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现代化历程的启示（三）

专制引发革命

从1878年到1908年，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苏丹在政治上倒行逆施，实行了三十年之久的专制统治。

在政治上，他严厉镇压反对派，曾经辅佐他上台的改革派中坚人物、曾任辅政大将军的米德哈特被绞死，而更加激进的“青年奥托曼党人”和其他体制外的反对者大都流亡国外。他十分清楚宗教的作用，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势，所以又开始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强调自己的“哈里发”地位。他一方面利用宗教感情来扩大、强化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利用宗教来反对新思想，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思想都斥为异端邪说。在利用宗教的同时，他的“统治还包括使用新闻检查、警察、间谍和流放等手段”，报刊杂志常被停刊，“告密者把报纸或报告送到苏丹办公室，这些报告往往控告无辜者从事颠覆活动”。结果，如果报纸上有宪法、发电机甚至化学公式这类新词都会有危险。（《从瓦解到新生》，第113页）这期间冤狱遍地，人人自危，一片恐怖。

与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和教育仍在缓慢发展。在这30年间，主要是由于军事的需要，铺设了更多的铁路，架设了更多的电线，修建了更多的现代化工厂，军事现代化更是加速进行。物质方面的现代化必然需要有现代化知识的人才，所以这期间仍兴办了一些现代中、小学和高等专门学校，培养行政官员和新式军官的文官学校和军事学院的规模不断扩大。虽然他们学的主要是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阿布杜尔哈米德采取种种措施对学生思想严加控制，但对当局专制统治不满的思想仍在学校蔓延、传播，反对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些秘密团体陆续成立，而军事院校的学生成为国内反对派的中心。1889年，军事医学院的少数学生成立了秘密组织“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后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成为反对派的核心组织。1895年，“团结与进步委员会”一些成员突然被捕，他们计划发动政变也因叛徒告密而流产。当局开始在全国大逮捕，新一代反对派成员也大量流亡海外，与老一代反对派汇合，在海外坚持反政府斗争。阿布杜尔哈米德没有认识到，经济现代化发展与政治专制或许能维持若干年，但二者本质上是不相容的，从长远来看，不是经济发展冲破专制政体的束缚，就是专制政体束缚经济的发展，二者必居其一。

这时，庞大的奥托曼帝国实际已破朽不堪，面临分崩离析的危局，非土耳其族要求独立的倾向越来越强烈，叙利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亚美尼亚……的独立运动此起彼伏，使奥托曼统治者疲于应付。更严重的是，西方列强一直对这个老大帝国虎视眈眈，插手其间，使问题更加复杂，根本无法解决。

到20世纪初，奥托曼帝国已是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矛盾重重，反对派加紧活动，各种原因引起的小规模兵变不断发生。与1905年日俄战争使中国人认识到立宪的黄种人可以打败专制的白种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立宪派一样，日俄战争的结果也使奥托曼的立宪派深受鼓舞……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只消一个偶然的机会，革命的导火索就将被点燃。1908年终于爆发了“青年土耳其革命”。这年7月，精锐部队陆军第三军在“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第三军许多军官是该组织成员）的策动下发动起义，要求恢复宪法，军事学院院长也公开发表讲话要求恢复宪法。无奈之中，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为保住自己的王位只得宣布恢复宪法，30年专制统治终于结束。人们走上街头欢庆革命胜利，报刊杂志公开批评政府，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赶回国内，重新隆重安葬了被杀害的烈士，同时开始准备议会大选。12月17日，中断了30年的议会重新开会，反对派领导人被选为议长。

但发动革命的主要是受西式教育的军官，而普通士兵却与传统、宗教的联系更为密切。由于传说现在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不信宗教，士兵的不满情绪非常严重，终于在1909年4月13日发动没有军官参与的兵变，占领首都，赶走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错以为重掌大权的机会来临，立即宣布支持兵变。但几天后兵变就被挫败，青年土耳其党人重掌大权。阿布杜尔哈米德因支持兵变被废黜，他的弟弟默罕默德五世被推举上台，继任苏丹。新苏丹的权限受到严格控制，但青年土耳其党人内部并不团结，关于奥托曼帝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歧尤为严重，因此也缺乏必要的权威。旧的权威不复存在，新的权威一时又无法真正建立起来，所以帝国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政治、社会相当混乱，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颇有些类似。

若进一步比较，从1697年的山塔之战开始提出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到1908年的土耳其青年党人革命，与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程非常相像。而这段历程奥托曼走了210年，比中国晚清70年要漫长得多。大清王朝在最后70年中一次次丧失了主动变法图存的机遇，而奥托曼帝国在这210年中丧失的机遇则要多得多。换句话说，历史给奥托曼的“余地”比清王朝要宽裕得多。山塔之战虽然失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奥托曼帝国仍是令人生畏的强大帝国，不像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就面临亡国之祸那样处境险恶。宽裕的环境本为从容主动变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但实际上变革往往是在不得已的情境中被逼出来的，在宽松情境中能看到未来的变局、能有危机感紧迫感而主动变革的统治者确不多见。

历史的机遇，就是这样丧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