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其章:甲午和战之争再探讨（三）

此后，参奏李鸿章者甚多。如志锐于8月23日便以李鸿章“衰病侵寻”为由，奏请“简派重臣至天津视师”。24日，御史钟德祥抨击李鸿章“至今不肯杀敌，居心叵测”，“淮军御倭又类瘫痪”，建议朝廷“特旨迅简将帅，以顾要边，以振全局”。25日，户部右侍郎长麟则奏请“特简主将督办军务，以一事权而资攻取。”其真实意图，是希望恭亲王奕訢出来收拾局面，一则抑制后党，一则剥夺李鸿章的军权。但是，军机处先后两次讨论志锐和钟、长的建议，皆以所言非实，予以驳斥。26日这天，竟有三位官员同时参奏李鸿章：一是主事裕绂，认为李鸿章“年过七旬，非复少年英锐，虽数十年练兵糜饷，始终一‘和’字横亘于胸中，就使其行阵，亲临指授方略，胜负之数尚在难必”，建议另选主帅，宜“早为之计”；二是文廷式，奏参李鸿章“侵夺暮气”，“本心都无战志，属僚承其意旨”，无人肯战；三是给事中余联沅，指斥李鸿章“贻误大局者”有六事，外间传说“无不以秦桧目之”，“膺此巨任，竟有万不能胜者”，奏请“迅简知兵之大臣，出统其师”。而军机处讨论时，再次遭驳。其驳语有云：“李鸿章身膺重寄，历有年所，虽年逾七旬，尚非衰耄；且环顾盈庭，实亦无人代此任者。所奏无庸置议。”帝党在易李问题上又遭到了失败。

在此阶段中，帝党积极主战，想扳倒一心主和的对立面，因发动罢孙和易李，然皆未成功。期间，慈禧还站在幕后，结局尚且如此，这预示着随着和战之争的发展，帝党是绝无成功的可能的。

第二阶段，从9月17日到10月26日，是后党公开推行和议方针与帝党抵制未成的阶段。

如果说慈禧在前一阶段是站在幕后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却急不可待地走到前台了。先是在8月13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俄似有动兵逐倭之意。”又引述俄国驻华参赞巴福禄(AleksandrTvanvichPavlov)转述其公使咯西尼(AruthurP.Cassini)的话说：“朝鲜之事，俄国有激而起，毫无自利之心。”(52)16日，枢府会商李电，翁同龢“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光绪甚以为是，当天由总理衙门寄李鸿章一电旨：“俄有有动兵逐倭之意，此非我所能阻，然亦不可联彼为援，致他日借词要索。总须先由我兵攻剿得胜，则俄虽派兵续出，亦落我后。”尽管光绪采纳翁氏之言，否决了李氏的联俄主张，但慈禧却同李氏一样，都抱有联俄的幻想。所以，李电便成为后来慈禧探询和议的张本。

9月17日，军机处阅昨日电报，知平壤清军溃败，战争形势趋于严峻。当天，慈禧单独召见世铎，所谈密而未宣。20日，又命世铎、奕匡力两人进宫密商。此后连日如此。深宫之事讳莫如深，难知底蕴，但从翁同龢当日所记“连日军情水陆如此，鸭绿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之语看来，所商之事必与时局有关。果然，27日，军机大臣在颐年殿东暖阁见起，慈禧与光绪同坐，听完枢臣奏报战况后，提出派翁同龢往天津问李鸿章一事，因“此不能书廷寄，不能发电旨者也”。何事如此机密？不是别的，而是探询李鸿章能否设法请求俄国“同保朝鲜”。翁辞不受命，对曰：“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且臣于此始未与闻，乞别遣”。慈禧又改变话题说：“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汝既不欲传此语，则径宣旨，责李某何以贻误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衄者淮军也，李某能置不问乎？”既改为诘问淮军败状，翁不能不应。翁既答应赴津，慈禧又提起求俄相助事，谕曰：“顷所言作为汝意，从容询之。”翁答曰：“此节只有李某复词，臣为传述，不加论断，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翁违心地衔命赴津。30日，翁在天津与李鸿章见面，李谓巴福绿曾传俄国公使咯西尼的话：“俄廷深恶俄占朝鲜，中国若守十二年所议之约，俄亦不改前意，……若能发一专使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翁不无担忧地问：“俄连而英起，奈何？”李斩钉截铁地答云：“无虑也，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10月4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翁同龢详述与李鸿章见面情形，并力言：“喀(西尼)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翁的态度使慈禧大为不悦，但他求和之意已决，决定甩开帝党来推行和议了。5日，她便专独召见恭亲王奕訢，而且一天内连召四次。重新起用奕訢这一招很厉害，从此她可以内依奕訢，外靠李鸿章，来推行其求和方针了。果然，奕訢在被召见的第二天，即10月6日上午，便同奕匡力秘密约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因此时英使欧格訥不在北京也。据赫德致伦敦办事处的电报称：“此事请保密以避免无谓的意见和不合时宜的阻挠，……恭亲王和庆亲王会谈很圆满。日本为野心所促使，或将要索过多。中国既系被迫应战，原难容许任何过奢的要索，但如认为非此不可，仍可提出办法再商量。”在这次会见中，奕訢微露中国准备与日本讲和，也可付适当的赔款，但过后觉得仅此条件未必能够满足日本的要求，又于当天下午派孙毓汶、徐用仪二人亲访赫德。赫德记其事道：“中国政府现在已知道局势的严重，……孙毓汶和徐用仪同我自下午4点谈到6点钟。他们两个几乎痛哭流涕，愿意听受任何好的建议，答应以后办这样办那样。……孙、徐两位说，政府有责任力撑危局，现在也知道继续作战没有把握，早日和解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他们问我应当怎么样办。”他从英国的利益考虑，指出“这是求和的第一步，也是最好的一步”。

10月9日，赫德接到伦敦来电：“英国政府已向德、法、美、俄提出，在共同保证朝鲜独立的基础上，由各国联合调停，并另加赔给战费。”并告诉已训令欧格訥只与赫德单独接触。13日，欧格訥由烟台回到北京，即日到总理衙门，“促邸(奕訢)会商，以两事要挟：一以朝鲜为各国保护之国；一日本须偿(给)兵费。限明日三(点)钟回复。”14日，军机处议事，奕訢将欧格訥所言告知，孙毓汶和徐用仪意气甚盛，认为别无选择，谓：“不如此，不能保陪都、护山陵。”对此，翁同龢和李鸿藻则加以反对，谓：英使不应要挟催逼，何不称上意不允以折之，俟俄使到再商。孙、徐汹汹，坚持不可。双方争执良久，亦无结果。是日午初，慈禧召见枢臣，对英使二条表态，谓第一条“固俯允”，第二条亦“可商”。翁、李力陈：“欧使可恶，且所索究竟多少，如不可从，终归于战，宜催各路援兵速进。”慈禧曰：“若多仍不允。”孙、徐仍言：“不如是，则沈阳可危也。”赔款事终于由慈禧拍板定案。翁氏当日在日记中写道：“论款事语极长，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

在此阶段中，慈禧公开走出来推行求和的方针，帝党虽加以反对，甚至进行抵制，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性，难以扭转局面，在和战之争中后党稳居上风。于是，此后便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前方将士还在与敌人拼死搏战；另方面，后方朝廷却一心屈辱乞和了。

第三阶段，从10月27日到12月28日，是帝后党争走向激化的阶段。

日本第一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清廷大为震惊。10月27日天未明，忽有奏事官传慈禧召见枢臣。是日，慈禧“焦劳，色甚不怿，论军事语颇多”。然君臣皆计无所出。面对如此危急局面，帝后两党都在急谋对策。

此时，帝党仍然坚持反对议和，先有编修戴鸿慈等6人连衔及冯煦单衔上奏，指斥和议，后又有文廷式奏参枢臣和疆臣，其奏曰：“寇侵大邦，事机危返，……即当盈廷一心，力筹攻战，而枢府与疆臣各怀异志，但欲求和，不知倭人所攻必取，所谋必得，何恤于我而肯从和议哉？徒为所欺，以延误岁月而已！……应请旨将枢臣及北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以存国法。”(62)与此同时，帝党还准备采纳德籍洋员汉纳根(ConstantinvonHanneken)的两项建议：一是加强海军，“速购智力快船七只，并人械同来”；一是改革军制，“另募新兵十万人，以洋法操练”。但是，由于后党掌控着局面，中止乞和方针既不可能，汉纳根的强军方案也被搁置下来。

在此关键时刻，后党则连下两步重要的棋：第一步，是以慈禧的亲信荣禄补授步军统领。步军统领的全称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下属八旗步兵营三万余人，主要负责京师的卫戌、警备、治安工作；由绿营组成的巡捕五营万余人，分汛防守外城及京郊地区。其目的是将整个北京地区的安全保卫的指挥权牢牢掌握在后党手里。第二步，是成立督办军务处，以奕訢为督办，奕匡力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会同商办。这个督办军务处权利极大，“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军法从事。这实际上是把最高军事指挥权完全收归到后党手中。值得注意的是，荣禄既为步军统领，又会办军务，成为后党新的中坚。他与翁同龢“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成为抑制帝党的主要后党人物。

当时，帝党是坚决反对议和的。有一次，慈禧召见军机大臣，问诸臣计将安出。孙毓汶首陈请各国调处。翁同龢加以反对曰：“此事不可成，亦不欲与，盖将来无以为国也。”又一次，奕訢奏陈派朝廷大臣直接与日本议和，先派员赴津与李鸿章商谈如何开议，以救燃眉之急。慈禧遍询枢臣意见，翁亦不表赞同，云：“释疑忌则可，其他未敢知，且偏重尤不可。”光绪对议和的危害性看得十分清楚，翁同龢赞其“剖决精明，事理切当”，为之庆幸不已。但光绪终究无法改变慈禧的决定，他处事也不够成熟老练，竟忍不住对奏言各国欲为中日调停的奕匡力大发脾气。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Denby)称奉其国电为中日调处，递一文书给总理衙门，大意谓：“讲解日本事，以朝鲜为自主，并赔偿兵费，议定再定数目，先令停战，若议不成，仍开战。”呈此稿时，光绪曰：“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这时，他心情烦躁，忘了自己的处境，贸然降谕整顿军机处，以额勒和布“才欠开展”，张之万“年逾八旬”为由，将两人逐出军机。这是一步后果严重的错棋！因为这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机处的格局，也无法制止乞和的活动。特别是额、张都为慈禧所信任，两个人的特点都是惟上命是从，办事“谨慎小心，允(克)称厥职”，张还在慈禧六旬万寿时奉旨总办庆典，光绪将两人罢黜惹得慈禧十分恼怒，使她完全失去了耐性，从而导致了帝后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为了迫使帝党就范，慈禧终于亲自出面向光绪施压了。11月26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枢府诸臣，突然宣布：“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慈禧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处分光绪的爱妃，光绪不敢违抗，当天降旨遵行。过了两天，即28日，慈禧气犹未消，继续当着群臣的面谈及瑾、珍二妃，“语极多，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并宣谕将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处死。在盛怒之下，还提及文廷式弹劾孙毓汶一折，斥为“语涉狂诞”，声称“事定当将比辈整顿”。到29日，她又谕将派赴热河招募团练的二妃之兄志锐撤回，后又将其贬出北京。数日之内，慈禧黜二妃、杀内监、斥文廷式、贬志锐，其矛头都是对着光绪的。帝党成员叶昌炽记道：“闻宫廷种种龃龉，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可怕，可怕！”即谓此也。

对于慈禧的处置，光绪不敢不降心相从，但众多帝党官员反对和议，还在继续抗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安维峻于12月25日所上《力阻和议疏》，将矛头直指慈禧及其心腹太监李莲英，称：“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28日，光绪览奏，大为震惊，深恐不为慈禧见凉，借此以兴大狱，逐降旨将安维峻遣戌军台。

在此阶段，光绪深感自己力量单薄，不得不暂时妥协。连一直反对议和的翁同龢却也变了语气，婉转地表示不反对议和，对慈禧说：“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由此可见，光绪名为亲政，并无实权，且性格软弱，根本不是慈禧的对手。这就决定了帝党失败的命运。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慈禧排除了乞和道路上的阻力，便可以放开手干下去了。所以，尽管此后仍有和战之争发生，但已与帝后党争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