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毛泽东与三反运动（二）

毛泽东力排众议

“三反”运动的部署刚一下达，中央各部就率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报告。据中央财政部、中央贸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轻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根据已经掌握的部分情况初步估计，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贪污者“一般是新干部多于老干部，下级多于上级，但严重程度是上级严重于下级。”贪污的方式，有“出卖财经情报（如将税率变动、物资底价密告资本家）”的；有“勾结私商盗卖国家资财”的；有贵买贱卖从中谋利的；有“侵吞公物，监守自盗”的；有“造假帐目、假单据”的；有“大斗秤入小斗秤出，开税票大头小尾”的；有假借职位“敲诈勒索”的；有“受贿赂，吃回扣”的；有“报假账，吃空额”的；有“公私不分，损公肥私”的。更多的则是“造假预算、搞两套帐、打埋伏、虚报开支、下级套上级、损大公肥小公、以及藉口‘改善生活’挪用公款等”等行为。

自入城以来，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党的各级干部会在金钱和享乐的巨大诱惑面前打败仗。一下子看到各级机关中竟有如此多的干部贪污受贿，损公肥私，自然让他颇为焦虑。

12月8日，毛泽东答复福建省委办公厅的询问时，严厉地表示：“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并且一样的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犯贪污的占全体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几，轻者重者最重者又占百分之几），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他并且表示：“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这个时候摆上毛泽东案头的各种报告，已经够得上触目惊心了。除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外，其他较典型的案例有：

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干部百分三十强。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泾阳县有七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撤职。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的，如渭南分区副司令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

华北局报称：“天津一个公安分局（全市共十二个分局）因受贿而被释放、取消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六百七十四人，其中有十九名特务分子。这个分局的干部、警士受过三千五百一十四户商家的贿赂。”

中南局报称：“江西金豁县外派干部二十六人，即有十五个贪污，十一个因此脱离革命逃亡回家，遂川县外派干部五十八人，只二人不贪污。”

河北省报称：“石家庄市整风审干中查出两个干部即贪污三千万元，军区一个团十个连长中有八个贪污。”

甘肃省委报称：“武都税局长冯俊明领导干部七人集体贪污受贿。兰州市税局三百零九个干部五十七人贪污。天水专区税务干部百分之三十点九贪污。平凉市税局八十八个干部有四十个贪污。省粮食局运输公司一百八十个干部，八十一人贪污。酒泉专区粮食局八个县的干部有二十五人贪污。永登县粮食局十五个干部集体贪污。……海源县书、县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领导四十个干部集体贪污反革命财产。”

由于这时的报告大都表示对情况已基本掌握，对完成中央部署的斗争任务信心满满，因此，毛泽东这时对开展“三反”运动的难度和发展前景，亦多少有些估计不足。考虑到原定1952年各项任务都很艰巨，他在12月22日和24日甚至接连批评了那种准备花几个月时间和集中全部力量来突击进行“三反”斗争的意见，说：“有些同志认为发动这个斗争很不容易，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结束，这种意见不甚正确。”“就一般情形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特别是一般的浪费现象，就一个机关来说，从调查、研究、批评、检查到定出新的制度，停止浪费开支，大约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够了。许多机关已有这种经验。也不是停止一切工作不做，专做三反斗争，而是和各项工作结合，特别是和整党整风工作结合去做，三反斗争就是目前整风的主要内容。”

但不过几天时间，随着报来的贪污案例越来越多，毛泽东明显地沉不住气了。注意到贪污问题如此严重，“有些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坏”，共产党已经走到变质的边缘，一些党政领导人对运动却仍不积极，这让毛泽东的态度再度发生了变化。他先是在30日批转西南军区党委会关于三反斗争简报的批示中，要求各大军区都应按期编发关于三反斗争的每周简报，一月四次；接着又在当天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示，要求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省市一级共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对所属单位的“三反”运动，“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四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对一切态度消极的党政领导人“限期（例如十天），遵照中央决议，认真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否则即须撤职。如果本人有贪污实据，还须开除党籍，严重者须送法院惩办。”

31日上午，毛泽东并召开会议讲话称：“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说党不会变质，只有进行三反这一条下才有可能。如不进行三反，一样可以腐化。过去在山上看不见，一到城市就看见了。要进行三反，马克思主义才灵，不进行三反，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八个条件都不灵。有些人不进行三反看不出来，镇反中有些人也看不出来，有些公安人员对五种敌人的斗争是坚决的，但就是贪污腐化，如卜盛元、刘青山（镇反有成绩，还出过国）。过去整党整风只是整坏人，不整好人，这次是坏人好人一齐整，好人整得更好。……有多少反多少，开除四百万党员还有一百八十万……在所不惜。过去看联共党史，看见大批开除党员，当时了解不深刻，现在才体会到这一点。只有这样党才能健康。”有人问：怎样算是达到标准？毛泽东明确讲：“就是‘发烧发热，上吐下泻’，否则火力不够。”“办法就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比作战还紧张。还有就是限期发动，点名反省，放手发动群众，成绩就是要交数字，要大的，越多越大越光荣，应有尽有。”毛泽东当场问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所有机关都有大老虎，党中央机关就没有？”你敢写保证书吗？杨当即答应交出50个。毛强调：“出大虎的地方是那些有金、木、水、火、土的地方（水主要是指轮船运输，火指油、电料，土指建筑工程－引者注）”。但同时也说：“安子文同志等地方，的确是清水衙门，但也不忙做结论，看看再说。”

当天下午，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党、政、军、团、群等机关处长级以上数百名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由薄一波和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兼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的安子文出面宣布：中央所属各部门，限期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和坦白，1月11日必须向中央交出合格的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不管什么人，部长、局长……官僚主义、手上不干净的，一律撤职，撤职后不给饭吃。”薄一波并当场宣布对军委技术部部长戴镜元、中央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张文昂和重工业部局长陆达“撤职查办”。各单位与会负责人“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32]

1月4日，结合中央财政部的“三反”情况报告，毛泽东向各中央局及分局等各级党的领导部门介绍了中直总党委12月31日动员大会的经验，说明：“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十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一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各地也应一律照办，“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中央委托薄一波用电话与负责同志直接联系，“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

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三反”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动起来了。北京市甚至率先把运动推向了对腐蚀干部负有重大责任的工商界。据报：“在一个多星期中，各行业开会已达三千一百二十五次。……现在公务人员和公营企业员工中，已有七千余人坦白了有贪污或占公家小便宜的行为。其中贪污公款在一百万元以下者七千一百七十一人，一百万至五百万元者三百六十二人，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者三十一人，一千万至五千万元者三十三人，五千万至一亿元者三人，一亿元以上者二人。工商界已有一千六百五十九户坦白并检举了二千九百二十三人有贪污或行贿行为。”由于扩大了斗争范围，北京市委发现“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在公务人员方面，有各种侵吞、盗窃、骗取公家财物、吃‘回扣’、吃‘底子钱’和贪占公家小便宜的行为；有私设工厂、商店、假公济私利用公家各种条件图暴利的变相盗窃行为；有利用职权地位敲诈勒索，占老百姓便宜的行为；有各种接受贿赂、勾结包庇商人盗窃骗取公家财物的行为；有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浪费和违犯制度、化大公为小公等行为。……贪污现象最严重的是税务人员（已坦白者约占总人数百分之四十）、合作社人员（已坦白的约占总人数百分之十七）、贸易机关和各种采购人员。敲诈勒索的，主要是公安部门的下级员警，敲诈对象主要是被管制分子和反动会道门道徒等。”“有些市民对若干派出所尚有顾忌，因而不敢检举。我们已决定把作风不好的所长集训，并号召有贪污勒索行为者坦白。此外，为了便于群众检举，在全市设接待站和检举箱，并派妥人负责。”对于不断引发贪污现象的各单位的机关生产，已决定全部统一管理。

对于北京的这一经验，毛泽东当即批转各地，要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藉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来看待。此种部署应当是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同时进行，领导机关和法庭密切配合，报纸和广播则大力宣传，并注意组织机密消息的内部通报。”

明确把“三反”斗争与打击资产阶级的问题联系起来，并且宣称资产阶级三年以来一直对中国共产党“猖狂进攻”，而且强调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这就使得这场原本旨在清理政权内部贪污分子的斗争，变成了一场带有你死我活性质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对形势的估计自然会愈加严重，任何没有把自己所在地区或单位的贪污问题提高到如此高度，或估计不够严重的报告，都不免会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任何在报告中说贪污情况不甚严重，贪污人数少，款数不多，都是不真实的。“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的报告欺骗了”。凡是下级机关的反贪污斗争比不上中央机关的，“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毛泽东并以集宁军分区和遵义军分区的报告加以对比，批转各地道：我们“不愿意看那些好像太平无事的报告。集宁军区只说了浪费和生活腐化，还没有提到贪污事件。像一个军分区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望各地严格注意，一切没有切实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部队，必须从头做过，做好了三反再做整编。三反一天没有做好，即一天不准进行整编。”“遵义分区这个报告比刚才转发的集宁分区的报告接近事实得多。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一个县，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在一阵风停止浪费之后，必须立即穷追贪污。不能自己解决贪污问题者，上级应即派遣检查组下去督追，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以此为标准，他再度断言：“各单位的报告，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这类报告应立即予以批判。”

这个时候，中共进城不久，许多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仅供给制和工资制并行就引发许多问题，更不用说从抗战时期带过来的各部门各机关用于为本单位谋福利的所谓机关生产及其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各级主管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和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等的问题。哪些算是贪污，哪些算是浪费，贪污浪费的政策界限如何，一时间谁也说不清。这种情况不能不极大地束缚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手脚，使许多人畏首畏尾。负责领导华东军区“三反”斗争的陈毅就报告说：“华东三反运动一月六日实行主席限期、点名、清查的办法，已大规模的开展起来。”但是，我们“深深感觉到各级领导人，特别是中级以上，硬是推不动。以前什么运动只要毛主席一喊便千唤万灵，而这次三反硬喊不起来”。根本问题就是领导人“一部分不干净，首先害怕”。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不管毛泽东如何号召放手“三反”，各地方及各部门领导人却还是纷纷制定标准，想要区分贪污浪费的界限，以避免乱打乱斗，使工作垮台。关于这一点，川南区党委的一个报告讲得非常清楚。它指出：各级干部中贪污现象非常普遍，但“县以下贪污现象比上面更严重，估计很多负责的县区干部要垮台。如何使三反与土改兼顾，如何使绝大多数干部得到挽救而不致垮掉，是值得慎重考虑的政策问题”。显然，这并非仅仅是县区一级的麻烦问题，同时也是许多上级部门所面临的问题。不对贪污、浪费的标准做出明确的界定，就难以使众多部门的领导干部洗清自己，站出来领导运动。

为此，华东局这时就率先提出划分浪费与贪污的四条标准，强调因经验不够或全无经验而造成的浪费，因制度未建立或在短期内无法建立而造成的浪费，和经过组织批准或决定的个人超支，以及机关生产在补助和提高集体生活方面造成的浪费，今后应加注意和改正，但对过去不必追究。只有“个人享受腐化、生活特殊及腐化性的挥霍，即是迹近贪污的浪费或由贪污而来的浪费，应特别加以审查和揭发。”

军委总政治部也明确指示西南军区说：宣布该军区后勤系统34％的人员都有贪污行为必须慎重。尤其是，“对于贪污行为和一般公私不分的错误行为，必须加以区分，并分别对待，不能把占公家的小便宜统统叫作贪污。”

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最终也不能不发布指示，说明：供给制干部超支，应分为个人超支和机关集体生活超支两大类。集体生活超支不能视为贪污，超支太多可视为浪费。即使个人超支，也应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合理的超支，为入城后必不可少的开支，不过尚无明文规定。这类超支如经过适当领导机关批准，则完全合法，如未经批准，只能认为组织手续不完备，不能认为浪费，更不能认为贪污。第二类为生活铺张浪费的超支，性质为浪费，不是贪污，应作检讨，并加改正。……第三类为接近于贪污的超支，应作严格检讨，立即停止这种支出，并接受适当行政处分。”至于较为普遍的化大公化小公的问题，应肯定为违反财纪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些是当事人有意违反财政纪律，有些是财政制度本身尚不健全，不能一律认为是贪污浪费。要确定各单位大公化小公是否贪污或者浪费，应根据小公的用途来决定。如果用途正当，这种错误只在财政手续方面；如果用途不当，则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属于浪费或贪污。”

对于上述种种复杂问题，毛泽东其实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应对准备。如中南局和华东局均报告说：目前机关生产和小家当十分普遍。财产很多，各部、处、科乃至地、县、区，层层都有，“大的拥有几十亿元，小的也有几百万元”，很大部分被用了在少数干部身上，“而且机关生产实际上与商业投机有联系，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看，小家当利少害多，需要有步骤地予以取缔。”毛泽东对此亦表示一时间难以解决，只能暂时“责成原机关负责管理，并不得抽动任何人员和财产”，等待中央研究出一个包括党、政、军、民在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不难了解的是，毛泽东并不主张给群众太多的框框和限制。他对总政治部对西南军区的批示就明确表示不赞同，理由是：“西南军区后勤系统清出百分之三十四的贪污分子是合乎事实的。目前的大多数机关部队的偏向是不愿或不知道认真去清查贪污分子。”他对西南军区报告的批示是：“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款数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将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全部弄清楚。”他再三告诫各级党委说：“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很多机关压迫民主，群众怨愤极深。有些机关官僚主义极为严重，领导者脱离群众，闹得不像样子。凡此一切，均须彻底揭发，才能解决问题。”至于许多基层权力部门反贪污可能造成干部全体垮掉，毛泽东主张：“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资产阶级堡垒不垮，我们共产党就要垮。牺牲贪污分子和牺牲党与人民，二者必居其一。”