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恶与极善
崔卫平:有人说,儒家的文化中也有许多民主思想的根源,从中可以生长发展出现代民主的格局,您怎么看?
张灏:儒家思想中有一些观念是可以与民主思想接榫,但并不代表说,儒家思想中有整个民主观念。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中对民主观念里防范权力中毒与泛滥成灾的警觉是很不够的。不错,这并不意味儒家思想中没有“恶”的观念,荀子的性恶观以及儒家的忧患意识都蕴含对恶的警惕,但诚如方才提到,儒家认为人间的罪恶可以透过个人道德的修为与净化去克服与解决。同样重要的是儒家缺乏“极恶”(radicalevil)的观念。
崔卫平:什么叫极恶?
张灏:所谓“极恶”,有两层意思。第一,人的普通弱点?如自私自利与各种贪欲?并不是人的罪恶的全部源头。在这些弱点的底层与人性的深处,有一种罪恶性是超乎人之常情常理之所能认识与想象,不是自私自利所能涵盖。例如二战时德国设立集中营?大规模地残杀犹太人达600万之多。这是所谓的Holocaust。你从德国人自私自利的立场就不能解释这种惊人的残暴。因为那时德国人处于战争状态?急需动员在集中营里的人力与物力,特别是关在集中营里的百万犹太人,用来做奴工?可以加强纳粹的战备,支持前线。因此,纳粹对犹太人的残暴不是出于自私自利?而是出于人性中更深层不可解释的东西。
崔卫平:如何来把握这个更为深沉的东西?能给它起一个名字吗?
张灏:这不可解释的东西,无以名之?称之为“魔性”。“文革”中也出现过?无法以自私自利解释的反常罪恶与残暴?也是可以证明人性中有“魔性”。但所谓“极恶”,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英文的radical有时也指谓fromtheroot,也即来自根源——也即恶在人性中是根深蒂固,可以把它压抑住?框住?甚至减少它?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根除?只要人还是人的一天。
此外,人性中的恶还有一个现象也应该注意,那就是现代西方哲人汉纳?阿伦特所谓的“恶的庸常性”(TheBanalityofEvil)。也就是说,不要以为罪恶只是那些元凶巨憝像希特勒那些人特有的问题,或者滥杀犹太人的只有那些纳粹德国人才干得出来,其实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可能藏着一个希特勒。另外,在价值崩溃,道德破产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罪恶已经习焉不察,可以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心去接受它,甚至执行它。君不见“文革”时,天真无邪的青少年可以把校长活活打死?纳粹集中营里的守卫可以一面听古典音乐,一面稀松平常地“执行任务”。总之,人的罪恶性是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必须正视它的层出不穷复杂多面性而有所警惕。
崔卫平:除了能够解释的“自私自利”,和不能解释的“魔性”,还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恶是通过制度释放出来的。当然它们根植于人性,但是如果得到制度的允许,在制度下畅通无阻,通过制度加以放大,其破坏性能量是可怕的。那样造成的破坏也是和个人的自私自利不能比拟的。
张灏:所以我谈恶,不是一般地讲人性恶,而是讲“幽暗”。这个幽暗一部分来自人,一部分来自制度。制度来自人的建构,但是它们一旦形成,便具有某种自己的势能,有它自身的动力,不完全由人自身所控制。有时候,制度也成了“幽暗面”的根源和极致。你看马克思讲“异化”的概念,就是讲制度如何使人变质。韦伯认为现代的一些制度趋势可以变成桎梏人类命运的“铁笼”(IronCage)。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韦伯的这些观点都含有相当的幽暗意识。
崔卫平:人创造了制度,制度反过来支配人本身,真是始料不及。这说明了对于制度的创制尤其要小心翼翼。否则它会像一个脱离了人控制的怪物,朝向它自己要去的毁灭的方向。
张灏:所以,我们要对人的阴暗面,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都需有一个清醒的意识。有一个随时的警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