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人最大的敌人是人自己（二）

幽暗意识和民主传统

崔卫平：关键还不只在于对于人性幽暗面的意识，而是要把这种意识和政治制度的建构联系起来，将此纳入政治设计的前提之中。能否谈谈在这方面，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存在的不同看法？

张灏：西方的幽暗意识有好几个来源，其中一个是基督教。西方人从小读《圣经》，认为人的罪恶显而易见，有时没有把这个东西提出来特别地讲。现在一般人们想到民主，就会想到１８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它的性善观。但是，在启蒙运动之前，与启蒙并存的一些看法也很重要。来自基督教的一个看法是对于人性的二元论解释，即人有神性也有魔性。人因为是上帝造成的，所以有尊严。但是，人降落到地上之后，是非常不可靠的，非常危险的。每个人都会造孽的，都会闯大祸的。你必须用制度把它框住。用道德修养、用精神上的净化来解决问题，这个不可靠。

崔卫平：意识到这一点，对人类自己来说，是一个丢面子的事情。

张灏：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和中国儒家对人的认识的起点不一样，例如欧洲近代主张政治专制的思想家霍布斯说，一般人是不可靠的，于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把他们好好地管住。但是近代“自由主义之父”洛克对霍布斯这种想法的回应就很尖锐。他提出的问题是，一般人们当然要管，谁来管呢？当然靠国王或者政治领袖。但是，国王也是人，他也存在着堕落和魔性的问题，那么谁来管住这个国王呢？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对付一群调皮捣蛋的黄鼠狼，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猛兽如狮子去控制它们，但狮子又凶猛，威力又大，其为害性千百倍于黄鼠狼，难道它们不需要防范与管制吗？可见，从一开始，西方自由主义就重视政治权力的危险性。这里面反映了很深的幽暗意识。

崔卫平：如果讲魔性和毒素，权力的魔性、毒素是最大的。

张灏：一般的小黄鼠狼如果造孽，也就只能造小孽，而手中有权的国王要是造孽，就造大孽，因此最应该防范的是这个人。

崔卫平：那么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人们吃的苦头也不少，闯下的祸也不比别的民族小，为什么发展不出来这样一种幽暗意识，不去想要从制度上来进行防范？

张灏：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现象跟儒家思想有关。儒家文化中也有幽暗意识，比如荀子的“性恶”，孟子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也看到了问题的存在。但是侧重点不同。孟子注意的是强调不同于禽兽的这个“几希”，把这个“几希”的道德感发挥出来，就可以把人性中坏的一面化掉。所以儒家相信修身，内圣外王，认为通过道德的反思，精神的修炼，可以净化这个人；有这么一个净化的人，可以把权力交给他。修身的人净化了，于是权力也可以净化了。

崔卫平：您在书中表达的是，人可以修炼，但是修炼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一个人不可能修炼得完美无瑕。这就需要对于人性中的罪孽与堕落，始终保持警惕。

张灏：但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在这方面的警惕不够。认为人可以通过道德转化，变成圣人；一旦变成圣人，把权力交给他，就会对于外在的世界作一个妥善的安排，于是天下太平。这是儒家主流的看法，朱熹他们就是这种看法。

崔卫平：经过修炼，即使有人真的变成了圣人，但是一旦他接触权力，还是有可能倒回去，退回到修炼之前的状态，甚至还要厉害，因为权力这个东西本身就具有腐蚀性。

张灏：你这个讲得太对了。一旦拿到权力之后，人就会变。所以，中国圣王观念没有防备这个。没有把这一点的认识考虑进去。一个圣人，他在掌权之前是个圣人，但是掌权之后就很难说了。你看我们生活中，只要稍微有一点权的人，他那个样子就不同。我们从小在台北，到了区公所，一个小办事员，你只要求他办一点事，他的脸色就不好看。所以英国人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有人说，这句名言，抵得上政治学一千本书。其实中国有些传统知识分子如晚明黄宗羲、晚清谭嗣同，也认为“人祸”之惨烈未有超过“君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