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毛泽东与三反运动（三）

“打虎”战役的推动

对于毛泽东的不满，负责指导全国“三反”运动的薄一波自然心知肚明。其在1月19日就中央直属机关“三反”情况所做的报告中，一方面说明“已发现有贪污行为者为一万人左右，其中贪污一亿元至几十亿元者十八人，贪污一千万元以上一亿元以下者一百三十人左右。”一方面则特别指出：“这个数字，是远远落后于实际状况的。根据现在已经初步掌握的材料看来，一亿以上的，几十亿的大贪污犯，除上述十八人外，至少尚有四五十人。”“如果在这次运动中不彻底肃清这些大贪污犯，在运动高潮中他们暂时藏起来，一阵风过后，他们又会继续起来作恶。”故尽管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仍“决定重新组织力量，从二十日起至二十七日止，八天之内，对大贪污犯来一个猛烈的进攻。”

由于薄一波同时还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和华北军区政委，因此，他在19日当天还专门召集华北军区各部队各军区首长开会，具体部署下一周的“战役”目标：“集中力量捉大老虎”。其策略是：“（1）区别贪污、浪费界限，使有些领导同志下台，以便指挥作战。（2）摘除一些小的公私不分，占小便宜的人的贪污帽子，指出错误，不算贪污。（3）对自动坦白，酌情退赃，决心悔过，不再重犯，贪污款在一千万元以下，情节不严重的贪污犯，减轻或免予刑事处分，使之放下包袱。”进而“分配任务“，即“根据重点单位和已有线索由，各单位自报公议，于一周内交贪污一千万得多少人的任务，并力求超过”。

而层层分配打“虎”数字，也正是毛泽东这时用以突破“三反”发动瓶颈的一种办法。

1月22日，毛泽东在接到华北军区报告的当天即将其批转各地，并批示道：“华北军区一月二十二日报告很好，这即是中央的意见，请你们一体遵行。”同时，他又在给中南和华东两军区的电报中指示：“你们两个大军区（指中南华东）规定一月份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我们亦已同意。现在看来不妥，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编，全军不许有一人例外。时间照前通知延至二月十日。请你们至少每三天和各军区各军用电话通话一次，不要单靠电报。你们两大军区所属各军区和各军的三反报告，有许多单位劲头不足，空话太多，不能令人满意，请你们给以批评，严令他们限期检讨，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各大军区和你们清出的老虎都太少。像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军区系统估计至少有大老虎二百个以上，华东中南可能更多，千万不要让他们溜走了。望各大军区提出一个大老虎的估计数字告我为盼。（中央一级估计至少可以打出七十只大老虎）”

同一天，华北局还报来山西省委的“三反”报告。报告说明：不少运动开展不好的地方，不是因为领导干部官僚主义、麻木不仁，就是因为自身问题严重，有的一级党政领导人员已经堕落到“与资本家毫无二致”。对此，省委“由省委委员带头，推动各级党政负责干部向所属机关干部群众脱裤子，一次通不过，二次再来”；并派出得力干部，到落后的和问题严重的单位坐镇指挥，给群众撑腰，“必要时可采取非常手段，把那些障碍运动的‘石头’搬下来。”华北局对此高度评价说：“山西的经验再次证明首长勇敢“脱裤子”，层层带头检讨是发动群众的关键。对于麻木不仁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手面不干净的领导人，必须采取上下夹攻的办法，使之猛省，丢下包袱，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攻打敌人。对于毫无勇气揭发自己，而又无心对敌战斗的各级领导人，或则撤职，搬掉障碍，或则暂时不管（即令其自己离职反省），去掉累赘，以免耽误紧张的急迫的“打大老虎”的中心战斗任务。”毛泽东对此报告也格外欣赏，特别批示：“山西省委这个报告极好，务请同志们精读几遍，注意仿行，并在党刊上登载，使广大干部看到。”

经历过镇反运动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对于中央在运动中分配任务指标的作法早已熟悉了。因此，薄一波19日报告之后，再加上毛泽东的一连串批示，多数机关部队都迅速做出了响应。空军直属机关党委就报告称：“听了薄一波同志一月十九日在中直总党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后，二十日空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研究，廿一日上午召开空军直属机关积极分子会议，共一百七十余人，布置‘打老虎’的工作。”毛泽东在明确肯定该报告的同时，还特别告诫各地称：“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发展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订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例如中央一级，在一月十八日以前查出的一万名贪污分子（其中有很多人款数甚少，情节甚轻，迹近贪污，实际不能叫作贪污）中，只有十八名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至一月十八日，认为可以再查出五十名。最近两天又有增加。估计将来还有增加。这一经验务请你们注意，要向同志们指出，如果他们不愿意包庇大贪污犯，以致将来查出来（总有一天会查出来），自己要受指责和处分，就应组织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搜尽一切暗藏的大贪污犯而奋斗。”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三反”问题，谈到中央机关的打“虎”数字时，与会者明显地对原有的估计感到不满足了。眼见各机关打“虎”运动进行得热火朝天，原先打出70只“老虎”的计划已被突破，一些人已经提出“老虎”可能达到150只以上的问题了。毛泽东因此颇为振奋，随即在西南军区的简报上批示道：“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一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会上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绪的支配下，毛泽东明显地对那些数字大、比例大的报告格外欣赏。他这时就对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报告关于该部“一般财经管理干部中，有些单位暴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有贪污，有的单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的说法，非常满意。他明确批示：“这种认识是合乎事实的。”可惜，“从我手头已经收到的志愿军各兵团各军师有关三反的报告看来，有这样认识的还是少数，多数还没有这种认识。”事实上，“不仅财经部门有贪污，司令部政治部等部门也有贪污”。“必须从各级机关和一切部门中……坦白检举和检查出惊人的成百成千的中小贪污分子。”“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个大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这些大小老虎是资产阶级安置在我军内部的堡垒，他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凡说在朝鲜环境不可能有贪污的人，凡对清出一批中小贪污分子就认为已经满足已经胜利的人，必须加以批判。已收场者必须重来，一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两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他公开号召：“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为搜尽一切暗藏的大贪污犯而奋斗”。

毛泽东的三令五申终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中央机关已打出和认定能打出的贪污上亿元的“大老虎”，几天就达到400只。北京市查出上亿元的“大老虎”36只，已认定的40只，同时计划机关企业要打出100只，工商界要打出300只。华北局自然不甘人后，严令各地委及省属市委必须“做出打虎的具体计划，有必成数，有期成数，根据情况发展，还应追加数字。”以此来作为评定各部门领导人对“三反”斗争是否努力的标准。而华北军区在1月22日得到毛泽东的初步表扬后，“三反”斗争也是突飞猛进。其通过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打包查”，23日即打出64只大中老虎，“二十四日又捉住一千万元以上者三十七名，二十五日捉住一千万元以上者四十八名，五天共捉一百四十九名。”“连三反以来所捉大小老虎共二百八十八只。其中大老虎十二只，中老虎十八只（五千万元以上）。这些老虎的贪污款数（总数超六十五亿元），仅系根据它自己初步承认材料，将来挤干净时，有些小老虎必是中老虎，有些中老虎必是大老虎。”。报告并提出：“估计有一批真正的大老虎尚未捉到”，仍在组织力量进行突击。毛泽东对这一成绩也给予高度评价，不仅将其报告转发各地，而且批示各地学习其经验。称：“华北军区过去成绩甚微，经过严词督责，最近五天突飞猛进，捉虎甚多，令人振奋。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

眼见打“虎”数量节节攀升，毛泽东愈加相信搜“虎”正未有穷期。1月30日，华北局报告山西省一周捉“虎”48只，而他们认为，山西理应捉“虎”1000至1300只。毛泽东则表示：“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社会上即工商界中的老虎还不算在内。”华东军区报称计划打“虎”200只，毛泽东批示：“一个大军区不会只有两百多个大老虎，但第一次规定这样一个数目是适当的，以后可以根据认识的深入逐步追加打虎任务。”必须通过严格督促，不断追加任务，才能达成奋斗目标。东北局报告清出大小贪污分子16万余，计划在各级党政军机关及企业工作人员中打出“大老虎”500只，毛泽东复电说：“你们暂时以五百只为目标是适当的”，但“根据中央一级十二万人中就有四百大老虎的情况，东北全境各级党政军机关及企业的工作人员中可能不止五百只大老虎，可能一倍或几倍于此数”。

为了有利于乘胜追击，掀起更大的打“虎”浪潮，中共中央这时专门批准在北京召开了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中节检委主任薄一波、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都在大会上讲了话。会议当场宣布了公安部行政处宋德贵和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薛昆山等人死刑。毛泽东并且亲自审定和修改了薄一波的讲话稿，公开宣告：“只要贪污的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但只要能主动坦白或能立功赎罪者，则可根据具体情况，从宽惩处。

按照此时中共中央所定标准，“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党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利用职权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和索取他人财物，收受贿赂及假公济私非法取利者，就是贪污犯。”贪污上1亿元者为“大老虎”，贪污3千万元以上不满1亿元者为中老虎，贪污1千万以上不满3千万元者为小老虎，贪污1千万元以下者为一般贪污分子。但从毛泽东对薄一波讲话稿批改的情况看，“大老虎”的标准明显地有所变化了。在2月2日毛泽东批转李富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汇报会上的报告时解释说：“大老虎不限一亿元以上，富春报告中所说的六条都应算做大老虎。”这就是：“（1）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者。（2）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例如：将国家的二亿元物资偷卖给私商，自己得六千万元，实际国家损失二亿元，商人也赚了不少钱。（3）满了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主谋者不论个人所得是否满一亿元。（4）贪污在五千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5）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的，或利用职位自肥的，不管本人得钱多少，但国家损失在一亿元以上者。（6）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元以上者。”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清查资产阶级安插在我们政权内部的“经济内奸”的同时，还要注意清查“政治内奸”的问题。说：“跟着清查经济内奸的发展，必能清出许多政治内奸，有些经济内奸本人即是政治内奸，务请同志们注意这点。”

而这时有关基层贪污问题的揭露，更使毛泽东对各地目前的打“虎”计划感到不能满足。如“平原省武陟县机关已初步清出一千万以上的老虎十八只，其中有一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该县继续搜捉，还可能超过此数。”“根据河北省香河县九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占村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少者占百分之十三，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三，九个支书中七个贪污，九个村长中八个贪污，其中有一个村干部独自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是个小老虎。”故毛泽东要求各地对此高度重视，强调：“凡说县一级无老虎或很少老虎的，应即以武陟县的证据驳倒他。”“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的（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

上述“大老虎”标准的改变和查“虎”线索的扩大，自然使毛泽东相信老虎的数量应该更多。因此，他这时不仅对打“虎”计划数字小的地方和单位严加批评，而且又开始按照镇反运动的经验，根据人口比例来检查各地打“虎”数字和分配指标了。

2月4、5两日，毛泽东接连批评中南局和华南分局“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分配数目太少，不合实际。如“广东军区系统包括海防和各军在内至少有几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们只分配该军区大老虎二十只，中小老虎一百八十只，这是完全不适当。”批评“重庆只计划捉二百几十个老虎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批评山东分局“对下面督促不严，没有批判干部中对大贪污分子认识不足的右倾思想”，“打虎无成绩”。“像山东这样的大省，有党、政、军、民、学五个方面，有十几个大中城市，有很多分区和县城，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而山东至今“还没有做出全省包括县以上党、政、军、民各系统的打虎预算”。

与此同时，在批转华北局关于停止河北省委委员金城、省军区司令员王光华党内外一切职务限一周内做出彻底反省再行议处的通报时，毛泽东写道：“河北省（不包括京、津两市）人口三千万，规定打小虎二千三百只，大虎二百只，这是适当的。请各省按人口及其他特点规定自己的打虎计划。目前的特点，正像镇反初期同志们对于反革命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一样，是对于大贪污分子的存在估计不足，就是说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必须不断地给以批判，才能克服此种错误思想。其严重者须由各中央局、分局和军区党委做出单独的决定，如同华北局对河北省委所做的决定那样，并且要迅速、不要迟疑不决。”

同一天，对薄一波、刘澜涛报告华北区准备二月份内捉虎12万只的计划，毛泽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对东北局的打“虎”数字提出了疑问。他在批转薄、刘报告给各中央局时写道：“你们这个报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至很高的程度。你们计划在二月底全区捉大中小老虎一万一千多只，还只包括县以上的，不包括县以下的，只包括党政军民学内部的，不包括工商界的。华北没有政府，华北军区系统也不如有些军区那样庞大，尚能捉虎这样多，其他大区，应当更多。东北局二月一日来电说：“东北地区的老虎估计会不少于两千”。这里未说明老虎的大中小。如包括大中小老虎，则数字太低，东北当有大中小老虎二万只以上。……总之虎数增多，证明认识进步，信心增高，劲头增大。”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时对比例数相当重视，对单位性质，即有无大批管钱管物部门的情况，却不特别看重了。比如，2月4日，毛泽东明确批复中南军区的计划说：“中南军区委二月一日电所报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一百零六只，小老虎三百五十七只，我们认为是适当的。”但当中南军区6日报告全军区除直属机关部队外，还准备打大老虎107只，中小老虎1100多只时，毛泽东却批评其“计划太小”，称“大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即不是一百零七只而是五百多只。中小虎不是一千一百多只，而是五千多只。这个数字可以包括大军区直属部门在内。”原因就是，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和军区其他所属部队的人数比例，是1：5之比。

除了重视比例以外，毛泽东还格外重视政治宣传攻势的作用。2月6日，薄一波报告称：自2月1日北京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之后，中央各单位捉“虎”的数量就迅速增长。“二月一日前共捉大虎一六一只，二月二日到二月五日又捉住一百一十四只，四天以来每天平均捉大虎二十九只。群情甚为鼓舞。……大贪污犯不反攻了，嫌疑犯不“对口”了，有些小贪污升级为大贪污，案情大，牵连广，一窝子一窝子的大贪污犯开始而且普遍露头了，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小集团也开始暴露了，更大更多的贪污犯在今后十天内将大批大批地就网。”中央机关已经决定将大老虎的数目从原定400只，增加到700只。虽然报告提出，中央机关此时成功的经验包括“四查”，即“查经济、查人事、查账目、查资料”；大胆使用非党积极分子和民主人士，使用已经缴械投降的“俘虏”，以及大贪污嫌疑分子的家属；和实行“专案、专组、限期破案，包打老虎制”，但是，毛泽东显然看重的主要还是公审大会的效力。他在转发薄一波的报告时批示：“请各中央局考虑在二月按期仿照中央一级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办法办，审判各大行政区一级的数名大贪污犯（一亿元以下的中小贪污犯暂时不要审判），其中有判死刑的，有判死刑缓期的，有判长期徒刑的，有判短期徒刑的，有判徒刑缓期的，有判免予处刑的（此项须给行政处分），藉以推进打虎斗争。”

毛泽东这时推动打“虎”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拿各地各单位的打“虎”数字相互比较，以大促小。如华北军区所属六十六军报告称：确定“打虎预算为二百二十只，内大老虎二十二只。截止二月六日，已打虎一百四十一只，内大老虎四只。”毛泽东得报后即批示：根据六十六军的打虎预算及已得成绩，华北军区原定打虎预算必须重做。“各级军区和各军打虎预算和打虎成绩不及六十六军的，须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其负责人一定有问题，不是思想右倾，或方法不对，就是自己是贪污犯。”2月7日，李富春报告中财委系统“至昨六日止已打出大老虎一百五十只”，“中财委及财经各部共十五个部门，共同拟定在二月底以前必成数为三百十八只，期成数为三百七十九只，在二月十五日以前定打出二百只（即七天内再打五十只），大家劲头足，信心高。”毛泽东见报即批：“如此预算，我认为中央一级可期成七百五十只”。

鉴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许多地方和单位自然也就见风涨。如东北局，1月26日预计打“大老虎”500只，因受到毛泽东批评，2月3日即跃升至2000只了。随即发现仍比不上华北等区，仅三天，即2月6日就再涨一倍，定为4000只。终于在9日得到毛泽东的夸奖，称其“计划打大虎四千只，中小虎二万五千只，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要求“各大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又如华东军区，1月下旬预订捉“大老虎”200多，被毛泽东批评，2月1日涨为500只，7日更涨至1000只，成为全国各大军区中最高预算数，因而受到毛的表扬，并号召“各军向华东军区学习”。

当然，即使在大区和大军区中，也有在数字上始终表现得比较谨慎的。如中南军区“三反”运动发动之后，就一直没有能跟上毛的步伐。以至于毛泽东“觉得中南军区动作稍缓，即于元旦凌晨两点起草复电，要求他们对运动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对来电不妥之处作了修改，派专人连夜乘专机将修改稿送到，以引起中南军区的高度重视。”但直到1月22日，中南军区所属各军区和各军的“三反”报告，仍旧不能让毛泽东满意，被批评为清出的“老虎”太少，“劲头不足，空话太多”。2月1日，中南军区鼓足勇气，上报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106只，毛泽东虽予以肯定，但认为还是一个初步的预算，以后还需要随时追加。至2月11日，鉴于华东军区打“虎”预算突飞猛进，中南军区的打“虎”数字再度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明确电告中南局并规定数字称：“中南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华东局八日电告不包括区、乡、军队和工商界，单是县以上党、政、群及财政企业打大虎五千，中小虎二万。另外华东军区打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由此看来，你们最近规定打大虎三千，中小虎二万，还是低了。军队方面，必须和华东军区看齐，打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以上，并迅速分配下去。地方应增多少，请考虑再告。”尤其属中南军区管辖的华南军区，直到这时，对打“虎”数字仍是缩手缩脚，更是让毛泽东很不满。他同样亲自规定了打“虎”数字。电称：“华南军区二月九日电，规定打大老虎四十，中小虎八百多，这个数目少了十倍，像华南军区系统有这样多的大小单位，至少应打大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

鉴于中南、华南两军区始终跟不上中央的步伐，毛泽东甚至下决心派公安部长罗瑞卿亲往武汉和广州，督导中南局和华南分局的工作。果然，罗瑞卿到后不久，中南局就于2月13日一鼓作气地把打“大老虎”的数字提高到了8000，把打“小老虎”的数字提高到了4．2万。对此，毛泽东满意地表扬说：“这个大虎八千，小虎四万二千余的新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高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比过去所设想的计划接近于实际”。但他又转过来拿这个数字来对比其他地区和单位了，要求各中央局都参照中南局的新数字，“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

不过，中南军区这一天所报的打“虎”数字，毛泽东还是不能满意。本来，根据人数比例，参考华东军区的数字，中南军区努力把打大老虎的数字提高了数倍，达到800只，华南军区也努力把打“大老虎”的数字提到了183只。但这与毛泽东规定的数字，即中南军区1000只，华南军区四五百只，仍不相符。何况，仅几天时间，华东军区就又把打“大老虎”的数字从1000只提升到了1600只。结果，中南军区和华南军区的数字报上来，毛泽东还是严辞批评。称：“你们军区打虎预算据中南局最近电告增至打大虎八百，这比你们过去的数字是增大了，但和华东军区的一千六百相比，仅及其一半。实际上华东军区大虎将来可能打至二千五百至三千，你们基本上应与他们看齐……特别是华南军区系统可能打大虎一千以上，中小虎数万，而他们定得很低，勇气不旺。”

运动的结束及影响

毛泽东给各地规定打“虎”数目，各地又是如何具体消化分解的呢？这里可以华东区的报告来一窥究竟。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华东局也是一次次提高打“虎”数字，2月8日最终确定不含军队、学校、工商界和区乡一级，要打“大老虎”5000只，中小“虎”2万只。华东局创造了这一各大行政区“最高数字”，即分派任务给各省市地区。具体分派指标如下：“山东四千三百只（内大虎八百只，中小虎三千五百只）；浙江三千七百只（内大虎七百只，中小虎三千只）；苏南三千一百只（内大虎六百只，中小虎二千五百只）；安徽三千二百只（内大虎五百只，中小虎二千七百只）；苏北二千七百只（内大虎四百只，中小虎二千三百只）；福建二千一百只（内大虎三百只，中小虎一千八百只）；上海三千五百五十只（内大虎七百五十只，中小虎二千八百只）；南京七百五十只（内大虎一百五十只，中小虎六百只）；华东直属机关一千六百只（内大虎八百只，中小虎八百只）。”毫无疑问，具体到各个省市地区，自然也是一样将自己得到的打“虎”数字进一步向下分派，最后分摊到具体单位或部门的头上。

至于每一个领受到具体数字的单位或部门，其完成任务的办法也是大同小异。即是首先“采取经费站队（用了多少钱？用在那些方面？），经手人站队，关系人站队及有关私营厂商站队（跟那些厂商有过多少交易？），再联系其他因素（去查本人出身、社会关系、生活收支情况、平素表现、是否兼营工商业等），加以对照分析”，查“虎迹”，找“虎窝”。一有线索后即专人专案，或交专门的打“虎”队，包查包打，开始全面内查外调，包括检查账面、单据、进货、质量、仓库存货等。同时对嫌疑人“实行隔离、封锁，切断其一切内外联系”，并“采取大会压、小会挤、内外追、个别谈、领导开导、家属劝说、反复对证等方法，使‘老虎’无喘息、通气、招架之余地。”很显然，由于不少部门和单位，有贪污行为者达半数以上，中共中央专门下令解除占整个贪污分子90％以上的小贪污分子的顾虑，将那些贪污在50万元以下，情节不严重，又能彻底坦白，保证不再重犯者，一律不按贪污分子看待，并免除其行政处分，使其轻装上阵，参加打“虎”，对运动帮助极大。因为，出于感恩戴德或戴罪立功的想法，这一部分人多半都能够在打“虎”战役中充当积极分子的角色。

但是，由于“老虎”的数字来自于上级的估算，甚至是相互攀比层层加码的结果，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严重脱离实际。同中国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都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此举更是给一些人打击报复、诬陷栽赃自己的仇家，大开了方便之门。甚至有些人因响应上级号召，检举有贪污嫌疑者，自己反倒被打成贪污分子，蒙受冤屈。而把诸多不是“老虎”打成“老虎”，把“小老虎”打成“大老虎“，更是不能不诉诸于“逼”、“供”、“信”。其实，打“虎”斗争刚刚开始，毛泽东就注意到一些部队和地方在搞“逼”、“供”、“信”了。他为此还专门发出指示，要求“打虎必须从算账入手”，不要“专去逼供”。打“虎”进入高潮后，各地也先后提出过“防止单纯逼供不择手段”的问题，甚至提出过“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的主张，对此毛泽东也表赞成。但实际上，不要说对非“老虎”者，就是对诸多算得上“老虎”之人，要在那样一种压力之下，又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要想不利用“逼”、“供”、“信”的办法来达成目的，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注意到这种情况，因此，毛泽东对此的态度也多少留有余地，即“必须从算账入手”，不要“专去逼供”。

以华北军区某军打“虎”战役为例。该军因为要在打“虎”斗争中争荣誉，下达打“虎”任务时特别强调各团之间相互比赛，看谁打出“老虎”最多。结果有的团号召党员互相怀疑，带头坦白，结果是没有贪污的党员，也说贪污过几百万，以示党员“示范作用”。有的团对怀疑对象打、骂、捆、冻，指数问供，只要贪污数字，不管有无证据。有的团更是使用车轮战，并上肉刑伺候，两天就搞出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20多人。如察哈尔省天镇县以区为单位，为找嫌疑，打“老虎”，把干部集中在一个院里吃饭睡觉，紧闭大门，一律不许出入。街上还布置了警卫队，一碰上区干部便端枪逼问，严禁信件往来、打电话和会客。又如山西富农滩煤矿为打“虎”，创造出“软硬兼施”战术，其中“硬”的办法就有17种之多。包括“（1）一律不准出门；（2）戴布条（蓝布条可自由行动，红布条在院内活动，白布条不准出门。据八十人统计，戴蓝条的仅二十五人，戴红条和白条的有五十五人）；（3）大会斗争；（4）不准睡觉（反省）；（5）用棍顶下颚（迫其不能低头）；（6）罚蹲（一直到腿酸也不准动）；（7）通宵罚站；（8）坐反椅；（9）跪板凳；（10）头抵墙；（11）头顶碗；（12）两手举木棍；（13）不坦白不叫上厕所；（14）变相的打（指头、扭耳）；（15）上‘临时法庭’（设一二审判员，由总支或保卫科长担任；三四个武装队员，曾审讯过六个人，这六个人都在‘法庭’上被捆过）；（16）捆；（17）手铐加木塞。”

虽然一般情况下“逼”、“供”、“信”问题中央比大区好些，大区比省好些，省比地、市好些，地、市又比县好些，但上级单位其实也一样存在“逼”、“供”、“信”，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如华南财委各机关就同样存在肉刑或变相肉刑的现象。据报，“由于老虎顽固不化，拒不坦白或再三反供，群众激愤，对贪污分子施以打骂。如物管局斗争走私老虎方兆辉时，竟至打伤其面部，领导阻止不了。有色局平时常罚老虎跪地，在斗争顽固到底之黄敬文时，个别群众把他绑起。商检局斗争破坏商检政策之简建贤时，要他跪凳跪木条，手上还要举木凳。”

如此打“虎”的结果可想而知。运动高潮之时，“老虎”的数字扶摇直上，到处报捷。同时，众多被冤打者，亦痛苦难耐，不少自寻短见。等到运动转向定案和结束时，则大批“老虎”翻供，很多材料无法核实。比较典型者如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在打“虎”高潮时，因打“虎”队手法简单急燥，依靠肉刑甚至用火筷烙手，以致自杀者即有9人，“其中上吊者五人，刀割者三人，跳楼一人，已死者三人，未死者六人。”上海及华东在沪一些单位因使用“逼”、“供”、“信”办法，仅在3月13日至23日10天的时间里，就造成60人自杀。四川江津地区打“虎”期间使用吊打和肉刑逼供，造成58人自杀。淮北盐特区“全区参加‘三反’运动的共有九五五人，遭受肉刑者即有二一八人，肉刑和逼供信花样多至一二五种，残酷程度骇人听闻，不少人被打得死去活来，被打伤致死者二人，自杀五人，共死七人（其中被株连而死的群众五人），自杀未遂者十三人，打伤甚至终身残废者十九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青岛市的“三反”打“虎”战役，大搞“逼”、“供”、“信”，“据全市不完全统计，打死与自杀已死者达一百七十二人。”仅青岛纺管分局、四方铁路机厂、港务局、对外贸易局、卫生局等五单位就有54人被打死或自杀，另有50人自杀未遂，还有26人被打致残。“在这一百零四起案件中，大多数既无贪污又无政治问题，而工人及其家属和警卫人员则达六十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