滑，事事仰承其意。……我皇上事事虚己纳言，而该大臣诪张舞弊。时事若此，安望转机？”折中最后提出：“应将孙毓汶罢斥，退出军机，朝政必有起色，军事必有转机。”此折犹如平地雷声，给后党以极大的震撼。当天，孙、徐便消极对抗，办奏折不肯动笔。于是，军机处将志锐折呈于慈禧，请其裁夺。慈禧又召见庆亲王奕匡力面商办法，决定交由光绪亲裁。帝党本想罢孙，结果反给光绪出了一道难题。试想：孙为慈禧所宠信，徐又是慈禧新任命的军机，光绪怎敢将其罢黜？只得以志锐原折示孙、徐二人，并“温语慰劳，照旧办事，仍戒饬改过”。帝党罢孙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帝党罢孙不成，又策划易李(鸿章)。中日虽已宣战，但帝党认为李鸿章本无抗敌决心，张謇致函翁同龢称：“此次津意亦何尝欲战，迫于上旨，……窃料津之为和约稿，已在其胸中矣。”适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澂自请带兵北上，得到朝廷允准。光绪又谕枢臣南北洋添帮办。于是，总理衙门致函李鸿章称：“惟当此军务倥偬之际，事极繁重，若无人相助为理，心力过劳，颇廑宸念。……如有才略优长，堪资谋断，为阁下所深知者，似可酌举一人，请旨帮办一切事宜，以资襄助，于时局较有裨益。”但总理衙门并未同时寄给南洋告添帮办，故此举表面上是为李鸿章增加助手，实则嫌其指挥军事不得力也。对于吴氏带兵北上一事，朝野都很关注，猜想与北洋帮办有关。这应该说是不错的。如张謇致翁同龢函即称：“湘抚之请自效，适与令津举帮办之说事会相凑。”其实，吴氏本人也正有这种想法。他在起程北上前奏称：“臣以忠信励将士，将以伸天讨，而振军威，似可与李鸿章相辅而行。”即微露此意。然此事早在李鸿章意料之中，当即复信反对：“鸿章职司所在，自当力为其难。军情瞬息万变，遇事须当机立断，乃能齐一视听，迅赴戎机。……若两帅同办一事，则往往意见参差，徒添牵掣，贻误滋多。”并特别点出吴氏“平素不甚知兵”。这样，北洋添帮办之事，既为李鸿章所拒绝，帝党便打算实行易李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